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在苦难与阳光之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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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悲观是卧底，人要学着对自己宽宏大量……
他相信即使是一粒灰尘，也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
他喜欢谈论星座，认为自己具备水瓶座的特质，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求知、革新……
[熊培云小传]
熊培云，1973年生，祖籍江西。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专访]
安妮：看过不少您的访谈，以及您的作品，比如《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感觉您是一个内心比较沉重的人，因为很多东西都会引起您的反思，有些反思是很尖锐的。
熊培云：上中学、大学时期是这样的，现在倒谈不上沉重，我只是爱思考，这只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天性。热爱写作对我而言或许是一种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我喜欢理性与心灵兼具的文字。没有灵魂与思想的文字，文采再好也是枉然，因为那里只有文字的躯壳而无文字的精神。
安妮：您说过一句“以己任为天下”，尽可能做最好的自己，您觉得自己做到了最好吗？
熊培云：没有。从写作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最好。所谓“以己任为天下”是指“自救”，也就是从自己身上做起。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过，一个人要想播撒阳光给别人，自己心里得有阳光。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人生都担负不起，又怎么可能担负天下？所以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做最好的自己，这个社会自然会变得更好。我是从江西农村出身，家里条件非常差。因为家庭的变故，高中时我便发愿将我的家庭从贫困中拯救出来。
安妮：小时候的乡村生活，有什么事情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熊培云：除了具体的事情，更多来自于整体的环境。那种一无所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状态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画上了人生的基调。贫穷，要么导致对物欲的疯狂追逐，要么就是在精神上悲悯天人。
安妮：为什么会想到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好多原因吧，一来自己早年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生活有所了解，想记录下来。二来也是对自己曾经的生命与生活做一个见证。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农村问题对于当下中国很重要。合起来说就是我想通过这本书探讨“故乡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事实上，相关写作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2001年，我曾经在《南风窗》发表一篇同题的调查报告。中国的乡村正在逐渐消失，对于每一个从乡村出来的人而言，不仅仅是用某种方式去保存自己的乡村记忆，还应该是做点什么。关于这个村庄，在这本书里，我能做到的不过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那只天真的小象一样，告诉读者即使是在一粒灰尘里也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与此同时，小细节也离不开大历史，我想借助我对时代的梳理，还原他们的生活面貌，以及历史何以至此。
安妮：您曾经想当个诗人？似乎很多文人学者都有过诗歌梦和哲学梦，是因为用诗歌和哲学看世界更为直观？
熊培云：是的，在最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诗歌。读中学那会，我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了份刊物，当然主要是我在做，当时的感觉很好。那是八十年代，一个非常美好的年代，中国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慢慢开启时代的大门，那时候出现很多有名的诗人、很多美好的诗歌。诗歌是宣泄情感最简单的方式，尤其是对我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我还记得1988年的时候，我乘车去九江市买了本《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诗人作品选》，这本书早被我翻烂了，现在被我装在一个纸盒里。这是我书架上唯一一本被特别保护起来的书。我现在偶尔也会写诗，但只是在天上写诗。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会试着写一点。但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写得很随意，完全无拘无束。
安妮：你觉得自己的性格适合做记者吗？
熊培云：算适合吧。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和我采访的对象共同探讨一些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按部就班的你问我答。那种问完几个问题就收工的采访，其实是很无趣的。也是因为一直重视这种探讨，我很快向学者型记者转型。我有很强的求知欲，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与人交谈。据说水瓶座的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求知精神。有研究星相的将“平等、自由、博爱、理性、求知、革新”这六个关键词来概括水瓶座。我还是蛮喜欢的。姑且信之吧。不过我并不迷信星座，准与不准，都有些反例。更多情况下我只是以星座为镜，扶正自己的衣冠，择善而从。
安妮：做记者最重要的职业底线是什么？
熊培云：说真话。
安妮：如果做一个对比，江西乡村和法国巴黎的经历，你觉得哪一段经历让你真正成长？
熊培云：都很重要，如果非要做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心灵层面的成长应该是在高中时期，虽然很懵懂，但是开始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孕育了我的心灵，让我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聆听。那时候我还经常逃课去山里写生，如果不是因为觉得成绩还可以，也许我会考美院。故乡是我对世界的初恋。至于去巴黎读书是我上大学时萌生的一个心愿，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深刻地影响了我，我觉得自己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可能和法国更贴近些，所以想去法国那边看一看。巴黎让我的心灵与理性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成长。那段时间，虽然我在空间上远离了祖国，但在时间上我找回了自己。
安妮：您曾经说过，人要学会放弃机会，因为人生方向已经明了。那么，您的人生方向是什么？你觉得抓住机会和放弃机会哪个更重要？
熊培云：我的人生方向很明确，就是写作。对我而言，放弃机会其实更重要。因为写作的缘故，我有了些名气，也因此有了不少机会，每个月都有很多约稿，包括后来我在《新京报》做首席评论员，除了《新京报》有任务，在其它地方还要写一些专栏。两三年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很荒芜，没有什么可以留得下来，对生活充满了厌倦，我为此把很多专栏都停掉了。包括后来央视找到我，希望我去做评论员，我也没有积极回应。我觉得我更适合的是书面表达，而不是发表电视评论，我更喜欢文字多于图像。停下来是一种能力，放弃也是一种选择。这也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经验：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停下来反而是很需要能力的，或者你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做事情的节奏。更何况，人的精力终究有限，真正能做的事情是少之又少的。
安妮：现在，再给您一个选择，乡村和城市，您选择哪一个？
熊培云：我希望能在乡村居住，在城市工作，因为乡村宜居，而城市提供了很多机会。我愿意乡村的很多东西能留下来，那些美好的、淳朴的东西。我越来越相信，如果没有乡村文明的不断哺育，所谓的城市文明也会因为失去根基而没有未来。乡村是大地，它从容、自由、安宁，保守着亘古的生活气息，是游子最后的安身之所。但我也不反对城市化，我认为城市和互联网一样，是人类合作智慧的结晶。
安妮：你在老家建了一个乡村图书馆？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
熊培云：因缘巧合吧。我终身受益于在乡下高中时读到的几本课外书。我希望图书馆的书籍能对人有帮助，无论是知识上的学习，还是精神上的慰藉，但我并不想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文化启蒙的高度上。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启蒙他们，那这些书等于是捐给了你自己，而不是他们，因为你只想他们跟着你的道路走。相反，我认为这些书的价值在于给需要图书的人提供一个条件，使他们想看时能够看到。就这么简单。
安妮：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里我说过，如果还年轻，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将来都有用。这句话好像比书里的其他句子传得都要广。大家更喜欢这种人生偏方。在这里，我更想和大家说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可以付诸一生的事情去做。从中学到现在，我一直享受着这种状态。因为喜欢写作，无论我写多久，不需要毅力，也不需要坚持。
原载：《现代家庭.生活》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