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剧坐标中的《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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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方悲剧理论为参照，从是否传达了命运观念、命运感是否始终伴随冲突过程、主人公是否具有“悲剧领悟”以及作者的创作态度这四个方面来探讨《桃花扇》的悲剧性。
关键词：《桃花扇》悲剧 悲剧心绪 悲剧领悟
《桃花扇》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历来被列为悲剧。王季思先生收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把它列于其中，周维培先生在为《桃花扇》作序中也言道：“《桃花扇》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最著名的历史剧和悲剧”，文学史中也常常把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出家称为“悲剧结局”。那么，什么是悲剧？《桃花扇》算不算悲剧？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尝试一下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工作。
一、《桃花扇》是否传达了引起不幸的命运观念
探讨悲剧的概念，不能不从亚里士多德谈起。他认为悲剧的本质是“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情绪的净化”。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这样解释怜悯和恐惧：“我们可以把它（怜悯）描述为由于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而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悲剧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在压倒一切的命运力量之前，我们那种自觉无力和渺小的感觉”，“悲剧的恐惧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悲剧的怜悯相似。它们都是突然见出命运的玄妙莫测和不可改变以及人的无力和渺小所产生的结果，又都不是针对任何明确可辨的对象或任何特定的个人”。根据这个解释，引起悲剧中的灾难和不幸的根本力量是无法理解又无可抗拒的命运。我们来看《桃花扇》是否传达出了这种命运观念。全剧可分解成李香君的爱情不幸和以史可法为代表的将士们护国失败的不幸两个层面。下面我们分别讨论。
剧中李香君为了追求和维护自己的爱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忍饥寒，决不下这翠楼梯”，“奴家就死不下此楼”，但她的坚毅和抗争并未换来自己爱情的圆满。她可以把握自己不失信于爱情，却又无法阻止南明王朝的逝去，南明王朝的覆灭同时也让她的爱情合理性不复存在。从这点看来，是一种她无力把握的命运造成了她爱情的不幸。
从史可法方面来看，他和忠诚的将士们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尽管拼力护国，却没有能力改变它的轨迹。剧中张道士的一句“古来谁保千年业”的哀叹，道出了朝代兴替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带给人的历史虚幻感。个人的无奈和渺小，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凸显无疑。由此看来，在《桃花扇》中，总体上我们是能把握到其中的命运观念的脉动的。
二、玄秘的命运感是否始终伴随在冲突的全过程中
从冲突过程来看，李香君面对的冲突来自坚守自己的爱情与这种坚守的被破坏。从“却奁”到“拒媒”再到“守楼”，她以一个弱小女子的坚毅和勇气，决绝地进行着反抗。“守楼”一是香君反抗旋律中最华美乐章。在她以头撞地的那一刻，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勇敢、坚毅、高尚和宏伟气魄的震撼。这里，一个小人物的受难，同样会激起我们的怜悯、惊奇以及由此而来的昂扬的生命力感。《桃花扇》的情节，无疑是悲剧性的。但我们的悲剧心绪刚刚开始，作者却以一出贞丽代嫁的“巧计”轻轻抚平了我们的激动与不安。香君的抗争成功了，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愿，悲剧的尖锐冲突也随之瓦解。
“誓师”一出是史可法的悲剧性来自军心涣散与他立志使之凝聚而形成的冲突。敌兵迫近、孤立无援、军心溃散实属“天意人心”。但史可法犹以痛苦泣血作为反抗，与“天意人心”进行较量。剧情发展到这里，应是悲剧色彩最浓的时刻，“哭声祖宗，哭声百姓”，“哭得俺一腔血，作泪零”，这种强烈的不满与不甘，这种壮丽的反抗品格，饱满的充满生命力的激情，这种泪飞作血的绚丽想象，无疑会令我们振奋。这时，将士们却心回意转，“舍生取义”的伦理观念创造了奇迹，扭转了天意，但同时也解构了悲剧的格局。“沉江”展示的是拼死守城与终无力回天的冲突。烽烟战火中的壮烈与崇高本应带给我们的非凡的美与激情却因这一自责而失色许多。史的沉江殉国也因加入了这一丝懊悔而有了些许凄凉的况味，偏离了悲剧精神的激昂与壮美。由此可见，尖锐冲突中的李香君、史可法的境遇，充其量只是一种“带悲哀意味的秀美”，只引起怜悯，而不会引起我们的恐惧。因为冲突过程中，我们不会深切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命运的专横。
三、剧中主人公是否具有自觉的“悲剧领悟”
悲剧领悟，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指悲剧人物从无知到知识的转变。柯庆明《论悲剧英雄》言道：“只有这样一种悲剧的觉知，才使一个人物成为悲剧英雄”。《李尔王》中，李尔这样抱怨：
我虽有过失
但别人对我犯的过失却深重得多
考狄利亚也曾有过平静而深含着悲痛的诗：
我们也不是头一个
存心善良，却反遭到恶报的人
格罗斯特伯爵这样指责：
我们对于众神来说正像苍蝇之于顽童
他们仅仅为取乐就杀死我们
我们再来比较《桃花扇》剧中的李香君与史可法，李香君在经历了无边思念、不屈反抗与忠贞等待的漫漫长路后，在终于得见侯方域的那一刻，却因为张道士的一声断喝，一切恩爱相思戛然而断。那种突然的幻灭，突然的彻悟，使她还未来得及对自己爱情不得的命运进行探寻与质疑，那种对命运无常的敬畏与恐怖感引发的悲剧心绪还未在她身上出现，香君便满心虔诚地转向宗教，去寻求永恒的心灵平静，在张道士“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的大笑声中隐去了。李香君对自己的命运悲剧并没有深层的探求。
史可法在山河飘摇之际，义无反顾，死保扬州。把扬州失守的原因也只归结为“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对南明王朝的愚忠掩盖了他的政治眼光。在扬州失守后，仍念念不忘进京护主，得知福王已逃走后，他护驾无门，只能面对滔滔江水，哭诉道：“撇下俺断蓬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这种“叫天呼地”的倾诉与发泄，并不具有悲剧精神强烈主动的探寻与质问。
四、作者是否以悲剧态度来创作
《桃花扇》小引中孔尚任写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时？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园逸叟黄元治有跋曰：“有明三百年结局，君臣将相、奸佞忠良，其间可褒可诛、可歌可泣者，虽百千万言亦不能尽。…… 从最不紧要几名老名士、老白相、老青楼，饮啸诙谐、祸患离合终始之迹，而寄家国兴亡、君子小人成败生死之大。”不管作者用意是否仅在于此，但“惩人心”以诫来世的动机总是有的。如：剧作描写马、阮攫取军政大权后，一味的专横擅政，逢迎弘光帝，而把内忧外患置之脑后，“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南唐”，“恨不能腮描粉墨，也情愿怀抱琵琶。……这便是为臣经济、报主功阀”。弘光帝在大敌当前之际，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独享帝王之尊，无有声色之奉”，感到“好不闷也”；他所感兴趣的不是如何保住尚存的半壁江山，所担心的不是清军南下，只信奉“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生活信条。这种昏君权奸的描写，使南明王朝覆灭的结局成为一种必然，毫无任何偶然与命运的拨弄感可言。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断定作者没有深刻的命运观念。因为“余韵”一出正是作者明确书写自己对时间与历史的思叹。然而这种沉重的沧桑浩叹只能说是面对强大命运的一声长长的叹息，没有热情，不再有探求与反抗。悲剧给人的生命力感被这智慧的叹息消解了。
由上所述，《桃花扇》里面虽有一些悲剧观念，但由于命运感未贯穿到底，剧中人物缺乏“悲剧领悟”，以及作者并未有自觉的悲剧意识，所以它并不能算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悲剧作品。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悲剧集》，燕山出版社，2000。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朱克玲：《悲剧与喜剧》，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5]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学林出版社，1992。
李丽娟：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