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运的吉姆》中“他者”的主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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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作家金斯利・艾米斯创作的小说《幸运的吉姆》，以大学讲师吉姆・迪克森的生平遭遇为主线，刻画了大学讲师吉姆・迪克森平凡而又真实的形象。吉姆出身英国中下阶层，对于讲究出身，阶级等级森严的英国来说，吉姆就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社会，毫不起眼的他者。然而，凭着个人的努力与运气，最终吉姆从默默无名的小人物转变为英国社会的主体形象，一位事业婚姻都很成功的上层人士。本文试图从他者―主体的角度分析并探索吉姆如何由社会的他者变为主体。

关键词：他者 主体 金斯利・艾米斯 幸运的吉姆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1922―1995）是一位对英国文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传统小说家，《幸运的吉姆》是他在1954年所创，是二战后英国“愤怒的青年”流派的杰出作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二战刚刚过去十年，社会还在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新兴中产阶级有经济地位却无政治地位。工党的改革不彻底，大批底层青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却无法超越等级的樊篱，真正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在这种背景下，金斯利・艾米斯的作品《幸运的吉姆》中带有典型新兴中产阶级特点的吉姆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幸运的吉姆》这本书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学讲师吉姆更是经历了从社会边缘被忽视被压抑的“他者”到成为上流社会“主体”中的一员的转变，是当时出身低下的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一、 被压迫的“他者”

《幸运的吉姆》中的主角吉姆・迪克森是当时英国“愤怒的青年”的一个形象缩影。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给了中下层青年以希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更使他们觉得将来也能跻身上层社会，改变自己在社会底层的现状，取得话语权和赢得他人的尊重。表面上，上层社会的大门已经为这些有志穷青年打开，而实际上毕业后的他们却不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处于尴尬的边缘境地。吉姆正是这类青年的形象代表，他出身低微，虽后来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由于自己的出身，他的大学教学工作和生活并不乐观，对高雅文化的不屑一顾又使他闹出了许多笑话，犯了很多荒唐的错误，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他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中十分窘迫。因此，小人物吉姆的挣扎反映了当时一批不得志青年的心声。

“在英国文学史上又何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有这么多出身中下层或本人为工厂工人的小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如此广泛地取代了中产阶级人物，成为小说和剧作的主人公。”[1]吉姆为了能够继续留校任教，不得不极力讨好他的系主任，参加他不想参加的宴会，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奉承上流社会的文化精英。吉姆去参加宴会时，根本不知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场面，显得十分狼狈，他对前女友玛格丽特说：“你看，玛格丽特，你很清楚，我不会唱歌， 不会演戏，不会演奏。天哪， 我连乐谱都不懂，他是要考考我对文化的反应，看看我究竟是否适合在大学工作，你明白吗？”[2]（P24）他对朋友阿特金说：“那是我的教授故作风雅的周末聚会。我不得不去。可是星期日一整天都待在那儿，真让人受不了。”[2]（P34）而在宴会上，威尔奇教授的儿子伯兰特却高谈阔论音乐会等典型的高雅文化，显示自己的优雅品味与不凡的鉴赏力。吉姆对高雅文化的不屑一顾和伯兰特对高雅文化的见蒂形成了对比，使吉姆在高雅文化氛围中显得格外无知和渺小。吉姆在学术上更是身不由己，被人任意摆布，他准备发表的论文被无情驳回，无法发表，可后来却发现自己的论文被署上别人的名字发表了，对此，吉姆也是毫无办法。因此，吉姆在生活与学术上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形象，他被忽略，被利用，被践踏。同时精英文化强大的势力与虚伪也在吉姆的挣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二、“他者”对“主体”的抗争

吉姆在文中是以滑稽可笑的小丑形象出现的，但这也同时反映了吉姆在强大的精英文化的压抑下释放出的张力。出身寒门靠自我奋斗终于成为大学教师的吉姆却发现自己不见容于那个重视出身、追求优雅的精英文化圈子。既然不被接纳，那么渴望有发言权和上层社会生活的吉姆只能向其宣战，嘲弄其附庸风雅背后的虚伪和做作。为了引人注意，他不择手段，不过也许是最好的手段，用这种小丑式的幽默诙谐亵渎和挑衅文化精英的神圣与庄严。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威尔奇教授的儿子伯特兰德起了冲突。吉姆在威尔奇教授举行的家庭音乐晚会上认识了威尔奇的儿子伯特兰德及其年青漂亮的女友克里丝汀。伯特兰德自称艺术家，其实是一个附庸风雅的花花公子。为了得到克里斯汀背后的财团支持，他极力想笼络住克里斯汀。克里斯汀是一位单纯，美貌，端庄的优雅小姐，他们的结合在外人看来是金玉良缘。实际上，与其说伯特兰德深爱着克里斯汀，不如说他爱着克里斯汀背后的经济实力。他在宴会上把女友抛到一边，为了寻找可以栖息的靠山四处奔走。他与有夫之妇打的火热，不在乎现任女友的感受。这个精英文化的代言人实际上是给了吉姆一个机会，吉姆的出现变得恰是时候，他以他自己阶层的文化方式嘲笑伯特兰德，同时接近克里斯汀，引起注意，取得认同，并受到良性关注。

吉姆痛恨那些虚伪的文化精英，但由于在利益上依附后者，吉姆又无法正面反抗。“吉姆无力反抗，只能借助幻想。”[3] 吉姆通过幻想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懑。当他面对威尔奇教授的嗦时，他“想着他要一把将教授拦腰抱起，揪着他的那件浅蓝色皮毛背心，让他喘不过气来，带着这个笨重的家伙奔上楼梯，穿过走廊，冲进教职员卫生间，把他那双穿着无头鞋的、小得出奇的脚塞进便池里，扯着放水的拉手一次、两次、三次，同时用手纸堵住他的嘴”[2]（P3-4）。他为了戏弄室友，在杂志封面把作曲家画像的头像涂黑丑化[2]（P30）；他烧坏了威尔奇教授家的床单并把破损的一面翻过来掩饰[3]（P62）；他在参加宴会时用个小计谋抢走了别人叫的出租车[2]（P130），他甚至在重要的演讲上由于害怕和醉酒，说出了压抑很久的心里话，吉姆因此丢了学校的脸，自己也出尽了洋相或风头。但这并非简单的是吉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故事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来看，他这么做其实是当大赢家的必要步骤和条件，既一箭双雕地与威尔奇在学术观点上彻底决裂，同时也将体制性的学院文化，甚至广义的文化嘲笑一通。”[4]，这种调侃的，难登大雅之堂的表达手法可以被看成以吉姆为代表的受压迫者的主体诉求。尽管是不怎么高雅的手段，却是吉姆和他代表的愤怒者的声音。

三、 “他者”向“主体”的转变

幸运的吉姆向上层人士的转变实际上还是得益于上流社会翻手成云覆手雨的强大实力，以克里斯汀舅舅为代表的财团和以威尔奇教授为代表的文化精英都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范畴，伯特兰德迫切需要克里斯汀舅舅的财力支持，而后者也是风雅文化的追随者。所以，最初的克里斯汀与伯特兰德的结合正是上流社会强强联合的联姻。“那些日渐没落的贵族，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动摇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根基，他们痛感自己失去了往日的光荣，不过，仍有一份不可剥夺的，似乎与生俱来的财富即‘贵族气质’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亏损。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虽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在精神气质和文化修养上却自惭形秽。贵族正好利用了这种自卑感，把自己的文化标准推向极端，成为对中产阶级的心理压迫。”[5]（P17）然而克里斯汀舅舅的阶级根基仍然属于中产阶级，是二战后积累财富的新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不被文化精英所接纳“他们瞧不起中产阶级，认为他们没文化，在钱眼里转圈子；也瞧不起工作，发现无所事事正是自我优越性的体现。”[5]（P18）因此，吉姆最终被上流新贵所选中不是其能力和实力的运用结果，而是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微妙对峙与运作的结果，吉姆是幸运的，于他个人而言，他终于在文化精英的压迫下扬眉吐气，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从被压抑到被认可，被尊敬。

四、 结论

吉姆的胜利是底层文化的胜利，也是那群愤怒者的最终胜利，是男子气概的重塑。以金斯莱・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与之前英国文坛以伍尔夫，乔伊斯的意识流作品截然不同。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主体走上了历史舞台，无论从人物，语言还是倡导的精神上与之前“女人气”的精英文化截然不同，解放了读者长期被压抑的情感，让人感到痛快尽兴。这种带有“男子气概”的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作品展示了力量与美，是主体诉求付诸的完美演绎。

参考文献：

[1] 王佐良，周钰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91.

[2] Amis，Kingsley.Lucky Jim.London：Penguin Books.1987.

[3]蔡芳.金斯莱・艾米斯与《幸运的吉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5，25（2）：94.

[4] 阮炜.吉姆的笑――评《幸运的吉姆》.外国文学评论，1996（4）.

[5]程巍 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外国文学评论，2001，（1）

作者简介：李娟（1986.12-），女，籍贯： 河南南阳； 单位：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历：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