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大限前的驻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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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县，作为基层的政府，必须要自己争取机会才能求得发展，“省里、市里能对我们县里负责吗?能为了我们的事情那么上心吗?我们自己不跑成吗?”
根据4个多月前中央的驻京办撤销方案，2010年6月20日前，全国所有的省直机关和县级驻京办均须撤离。其意提到，确需保留的地市级驻京办经过批准可以保留。
大限将至。在这最后的时刻，各级驻京办在忙什么?它们是真的准备离去还是像外界推测的那样，改头换面，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快餐店楼上的“办公室”
“从快餐店正门进去，二楼就是我们的办公地点。”江苏省某县的驻京办主任田飞(化名)这样对《望东方周刊》记者描述他们的“秘密”驻地。此前，4月份，他们在省里统一安排下摘了牌。
在他们的驻地附近，看不到有“苏”字样的车牌，从楼外面看，这里只有一家普通的快餐店。问了服务生，才知道非常偏僻的地方，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楼梯。
二楼的布局，有点像早年的招待所。一个年轻的“前台”见有人上来，马上问记者的来路，显得有些警惕。
进到房间里，才看到一个典型的“驻京办式”的摆设：写字台、大沙发、展示地方特色烟酒的玻璃柜子，墙上还挂着几副字画。田飞正在电话里用江苏话处理一些“公务”。
挂断电话后，田飞面带委屈地说：“我们县不太有钱，每年给驻京办的经费非常有限，以前是5万块，这两年一直是10万块封顶，这点钱在北京解决生存问题都很困难。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在北京租了两套房子。我们在编人员加上我才两个人，剩下三四个人的工资都是我们自己承担，几乎没有给县里造成任何负担。”
田飞说，像他们这种“当牛一样拉磨又不吃草”的“高效驻京办”，县里也合不得撤。
该县驻京办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田飞于2001年从家乡来到北京任驻京办主任。他曾经借住过老乡在京的房子，租住过小平房、连暖气都没有的筒子楼，“一开始在北京很艰难，又不能欠债，因为政府不认。”
一开始，田飞的主要工作是接待，2003前后，介入到工作中。“这边的办公室主要是接待领导，处理日常事务，我们在另一个公寓楼里还有一个两居室，主要用于接待上访的乡亲。”田飞说，“那边”雇了两个人具体负责，但是一旦他们处理不了，他就要亲自去处理，做上访户的思想工作，“工作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没有了驻京办主任头衔的田飞，仍然经常去处理上访接待的“繁重工作”。
撤了谁都要做这个工作
摘牌之后，田飞没有变得清闲，反而更忙碌了，因为他们刚刚又接受了“家里领导”布置的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苏北沿海的发展已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那里要修铁路、建港口，这些都需要在北京的一些部门争取，尤其是要和在京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产业对接。”田飞说。
自然，对接的具体任务，还是落到田飞他们身上。“去年，省里就有领导过来，强调我们和央企对接的重要性。今年上半年，市里给我们下达了具体的对接任务。”田飞说，他现在每天都要接很多电话，“县里面要求我们以最快速度对接上央企。”
田飞认为，这项工作“很正经、很重要”，“难道对接就是腐败吗，我们那里有很多战略性的资源，而央企也需要港口、土地，进行战略性的发展，这都需要我们具体去联系。”
他强调，“家里领导”早已表示，“撤了谁都要做这个工作，日常的工作继续，至于用不用这张名片，根据工作内容再商量。”
田飞说，现在这个时候，各县都有各县的“招数”，“有的县在变通，比如县里有艺术品的，可以以它为一个出口；还有一些本来就依附于地方驻京企业，回到企业身份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驻京办主任都像田飞那样幸运。等待安徽省桐城市驻京办“末代主任”梅安平的，就是黯然离开的结果。接到中央的通知以后，2010年初，梅安平来到北京，为桐城市驻京力做了最后的扫尾工作。
“安徽省撤销县级驻京办的力度是很大的，省里不断发文要求各县上报撤销进度，桐城市政府已经报告撤销了驻京办。”梅安平告诉本刊记者。
如今，桐城市驻京办的两名工作人员都已经回到原单位上班。梅安平也回到桐城，继续担任他的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不过，桐城市驻京办的“终绪”很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对本刊记者说，就在梅安平离去之后，桐城市委一个“级别很高”的退休官员，已经来到北京，张罗着“重整旗鼓”。
领导总有别的需要
与县级驻京办不同，大限将至之时，处于“撤与不撤”之间的地市级驻京力们，仍然为自己的存留做着最后的努力。
张辉(化名)在河南省某地级市的驻京办干了将近两年，他说还没有等到最后的“判决书”，“但是6月20日是大限，到时候是去是留必须有一个结果。”
他说，市里已经向河南省政府申请保留驻京办，但省里迟迟没有批下来，“维稳、农民工问题，都是我们的理由，不过省里可能不这么想。再说，这跟领导个人有很大关系，领导如果比较重视农民工问题，我们驻京办就有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职能，领导要是不重视，注意力转移了，我们就没有这个职能了。”
张辉又补充说，当然，没有这个职能了，还有其他的职能，“领导总有别的需要”。
让张辉感觉“不容乐观”的情况是，他们的办事处原来在北京一处繁华地段，那时农民工有事经常会去找他们，“还能做点事，心里面踏实一点”。前段时间，他们的办公地点拆迁了，现在的办事处设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大家都人心惶惶，整天没有事情干，农民工想找我们也找不到。”
他们过去还有自己的餐厅，都吃家乡菜，现在餐厅也没了，自己在外面买着吃。“备感凄凉。”张辉说。
对于自己的未来，他感到黯然，“如果6月20日的结果是撤销，我不知道是回去还是留在这里。”
该撤的撤，该开展的继续开展
身为县级驻京办主任的田飞认为：“如果说驻京办搞腐败，那最腐败的是省级驻京办，其次是市级，最后才是县级。为什么要撤销县驻京办，因为县的势力最弱，看起来没有与北京直接对接的必要，而省驻京办是最合理存在的，因为他们和北京能说上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田飞说，他在驻京办主任的位子上将近10年，无时不感觉到基层和中央的对接“不通畅”，所以县里认为驻京办的存在非常重要。
“按说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层为一层服务。省为市服务，市为县服务，但是现在做不到这一点。”田飞解释说，现在的县，作为基层的政府，必须要自己争取机会才能求得发展，“省里、市里能对我们县里负责吗?能为了我们的事情那么上心吗?我们自己不跑成吗?”
至于维稳，在田飞看来，县驻京办更是“重头”，“试问哪个省级、市级驻京办主任在任期间跟上访户直接对过话?具体的工作都是县级驻京办在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是到目前为止，田飞对“撒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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