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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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农民工发展的特点和问题。首先从大中城市的利弊分析入手，探讨了小城镇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发展小城镇是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根本途径；然后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指出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增加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总结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加大农民工的就业力度的关键；进而从体制上探讨如何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总之，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流动、就业、安置上的问题，这就应该从国家的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及人的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推动力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合理稳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关键词 农民工；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187-05
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构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主旋律。人口流动是工业化和非农化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也是每个国家城镇化、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据农业部调研组调查，从2002年起的以后18年内城镇总人口将增长3.26亿，农村向城镇转移3亿人左右，年均转移约1 660万人。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流动就业、安置上的问题，这就应该从国家的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及人的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 工业化是这一进程的最终推动力量，同时农村劳动力的“非直接转移”，即兼业和非农化应作为积极的辅助手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尤其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禀赋，要防止“过度城市化”现象，合理稳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1 发展小城镇是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根本途径
早在1982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提出并实际执行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全面推进城市化的方针，1998年中央又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政策，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观念已经形成共识，特别是“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农民工的合理流动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以及发展什么类型的城市方面学术界存在很多分歧。具体说，就是在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成为问题争论的焦点。
1.1 发展大城市与发展中小城镇的利弊分析
主张发展大城市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原因是大城市具有良好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还很大。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务工农民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7.6%，在第三产业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占80%。农民工大量进城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大城市扩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有相当潜力。相反，他们认为小城镇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而且过度发展小城镇会引发“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这比“城市病”的问题更严重 ［2］。
主张发展小城镇的观点认为， 首先，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从农村跨省、跨地区流徙到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不仅给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城镇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大量富余人员将会像挤水一样从国有企业这块大“海绵”中被逐步排挤出来，城镇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依靠现有大城市来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而中国农村城镇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形成“县城―县域中心镇―乡集镇”等多层次的农村城镇体系，农村城镇化具有了一定的城镇体系基础［3］。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 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
其次，中国现有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近年来，小城镇数量扩张明显，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表明，中国传统农业已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化，生产要素突破现存格局，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国内市场启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从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战略高度，积极推进自下而上城镇化道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发动模式相结合，加强引导，合理调控。通过制度创新加大对农村城镇化适度集中发展的政策扶持，制定有利于乡村工业和农村人口适度集中的土地、户籍、投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工业区位和产业政策，鼓励和引导乡村工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县城和县域中心镇集中，鼓励和引导县城、县域中心镇升级。
再次，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流动人口的规模、流速、流向直接决定了城镇化的状况和城镇体系。目前，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规模十分庞大。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从1993年的7 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1番，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1.4亿流动人口中农民工为1.2亿，占85%左右。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接近2亿人［4］。我国农民工问题，一方面表现为规模大，流速高；另一方面，则是流向和流出地过度集中。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城市流动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选择重点发展小城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以及农村第二产业（乡镇企业）、城市第三产业的多元化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突破口，在理论上形成了农村城镇化的创新［5］。
针对农民工过度集中于大城市，我们可以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高度重视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缓解大城市人口的过度密集。通过中小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分流途径。尤其是在积极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时，就地转移要以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为依托。此外，由于中小城市户口的“含金量”相对较小，可以通过尝试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推进户籍管理以及配套制度的改革，来吸引农民工向中小城市的分流，在中小城市率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因此，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现阶段大中城市还不能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依托，发展小城镇才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1.2 现状小城镇的发展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2004年，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城镇吸纳了65%，其中乡镇企业和县域中小企业吸纳了80%。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占到90%以上。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随着农村工业发展造成的就业结构变化，小城镇有了发展动力，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与建制镇增加同期同步。小城镇的发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其一，小城镇的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投资。据测算，每年小城镇建设方面的农民投资达700～1 000亿元，分布在4.5万个乡。用仅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6%的资金，形成了相当于全国37%的城镇人口，有效地分流了大中城市发展的压力，弥补了国家资金紧张的不足，拓展了城乡商品市场，拉动了城市化需求［6］。
其二，小城镇的劳动力就业充分。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绝不是直接的、立即的、畅通无阻的，乡村工业的劳动者有先行转移的机会，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骤是一种“农场―乡村工业―城镇工业”的间接转移方式［7］。抽样调查表明，镇区非农人口占主体地位，就业人口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平均每个调查镇的镇区就业人口占镇区总人口的71.6%，比城市平均就业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小城镇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其三，小城镇的城镇规划合理，人均占有土地面积适度。小城镇人均占地水平与中等城市持平。建成区布局基本合理，住宅占地最多，占建成区总面积的31.8%，工商业和金融业占24.4%，公共建筑、交通均为8%，市政占地为4.5%［6］。
1.3 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主要目的是为了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事实上，小城镇数量的增加尚未起到通过大量吸纳农业人口和促进乡镇企业集中，来缓解人地矛盾，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由于地价过高，农民和企业向小城镇转移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小城镇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城镇产业基础薄弱。在当前一些城镇建设中，由于政府推动力过强，市场作用力太弱，一些地方忽视了对本地区支柱产业的培育，既缺乏第二产业的依托，更缺少第三产业的支撑。乡镇企业以私有化为主的改制中，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造成了资本排斥劳动的现象，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出现下降。
（2）城镇化成本过高。城镇化面临资本短缺，农民迁移和身份转换的启动资本严重不足。应按“市场筹集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原则，走“政府投资、社会集资、农民带资、招商引资、合理开发、滚动发展”的筹资路子，使城镇建设资金的筹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3）城镇基础设施不到位。有的城镇建设缺水少电，信息等基础设施不配套；有的地方注重城镇的“硬件”设施建设，忽视软件环境；注重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忽视城镇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有一些地方注重“有形市场”的建设，忽视软环境的配套和管理，认为“有形市场”的设施一旦建成，大市场、大流通、大发展就会接踵而来，水到渠成。结果事与愿违，出现有场无市，或有市无序的现象。
（4）城镇建设经验不足。有的城镇建设盲目地划地盘、铺摊子、增投资、造房子，有的地方在建设资金的筹措上一味死守“等、靠、要”的老一套，资金到位难，大量工程沦为“胡子工程”。由于缺乏规划指导，致使小城镇建设出现“一年建，二年改，三年推倒再重来”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短缺”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短缺口，与亿万农民对城市的渴求相比，目前的城市供给要小得多。因此，我国目前乃至今后若干年都将存在严重的“城市短缺”。这种短缺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短缺，更是社会结构的短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外出农民工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是解决“城市短缺”现象的根本出路。总之，中国人多地广，地域差异性大，市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单一战略模式去解决城市化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标逐步推进。有学者认为小城镇的发展可以认为是中国在世界上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2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加大农民工就业力度的关键
2.1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产业结构序列一直呈现“二、三、一”的不良型态。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2002年、2003年、2004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34.3%，33.4%和31.9%，2005年有所提高，达40.3%。但总体上来说，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值增长还不够快，比重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从而影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２００６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结构比重为３.５∶５０.７∶４５.８，与２００２年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１.４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１.１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０.３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控，但产业结构序列仍呈现“二、三、一”的不良态势。
第三产业对促进和推动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高地”。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60%～80％，而中国2006年这一比重仅为45.8％。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中国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仍然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GDP的增长，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数据表明，同量资本投入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4倍；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者，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3～5个就业者。
2.2 加大第三产业是增加农民工就业的根本出路
从三大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绝对数来看，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中比重从1978年的70.5∶17.3∶12.2调整至2005年的44.8∶23.8∶31.4。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度下降，由1991年的39 098万人下降到2005年的33 970万人；第二产业绝对就业人数增长较快，由1978年的6 945万人增加至2005年的18 084万人，增加了2.6倍，这从绝对意义上表明了第二产业的增长对就业吸纳能力的增加；与第一、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呈现出就业增长迅速且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 890万人增加至2005年的23 771万人，增加了4.86倍，是整个经济转型期间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部门。从三大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即就业吸纳的相对量来看，1978-2005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人数分别增长19.96%，160.39%和386.11%。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持续降低且降幅较大，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5年的44.8%，这表明第一产业就业已基本达到饱和，不仅不能吸收劳动力，而且开始排斥劳动力；第二产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量比重一直稳定在22%左右，但也有小幅度下降趋势；近年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是第三产业部门，稳步上升到30%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分天下”［4］。
从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发展趋势来看，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总体水平较低，但波动较大，到“八五”期间就业弹性的平均数变成了负数，2003-2005年也是负数；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从“六五”到“九五”呈现出快速下降的特点，2002年就业弹性呈负值，直到2005年才上升为0.59；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存在着总体下降的趋势，“八五”期间有所回升，“九五”和“十五”期间处于较低水平，2003-2004年间就业弹性提高较快。但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其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就业弹性，即第三产业对劳动力一直保持了较强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是第二产业的9倍，表明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3 服务业是产业结构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一般而言，服务业泛指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从其外延来看，服务行业的范围十分宽泛，从原始的餐饮到现代的信息服务业，从单个劳动者的简单手工劳动到应用高新技术进行经营的现代公司，无所不包。从现代都市服务业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大类，即传统的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所占比重都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截至2006年底，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9.3%，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市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大多在70%以上，像伦敦、巴黎、纽约等大都市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就超过80%，在第三产业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中 ，服务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因此，服务业是否发展严重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影响了工业化的整体演进和城镇化的进程。“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而城市服务业扩张的空间很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是要优化经济结构，大力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克服“重二轻三”的落后产业观，正确认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先导作用，把加快服务业发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
3 从体制上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还必须从体制上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从表面上看，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给予农民工公平待遇等问题，而实质上是解决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体制和机制及观念上入手，应当尽快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3.1 从体制着手，进行各项制度建设
改革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不适应。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管理体制。“农业户口”的农民工为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在户口、就业、生产经营、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就学、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处于无法被城市充分接纳的体制外生存状态。要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涉及人口流动、迁徙等的全局性问题，其改革应由国家审时度势做出决策，在全国实行，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改革农民工就业制度。农民工的不平等地位，首先源于就业体制，因为劳动就业不平等派生了其他不平等现象。例如，不少企事业单位录用农民工以后，在工种分配、工资发放、劳动管理、技术培训、职务升迁等方面还在实行对两种户口的工人采用两种办法的制度，不能做到农民工和城镇户口工人一视同仁。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中， 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组织化。
营造公平的务工环境。农民工在城市的弱势地位、边缘化状况以及城市的体制外生存，既与现有的歧视性务工环境有关，也与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不高有关。公平对待就是要善待农民工，对农民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关心农民工的切身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努力营造公平的务工环境。
3.2 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有重点、阶段性地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已经无可非议，但是关键在于哪些项目需要首先实施、如何实施。对农民工而言，工伤和大病是其面临的最大风险，因而要按分类指导原则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机制。同时，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分散实行，由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很高的，为了避免高价城市化，也可以通过多元城镇化实现农民工分流。
3.3 转变观念，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
长期的城乡分隔和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市民在心理上形成了很大的优越感，城市居民也对农民工表现出矛盾的双重心态：经济上接纳，心理上排斥［8］。城市居民要转变观念，树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新增就业岗位，而不是挤占城镇原有就业工作岗位的错误观念，适度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补充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多方面给农民工“减负”，减少各种收费，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搞好多方面“服务”。
因此要加快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制度的改革， 同时还需要创造种种条件，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来配合上述改革，从而为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提供可能。而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通过代际的传递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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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Offfarm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ANG Yu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features and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in Chinese offfarm workers. Based on analysis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and small town, the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features and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in small town, and analyses that small town development is expound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hat offfarm workers float in reason. Then the paper points the increase of the third industry, especially serving industry have advanced migrant of offfarm workers, and analyses it is the key to increase the degree of employment in offfarm workers that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In a word, we should consider the country system, policy and concept in order to solve offfarm workers question, including migranting, working, arranging of offfarm workers in citi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impetus in the end about migrant of offfarm workers.
Key words offfarm; worker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y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