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制度是大学生就业难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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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727万，这意味着，继去年高校毕业生达699万，获称“史上最难就业季”后，今年将再增28万，再创历史新高。

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是一个老话题。国外虽然也存在就业难，但却是阶段性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消彼长，中国式就业难则是三十年如一日。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又可细分为几条子曲线。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二者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上升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下降；当失业率下降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上升。但是这种规律在中国出现了变异，即失业率对货币工资的弹性为零，也就是说低工资制度是一个常数。从源头上来看，低工资制度是大学生就业难罪魁。

我们的常识是，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才能吸纳更多数量的就业人群，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失业率与工资之间是一种反向变动关系。工资的多少对缺钱人是有意义的，而这部分人是大多数。当大多数人群被低工资绑架，会大大地限制他们能量的充分发挥，他们不敢尝试创新、不敢去深造、不敢去创业。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说，工资收入还是满足他们各种需要最最重要的物质条件，过低的工资让他们实现体面的必要需求都是问题，很多人还需要“啃老”才能维持生计。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微薄的工资甚至让他们安全上的需要都不能保证，更遑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

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财富，充分释放他们的才能，增长他们的自信，是实现他们充分就业的前提，而目前低工资现实让这个前提不复存在。更要命的是，在中国经济三十年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人口红利的不断释放更加剧了这种矛盾，而经济与多数个体福利关系不大的单边增长又大大增加了低工资人群的社会成本，造成实际工资更低，从而也抵消了一部分人工资增长带来的对失业率下降的积极意义。从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年复一年的失业率高涨自然不可避免。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路之一是要提高工资水平。考虑到天量的就业人数，这个建议似乎是一个悖论，悖论的形成是畸形分配体制长期作用的结果。我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这个殊荣也和长期以来的低工资制度有关系。所以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需要顶层设计，能切实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收入水平，包括为刚毕业的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大学生提供住房补贴、培训补贴、创业补贴、以及深造补贴等。解决了这些，才能彻底激发大学生的潜在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苦苦挣扎在温饱边缘。

国家雄心勃勃的国民工资倍增计划是破解就业难题的治本之策，但目前还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意识到低工资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