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将“人”与“作家”分开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应该将“人”与“作家”分开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作为一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每一次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言都会引发热议，甚至演变为一种现象或事件。这位以德、英、汉三种语言著述的德国人，是最早关注并翻译莫言作品的西方学者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主编的杂志就曾发表过莫言的小说。

对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顾彬推崇他在上世纪80年作的中短篇小说，但批评他的长篇小说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过于注重讲故事，而忽略了对语言的锻炼——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对文学自身有更大的突破。

在接受《Lens》记者采访时，顾彬也同时承认自己的观念在不断调整，面对那些他所重视的肯定莫言的声音，他在反思自己的局限以及文学在当下世界的处境和意义。他说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是基于其精英化立场的。其参照系主要是西方经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他感到当下的世界和它的标准太过复杂，对美和秩序的追求陷入了困境。

顾彬批评当代中国文学的关键词是“语言”。他认为民国时期许多作家的语言水平是非常高的，既能在白话中糅合古汉语的优美，又掌握了多种外语，能翻译，也能用外语创作；而当代作家的语言能力萎缩了，不再具有曾经的开放性和包容力。

如果考虑到其出身德国的思想背景，顾彬的言论就很容易理解了。他曾经引述海因里希·伯尔的话表达自己何以如此注重语言：“德国在1933年-1945年间经历了12年与世界文学的断裂，其语言在这期间已被政治错误使用。我们的国人1945年以后根本不知道文学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我们应该重新学习语言，学习我们的母语和文学。”为此，顾彬充分肯定战后德语作家在语言上的探索以及对自身“语言牢笼”的突破。

与英美批评家相比，顾彬更容易理解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生了什么，文学又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宏大的、口号式的、粗暴的语言怎样渗透进文学乃至日常生活。因此，他认为中国作家也亟须向德国作家那样重新学习曾经美丽的母语，并通过了解世界其他语言来反思自己的语言，锻造优美的现代汉语。

面对中国当代文学，顾彬紧锁着他标志性的严肃眉头：“中国作家比他们的德国同行做得更成功吗？我有点怀疑。”

《Lens》：莫言得奖已经过了一些天，您也曾经表示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他的小说。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角度吗？

顾彬：我不喜欢总是重复我自己，我对文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整个德语国家的汉学界是歌颂莫言的，我是少数过去批评过莫言的人。德国记者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大，他们中有很多人和我有过同样的看法。但是，我应该重视别人，重视高水平的文人、作家、记者和同行，我应该回国，跟他们见面。我的标准、我的看法也许会变，我不太清楚。

现在我的想法有些矛盾，不是很清晰。

如果我们拿莫言和过去获奖的作家比较，从语言和虚构能力来看，他的水平可能会低一点。但我同时碰到另一个问题，比如海因里希·伯尔，他1972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我们都很肯定他，但是今天他没有读者，有人开始说他没有写过什么好的文学作品，他的德文差得很。他代表我们的良知、良心和我们的道德，但是，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社会问题，1989年以后已经基本都解决了。

另外，我们的问题或许还有，为什么是莫言？为什么不是贾平凹？为什么不是王安忆？很简单，莫言在日本和英语世界有最好的翻译家，他们语言很好、懂文学，他们知道译本怎样才能成功。如果他们发现作品中的问题，他们会找到处理的办法。可能英语的莫言小说译本比原来的中文小说好一点或者好得多。这些译者会坦率地告诉你，如果我们碰到乱七八糟的地方，我们会想办法，或者删掉。作者可以犯错误，但译者不能犯错误，因为译者之后还有出版社。

《Lens》：在莫言得奖后，围绕作家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争论。您怎么看？

顾彬：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从文学评论来说，应该将“人”与“作家”分开。写小说的并不是莫言这个人，而是莫言这个作家，是这个人内在的某一个声音，是这个声音开始书写。这种内在的声音会变化，出来的作品会不一样。

即便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有问题，也不代表他写不出很好的作品。比如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他是一流作家，但在政治上有问题，我们可以批评他的政治观点，但这跟他的写作没什么关系。

我估计很多作家嫉妒死了，所以他们找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攻击莫言，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Lens》：其实，中国的政治和文学的纠缠已经几十年、上百年了，到了当代，文学有一种被“边缘化”的趋向，反而让它与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莫言得奖之后，人们还是会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一个人。

顾彬：你说得很好。当然，文学可以思考政治问题，但如果像我们的和你们的“”那样用口号和政治的语言去写作，那文学就没有意义。莫言的小说里也有政治意涵（对政治的隐喻），那是很正常的，我的作品里都有政治。

《Lens》：您评价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主要是在语言的层面。而小说还有个叙事或者说讲故事的层面，语言能够完全成为它的标准吗？

顾彬：我是少数持这样看法的人。大部分读者希望看到故事，他们不想再看1945年以前不讲故事的作家的作品。对于我较为绝对的态度、认为写小说的时候不该只为了故事，也许我该重新思考。

《Lens》：如果在语言上进行更深入地探索，会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状况有更深邃入微的表现。

顾彬：对的。我刚刚提到的彼得·汉德克，他不讲什么故事，但是他的书仍然非常厚，他创造的是一种sound，一种声音。

《Lens》：这也就是您曾经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发点，认为他们的写法有些过时，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自身没有突破。

顾彬：我们应该看到，莫言、余华他们都曾是先锋作家。现在，在国内国外我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最好的小说。但是，读者不想看什么先锋小说，无论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批评小说家，也可能我们没有好好培养我们的读者，所以他们不想跟着我们（文学的发展），可能他们还需要文学之外的东西。

精英文学则不考虑读者，有没有读者无所谓。我完成了我的小说就实现了自己。（如果）你问北岛，他的诗需要多少人看，他（会）说一两个人差不多了。这是一种中国中世纪文人的态度，如果你有知音，一两个就够了。

但同时，中世纪的中国诗人，过了1000多年我们都还在看他们的作品。1000年后，人们是不是还在读莫言——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可以思考。

《Lens》：您的这个倾向，是否与您对“现代”的理解和精英化的立场有关呢？

顾彬：对。我这些天总在思考我自己的思想，我发现自己好像还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性”的代表，“现代性”追求美，我自己也苛刻地要求美。但后现代对美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平凡的。现在是个民主的时代，我们几乎没有语言的“贵族”。现在出版的小说，语言水平差别并不太大，语言的味道——那种香味——差别也不太大，余华们、格非们、苏童们、莫言们差别不太大。但是中国当代的诗人们区别却非常大，在德国也是。

欧洲的现代性有一个倾向，看不起平庸，也不一定歌颂民主。当时有不少代表现代性的作家跟着法西斯主义走。多元化可能从1945年、1949年以后慢慢开始，德国从1968年开始，中国大概从1992年慢慢开始。

《Lens》：我个人感觉，欧洲的一些现代思想家认为，精英追求绝对的自由，大众在大众的范围内追求民主。

顾彬：这个说法是对的。

《Lens》：您曾经谈到中国当代作家没把握好“现代性”，您觉得这和他们的生命体验、文化环境是否有关呢？毕竟中国并没有经过一个充分、彻底的现代性的洗礼，而乡村的、“乡土中国”的体验可能更长久也更深刻一些。

顾彬：你说得很对。的一些项目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从来看，如果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好像中国作家大部分没有经历从现代性（modernity）到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过程）。不过，诗人也许已经经历了，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他们跟我一样，也对语言有很强烈的需求。

《Lens》：您曾谈到中国的语言经过“”的十几年，和德国语言经过纳粹的十年一样，是被破坏的。

顾彬：我们也有小“”，1968年到70年代末，那时候我们最好的作家要求我们不要再用什么精英语言来写作，我们应该用最简单的、像口号一样的语言来写作。甚至说，我们不需要文学，他们宣布了文学之死。直到德国统一以后我们才纠正了这个完全错误的观点。

《Lens》：中国当代文学如果在语言上存在问题的话，您觉得更多是作家个人没有掌握更好的语言技巧，还是当代汉语本身就已经出了问题、是一种被破坏的语言，作家在用被破坏的语言写作？

顾彬：这些原因都有。1968年，法国和一些德语国家，都跟传统的古典文学告别了。但是因为民主德国没有这么做过，所以德国以及德语国家很多好的作家都是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人，或者是从民主德国来的。那些在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非常红的作家，现在没有什么读者。

中国当代作家一般来说不太懂古典文学，包括所有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学。如果他们有什么背景的话，特别是中国当代诗人的背景，很可能和英语世界、英语诗人有关系——这是可怕的。

《Lens》：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当代语言最好的人都做翻译了，没有做文学创作，但可能搞创作的人语言水平又不够高。

顾彬：这个说法我听说过，可能有道理。在德国，最有名的译者的地位和作家一样，他们的语言水平都非常高，不但可以和作者比，甚至可以超越。这是很可能的，我知道你们1949年前后乃至60年代末有很好的译者，到了90年代，他们过世了，所以问题开始了。

《Lens》：在您看来，西方世界对莫言的接受和对高行健的接受有什么不同？

顾彬：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德国的大报纸都讽刺他，很厉害、很可怕，否定他的小说有任何价值。这次我听到的德国的声音是相反的，除了一些记者以外，好像其他的读者、作家、出版人都说没问题。高行健的小说差得很，但是他的话剧很不错。

《Lens》：您是一直都认为中国小说没有进入世界文学领域吗？

顾彬：如果我们不谈1949年以前，多数的好像没有；少数作家，比如王安忆，我估计没问题。

在我看来，莫言当然受到了一些国外文学的影响，包括拉丁美洲、苏俄、英国等文学的影响，但恐怕他读的都是译本，没办法看原文，另外这些译本好不好我不敢说。

在德国，基本上作家也是思想家、评论家和译者。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评论文学、文化或政治。但是莫言不是一个思想家，王安忆也不是。很少有中国当代作家可以被看成思想家或者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也可能跟20世纪或者中国的传统有关系，值得思考。

《Lens》：作家身份的问题，是语言之外的另一个大问题吗？

顾彬：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怎么看他自己，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