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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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数字出版浪潮持续高涨，相关的学术论文数量也明显增加，主要议题集中在商业赢利模式、数字编辑实务、数字技术支持、著作权管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并开始出现特定地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专项调查研究。“现状一理论一对策”三段式的写作与思维模式较为普遍，业界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学界，更具理论深度和实用性。少数颇具理性思考与辩证思维的论文为数字出版研究的走向提供了参考路径。
关键词 数字出版 商业模式 数字编辑 数字技术 著作权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张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430072，深圳大学教师，深圳518000
2010年，国内数字出版持续快速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在数字出版政策方面打出组合拳，传统新闻出版单位高调进入电子书市场，数字内容提供商进军电子书产业步伐加快，手机出版发展迅猛，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不断加强，数字出版标准制定由民间自发转向政府主导，数字出版的产业体系业已形成，整体收入近千亿元人民币。
用“数字出版”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得到2010年有关数字出版的学术论文197篇(含行业信息52篇)，集中在《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出版参考》、《出版广角》、《印刷世界》和其他新闻传播类与印刷类杂志。参考业界职能部门划分和学术文献资料，可将获取的学术论文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论域：商业赢利模式。数字编辑实务、数字技术支持、著作权管理、人才培养以及地区专项调研。
一、商业赢利模式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本世纪初对全球出版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对传统技术范式的革命，而且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出版产业传统的商业模式。
尽管数字出版产业的收入增长势头强劲，但总体上赢利模式尚未形成，仅仅是在学术期刊、网络游戏、个别文学原创网站等领域有较好表现，尚不足以对传统出版产业构成颠覆性冲击。研究者认为，传统的专业出版社具备许多有利条件，诸如拥有基于知识结构的定制模式、有相对固定的消费目标、有独特的内容资源和较为知名的品牌、加密保护成本问题容易解决等，其数字出版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可从专业数据库、按需出版网络出版、在线教育和光盘等其他数字产品人手。基于长尾理论，数字出版应当从消费主义向参与性生产主义过渡，从混合型向纯数字型过渡，实现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销量，充分发挥各种推荐系统和搜索引擎的作用，帮助人们沿着一条既舒适又符合个人品位的道路从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
商业层面的赢利无论对于传统出版商还是新进数字出版商而言，始终是最关注的问题。那么，是否有一种成熟的商业赢利模式可供借鉴与参考呢?有学者将国内外已有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梳理为九种类型：专业期刊与图书出版模式、数据库模式、教育服务模式、电子书销售模式、移动增值服务模式、网络原创模式、广告模式、“用户创造内容”模式和按需出版模式。熊英、熊玉涛认为，提升客户的支付意愿是数字出版商业模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客户支付意愿的提高除了支付对象本身能给客户带来较高的使用价值外，还依赖于支付对象的公平性属性、便利性属性、排他性属性和竞争性属性等。熊玉涛从产业的角度将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即基于版本划分的收费模式、与硬件捆绑销售的模式、产业链横向扩张模式、捆绑其他产品合作促销模式和租赁／借阅模式。另有学者将我国期刊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分为内容赢利、广告赢利和服务赢利，并提出通过拓展个性化服务、利用交叉补贴模式、完善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创新期刊数字出版赢利模式。
但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数字出版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光明的前景、一种现实的压力、一种先进的代名词的同时，大家对于“数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的轮廓。传统出版社还没有找到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而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和盈利额却在飞速地发展。这是相关管理部门利益最大化和学界研究风气肤泛化的一种体现。
数字时代，传统出版业的组织结构、出版流程、交易形式、出版规则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对身处其中的出版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编辑角度来说，电子书是传统的编辑出书与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其编辑过程与纸介质出版物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甚至可以直接利用纸介质图书编辑成果。但当数字出版发展到数据库出版的时候，特别是在跨文本的情况下，其编辑工作就会与纸介质图书发生较大的区别。
技术是引擎、内容是核心、渠道是关键。业界研究者认为，传统出版业的图书编辑须掌握跨媒体技术的综合编辑能力，适应数字出版策划，处理好电子出版物著作权属关系，主动参与营销策划。同时，由于数字出版所具备的技术优势使电子出版物的个性定制成为可能，编辑在开展工作时要在读者群中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来提供内容，注意读者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变化、阅读时空的变化以及读者阅读能力不断提高的变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蔡继辉、高蝴蝶指出，数字出版环境下编辑的作用与价值在于，海量无序信息的鉴别者、传统“把关人”角色的延伸、个性化阅读需求的服务者、内容资源整合加工者和知识信息的数字化传承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伟国提出了一种数字出版的架构和编辑方式即金字塔知识结构数据组织。将工具书置于顶部，中间部分是研究成果，底部是原始资料，各部分可以细分成许多层次，在树状结构知识库的基础上通过横向知识链接而兼具网状结构。
宋永刚对传统图书数字出版稿酬计算方式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以广告或网站流量为主要赢利手段的数字出版模式完全不再适用现有的“版税”稿酬计算方式。可在原有的按版税计酬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图书个体作为定价单位的方式，将图书单件或打包销售，按照借阅次数计费；或者以图书内的某段内容为定价单位的方式，按照浏览次数计费，甚至采用与数字出版商“分成”的模式。
三、数字技术支持
一直以来，技术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电子阅读器在中国遭遇瓶颈，其原因非常复杂。一是缺乏高质量的图书内容，二是网络盗版使得硬件难以依靠内容盈利，三是产品自身缺乏突破性的创新。业界人士认为，现阶段影响电子阅读器普及的五大制约因素包括价格、可挠性、彩色、分辨率和尺寸。
中国手机用户即将超过8亿，手机用户远远超过任何一款阅读器。以手机为载体的数字出版产品是最新型的数字出版形式，但由于手机屏幕较小的局限以及当前手机硬件、软件发展水平的限制，手机数字出版产品的效果还难以与纸书、电脑媲美。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电子书、地图、在线字典、本地字典、在线数据库和在线阅读。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范霄剑、蒋齐提出，数字化技术条件下的多通道复合出版是传统报业整合新媒体业务、实现内容汇聚、快速模板化拼版和多种通道多载体内容的一条新途径。多通道复合出版系统融合采、编、发流程中新闻采集、内容处理和多通道三个层次的工作，对来自包括纸质媒体见报版面的多种格式内容原料进行智能反解与标引输出，形成统一的内容汇聚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快速内容制作与再加工业务，形成适应多种新媒体载体要求的格式信息，完成多接口、多格式、相兼容的多通道复合出版，最终实现新媒体数字产品“一次制作，多元”的目标。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的潘晓东认为，数字出版市场与传统出版市场一样，强调市场分工。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出版社在发展数字出版上偏重于电子阅读器的开发，偏离了内容提供商的本分。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出版单位积极建设自己的数字印刷工厂，同样与社会强调专业化发展与强调投资回报的理念相背离。
目前业界普遍认为，数字出版转型需要构建数字内容产品生成平台和数字内容产品发行平台。吴信训、吴小坤提出建构“中国数字出版公共(交易)平台”的设想。该平台以云存储技术为支撑，作为数字出版的承载平台，提供数字出版的工具，建立起一条各类数字出版的生产、流通和结算渠道，并实现多样化的终端。基于互联网的存储架构可进行智能的数据备份和分布式的存储，具有高度的安全性。采用智能传输技术，进行跨平台的网络传输，全面支持移动应用，实现多源点数据传输。作为结算平台，以安全可靠的实时结算技术手段为支撑，确保合作各方商定的合理且灵活适用的分成模式的实现，确保加入到平台中的各个实体的经济利益和版权维护。
四、著作权管理
著作权一直是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中最重要的元素，然而很多数字出版企业目前却处于版权困局之中。数字技术使海量知识传播成为现实，海量作品的海量授权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出版发展的难题。传统著作权授权模式无法满足海量授权要求，授权要约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著作权授权问题，著作权权利限制也不适用于数字出版产业。著作权使用需求增加，但著作权授权模式并未改变，形成著作权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积聚成巨大的产业法律风险。
目前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现存主要问题有：版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法律保护体系滞后以及缺乏有效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究者指出，必须完善著作权授权模式，协调著作权人、使用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一是要制定和完善权利保护与限制的平衡机制，二是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功能，疏通授权渠道，三是完善中介、版权等方式，构筑授权体系。
更有法律从业人士提出，没有哪种单一的授权方式可以解决全部授权问题，数字出版企业要按自建的商业模式，组合运用直接授权模式、间接授权模式和默示式授权模式等多重授权手段，才能最大程度地突破版权困境，减少版权侵权的法律风险。穆青在其研究中指出，数字出版单位可利用知识产权的特性，从专利申请、建立著作权保护联盟、商标战略、技术秘密保护等方面提供知识产权战略，提高著作权综合保护和管理水平。
五、人才培养
数字出版的流程改变了编辑出版工作和形态，目前我国传统出版业中积聚的主要为纸质出版物的内容策划、编辑加工和营销人才，数字化、网络化、媒体化程度较低，人才问题已成为实现数字出版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的短板。柳斌杰署长多次强调，培养一批既熟悉专业出版知识，又掌握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和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是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需要多个学科之间以及与出版行业、科技行业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对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有学者提出按照数字出版的出版与制作流程，建设数字出版专业的培养体系，设置前端、中端和后端课程，同时开设职业素质文化课程。数字出版类专业关键实验设备包括系统软件和硬件设备，常用设备和专业设备。另有学者认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滞后甚至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脱节的主要原因是受限于学科建设和专业审批管理制度，并提出从八个方面构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树立大编辑、大文化、大媒体的教育理念，二是尽快组建一支精良的数字出版教师队伍，三是增加并强化数字出版专业相关课程，四是数字出版教材建设亟待加强，五是大力加强学校数字出版实验室建设，六是开放数字出版基地和数字出版企业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七是导人数字出版专业竞赛和职业资格鉴定机制，八是加强数字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
北京印刷学院的学者们以数字出版专业建设中的探索与实践为例，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背景与意义、目标与原则、定位与特色以及方向与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数字化出版的特征分析，提出应按照数字出版人才需求的不同层次定位，构筑数字出版人才所需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包括人文社科基础知识、编辑出版专业基础知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知识和新媒体技术知识，使其具备数字编辑业务能力、新媒体运用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应用研究型复合人才和经营管理型人才。
浙江万里学院的程艳林提出基于出版流程训练的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改革的内容设计，包括以数字出版流程为内在逻辑的课程内容整合、以数字出版目标管理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和以作品质量为考核依据的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改革。
六、地区专项调研
学者们开始针对某一地区的数字出版产业或产业中的某一领域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是2010年数字出版研究的新动向。
黄孝章、张志林对北京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态势进行了研究，涉及数字出版物分类、数字出版产业链形态以及基本格局、数字出版人才需求和产业发展重点解决的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四川大学的李苓、陈方超、李润权针对成都市数字出版技术研发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包括网络期刊和电子书技术研发状况、网络游戏技术研发状况、手机游戏技术研发状况、动漫产业技术研发状况、数字音乐技术研发状况、手机出版技术研发状况和数字印刷技术研发状况等。
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公司总经理刘成勇在2010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曾用十句话概括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产业链条失魂落魄，传统出版首鼠两端，战略定位空中楼阁，统一标准望眼欲穿，版权问题怨声载道，文化安全内忧外患，商业模式路在何方，三网融合冷眼旁观，产业联盟同床异梦，行业管理任重道远。虽说如此评价似乎过于尖锐，但数字出版带来的不应仅仅是出版业的变革与转型、繁荣与发展，更应是学界实现理性思维与辩证思考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