彼人之肉,他人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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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说，上帝在第五日、第六日创造了鸟兽虫鱼和人类，后来，又用亚当的第24根肋骨造出夏娃。在基督教谱系的最源头，人类带着缺陷和原罪来到这个世界；数千年后诞生的进化论里，虽然人类的祖先被定义为高智商的灵长类动物，但自认为早已摆脱原始荒蛮的我们，却从自己祖先那滑稽丑陋的模态下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感。然而，面对基因链条最初始的一端，依然不能否认人类在生物层面上的不完美。事实是，我们比这个星球上的其它动物，只不过多走了一步而已。
圣经谱系与生物繁殖
无论在圣经谱系下，还是在进化论中，人类光临地球的时间都要晚于其它动物。只不过因上帝的特殊眷顾和进化论下更快速高效的衍进方式，人类才后来居上，成为了世界的主宰。那些原本逍遥自在的乌兽虫鱼们在人类文明形成后，或沦落为后者的生产工具、闲时家宠，或变为斗争对象、万恶之源。不论哪种角色，都免不了遭遇来自人类世界的嘲讽、改造、戏耍或憎恨。
即便在动物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也很少有人用真正平等的心态去对待那些或与自己亲近，或与日常生活疏远的动物们。在古代的东方和西方，人们对驯服动物乐此不疲，不论古罗马斗兽场中的老虎和狮子，还是中国汉代田园农家的畜禽，无不用“圈养”的思维来彰显对动物世界的征服欲望。
或许正是因为人类以主宰者的心态对动物存有先天歧视，才有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鸡肋”之喻，并在其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将这一概念抽象化，并推而广之。《三国演义》中，杨修妄自揣测“鸡肋”一词的意义，说曹操必将退兵，结果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之罪杀死。善于解构象形文字、自诩聪明绝顶的杨修陷入了文字游戏的窠臼，一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评价，若放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不仅会让“鸡们”喊冤叫屈，还顺便打倒了他身边勤劳智慧的女性同胞们。
杨修对“鸡肋”的妄言让其自食苦果，可若将这一历史典故进行类比放大，我们会发现，整个人类世界有时候也会犯个体杨修这样自作聪明的错误。圣经谱系与生物繁殖学，在关于“肋骨”的问题上，存在着“鸡生蛋，蛋生鸡”的永恒矛盾。在西方，圣经里说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出了女人，从造人之初，便将男女区别对待：在中国，若将杨修的“鸡肋”延伸开来，“鸭肋”、“粥肋”、“猪肋”，一切动物的肋骨恐怕都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杨修眼里，“鸡肋”的关键不在鸡，而在肋)。因此，人的肋骨虽然不能吃，可也是会遭到轻视能部位。
若将上述渊源综合起来，便有了如下定义：女人既然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便如“鸡肋”般可有可无。东西方古代文明对男女性别的差异看待，在一根小小的肋骨上彰显无疑。可回到生物学意义上，试问有哪个男人不是从女人的身体里诞生的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悖论。更有意思的是，在“鸡肋”之喻的演变进程中，这种“可有可无”的规律就像“鸡肋”的历史本义一样，成为人类既不能回避，又时常忽略的现象。
欲望的双刃剑
“鸡肋”现象代表着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它不仅存在于当下社会，而是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几乎成为了人类产生主观个体意识并形成文明体系后一种亘古不变的常态。“鸡肋”表明一种选择，一种个体生命介入世界的方式。既非义无反顾的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行尸走肉的消极无求。如若心如止水，“鸡肋”与“鸡腿”并无不同。因人心的欲望，“鸡肋”才会在味觉含义的基础上，衍伸出精神层面的终极困扰。哲学家德勒兹更是将人比喻为一台欲望的机器，它不停地运转，生产出贴着欲望标签的各种产品。谁让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自身基因中的缺陷呢，这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如果没有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欲望，人类又怎能在动物世界里后来居上，进化为统治这个星球的主宰?如果没有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类又怎能形成高于物质世界的社会文明’可欲望一方面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助推器，另一方面，又沦为自身不能克服的顽疾。
人类手握欲望的双刃剑向天地万物挥刀而下，劈出了隐藏在声色表象里的“鸡肋”。也有这样的人，比如四大皆空的高僧，圆寂后身体中留存的是一颗颗坚硬得烈火都无法溶蚀的舍利子，因为高僧不食荤，血液中缺少“鸡肋”的微量元素，身体内部构造才会让普通人讶异。在学者樊登看来，佛教理论里的“空”并非指“什么都没有”，万法皆空、非空、非非空，是一种境界，说明事物的双面性。快乐的法门就在人的自性里，就在生命的当下。如果个体能返观内照，承担得起，则乐自心生。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这样不被世俗欲念左右的高僧当属异类。因凡人眼中的无欲无求，所以可以于喧嚣世界中冷眼旁观，于不完美的客观本质里坚守心灵的完美境界。至于芸芸众生，却要在欲望的左右下陷入休谟和康德关于不可知论的挣扎中。
休谟认为，除了感觉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因果律是虚假的，仅仅是人的习惯，是大脑中的主观建构；康德却说，世界是可知的，但我们的知识仅限于世界的现象，关于世界本身(彼岸)，’则是不可知的。感觉之外的不可靠，实质是将人心之主观意念无限放大：世界的可知范围，在于人心需求的边界。无论休谟还是康德，对不可知论的建构，皆为人心欲念的佐证。
怀疑主义论证
“鸡肋”现象因人类的先天欲望而成为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常态，若要将它概括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共性现象进行探讨，则是十分艰难的事。西方怀疑主义哲学鼻祖皮浪的追随者爱那西德谟对于怀疑主义曾提出过十条论证，其中包括：性质的表象因感觉的差异而不同，并不具有固定性；人们的感觉和身体状况互有差异，同一个事物对一个人这样，对另一个人可能那样。因而对象不是客观的；主体因自身内部的不同状况变化会产生各种差异，比如色盲者看到的颜色与正常人是不同的：由于位置、距离和地点的不同，事物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没有一个事物能脱离其他事物单独进入感官，而事物与别的东西一经混杂就会发生变化……
怀疑主义哲学涉及人类解读自身和外在世界的方式，在对“鸡肋”现象的概括性认识上，我们可以从爱那西德谟的论证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两千年前的杨修认为“鸡肋”这一身体部位在味觉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换作今天的烹饪技术和饮食习惯，“鸡肋”反而是餐中上品。很多营养学家和美食家开始为“鸡肋”。根据科学研究，鸡肋肉营养价值为鸡肉中最佳。高蛋白低脂肪，尤其适合肥胖、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及病后调养者食用。并且，“鸡肋”在现代人的味觉系统里，其美味程度丝毫不亚于鸡腿。
对于“鸡肋”本身，古人和我们尚存有“性质的表象因感觉的差异而不同”，那么，“鸡肋”现象投射在不同个体的精神世界中，必然也会呈现出各色各异的样态。古代的平民百姓羡慕宫廷生活的锦衣玉食，在他们眼里，日复一日的清贫与艰辛，正是无可奈何的“鸡肋”生活，不满现状却无法改
变，只好混沌度日，得过且过；可深宫大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皇帝虽贵为天之骄子，万人敬仰，却深陷宫廷斗争，甚至被架空权力，徒有其名。对于像晚清时期的“倒霉”皇帝来说，黄袍加身不过就是一种“鸡肋”。“鸡肋”在宏观意义上的绝对性，并不能代替个体层面的相对性。用李银河的话说：“‘鸡肋’不是一个客观真理，彼人之肉，他人之毒。”
哈姆雷特式追问
循着爱那西德谟的论证来看待当今多元化社会里的“鸡肋”现象。将会获得更加清晰的微观认知。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个路人对街边的乞丐谆谆善诱，告诉他要去打拼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此劝诫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后者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的幸福感比前者差很多。也许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可以很好地解释“鸡肋”现象的个体本质：人和人之间的内心世界是不同的，对于幸福也有各自的标准。
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根本因素在于，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内心的幸福。有的人因物质的富足而快乐。有的人因精神的安详而喜悦，无论是对物质还是对精神的追求，都是人心之欲念的表现。欲望让人类变得不完美甚至矛盾重重，却不见得是坏事。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也有实现欲望的手段，“鸡肋”的参照标准同样是多元化的。学者胡光伟认为，在当今社会，不但要讲究“己所不欲匆施于人”，也要讲究“己所欲匆施于人”。“鸡肋是主观感觉的产物，我们不能评价什么是别人的鸡肋，或者什么不是。”我们能做的只是“一日三省吾身”，叩问自己，生命是什么样的，或者，生命本应该怎样。
然而，怀疑主义哲学也并不能作为探讨“鸡肋”现象的唯一标尺，暂时放下爱那西德谟，我们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人心之欲念虽纷繁复杂，不能概而论之，同一时代氛围下的“鸡肋”现象却带有某种共性。
现代人和古代人一样，终其一生都要和“鸡肋”周旋，但时代的发展让我们面对“鸡肋”时的状况与古人大不相同。不同的时代环境决定了个体与周遭世界的介入方式，导致“主体因自身内部的不同状况变化”而“产生各种差异”。在皇权社会的中国古代，平民百姓心中的“鸡肋”指涉于面对生活现状的艰难却无法改变的苦楚：在当代社会，普通人眼里的“鸡肋”更多来自于面对和未来相关的各式选择的困惑。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大问题。”现代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总是面临哈姆雷特式的追问：改变还是维持，这是个大问题。现代“鸡肋”的深层含义并非无从选择式的苦闷，而是如何选择式的焦虑。为什么要选择?盖因人们希望获得更大程度的幸福，满足内心更大程度的。选择的前提是，现状本身对个体意味着“鸡肋”。
现代人总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衡量某件事情的“鸡肋程度”。经济学上对“机会成本”的定义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机会成本小比较有优势。简单地讲，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更加简单地讲，指某人为了从事某件事情而放弃其他事情的价值。
人之本性在于趋利避害，面对选择，运用“机会成本”去追求更好的结果，原本无可厚非。然而，人具有理性的社会人格，也有非理性的自然人格。这种有限性的理性人格体现在选择的过程中，便会导致标准的简单化。我们的标准总是非此即彼的长短、粗细、多寡等等。一个人用两块钱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面包，看到别人用同样的两块钱买到的却是一个涂着奶油的大面包，因欲望造成的失衡便开始作祟，但要将自己买来的面包轻易扔掉，并不容易。饥肠辘辘下，只好一边盯着人家的大面包，一边心有不甘地用小面包填肚子。在食之无味和弃之可惜之间，“鸡肋感”随之而来。
重拾爱那西德谟
“机会成本”下的趋利避害，并不能让个体轻易做出摆脱“鸡肋”的决断。遗憾的是，即便依靠精确的得失计算，冲破万难，以置之死地之决心毅然丢弃“鸡肋”，所投奔的“下家”也并非一定是桃源仙境。“机会成本”并非符合经济学以外的所有事物，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如果把事物的利与弊一一列举出来，没有哪一件事物不是利弊均等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抵消了。”
现代社会下的个体机会选择，是否也如同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一般，总是在不断的选择中相互抵消?或许，这也是如此多的人选择维持“鸡肋”现状不愿轻易改变的原因之一吧。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对于“鸡肋”的认知似乎陷入了困境。现在，我们不妨把爱那西德谟请回来。
怀疑主义哲学让我们得出对个体“鸡肋”的判断见仁见智的结论，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鸡肋”是否真的成其为“鸡肋”，或者说，“鸡肋”是否真的“食之无味”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性质的表象因感觉的差异而不同，并不具有固定性”。
现代物理学的成果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爱那西德谟的理论。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惠勒在分光实验中提出的“延迟选择”结论表明：正是由于存在与反映之间具有主观缺陷与客观障碍这样的不利因素，才使得不同的丰卿对各自客观存在的反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并由此形成真实与虚假，以至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着真理与谬误。
将这一结论运用到对现代“鸡肋”困境的解读上，我们会意识到，倘若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一件事情既可以是“鸡肋”也可能是“鸡腿”。即便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如果以平和冷静的心态看待，用长远客观的眼光审视，或许“鸡肋”本身也有耐人咀嚼的价值。 “鸡肋”是否成其为“鸡肋”，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主观意志的判断。在浮躁迷茫的主观情绪下刻意区分出“鸡腿”与“鸡肋”，是现代人精神困惑的根源。
“鸡肋”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其蕴藏的胶原蛋白和钙质足可以熬一锅美味的汤，温暖那些或冰冷或狂躁的心。当然，把鸡肋熬成一锅营养汤，不是件简单的事，需要静心、需要时间、需要居安、不能折腾。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要平稳、谨慎、谦虚、精简、从容、自信。
圣贤有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不可以长处约，也不可以长处安。小人如若没有金钱财富，会因邪恶之念铤而走险：倘若得到了财富，也会欲望膨胀不可遏止，最终坏身。君子则无论在约还是在安都能泰然处之，居之安然。因为君子知道天命难违，只需尽人力而已。处于“鸡肋”焦虑中的现代人，如若理解了这句话，内心会平静许多。在书写生命的过程中，不妨秉承怀疑主义原则，将欲望引入一条安然的轨道，时刻自省。锻造心智，说不定可以将“食之无味”的“鸡肋”熬成一锅美味的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