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的发展进程以及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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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在观念方面，礼与法的关系总是表现得至为密切。从早期历史上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后来齐民以礼、明刑弼教，“礼”与“法”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法律文化 法制建设

一、“礼”、“法”的发展进程

（一）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西周时期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礼论》

“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

――《汉书・公孙弘传》

“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记・曲礼上》

从公元前11世纪末到公元前8世纪是中国上古文明时期的全盛时期一一西周时期。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前代神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并将有关德的内容归纳成内涵广博的“礼治”。虽然内容庞杂，但贯穿周礼的原则始终都是“亲亲”、“尊尊”。西周时期的“礼”“刑”构成了当时的法律体系，共同为调整社会关系发挥作用。①

（二）德礼并用、礼法结合――西汉时期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

鉴于法家思想的秦王朝二世而亡，一些地主政治家又提出了改变统治方术的“更化”问题。这时董仲舒正好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正式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这迎合了汉武帝的需要，从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②这一法律思想是以德礼教化为主，刑罚惩治为辅，注重“德礼并用、礼法结合”。但这时“礼”还没有作为法律正式入律。

（三）以德为本、刑罚为用――唐朝时期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疏议・名例》

唐太宗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统一不可分割。” 从而明确了以礼为内容，以法为形式，融礼法为一体相互为用的思想。因此在制定《唐律疏议》时最终确立了“以德为本、刑罚为用”的原则。这一时期礼、法的结合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

（四）齐民以礼、明刑弼教――元明清时期

“自古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不尚刑,顾岂偏废哉?”

――程颐《河南程氏粹言》

我国古代法律史上通常倡导“德主刑辅”，“德”为“刑”纲，“刑”要受“德”的制约，“刑”始终处于次要、辅助位置。这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从而减轻苛刑。在处理德、刑的关系上直至宋代以后才有所突破。南宋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

总而言之，纲常礼教与封建法律的结合，自西周开始历经近千年的演化、渗透和融合的过程，至唐代臻于完善，使唐律成为封建纲常法典化的典型代表，从而实现了“礼”与“法”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达到“礼法结合”的巅峰“一准乎礼”，“明刑弼教”则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礼”、“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礼”思想主导下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1、积极影响

在预防违法犯罪及改造犯罪分子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德主刑辅”并不是反对刑罚的应用，而是反对唯刑罚至上的方式。其正确理解应是虽然刑罚具有强制作用，但只有震慑作用；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从根本上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这值得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借鉴和应用。

2、消极影响

传统法律文化中权大于法，司法独立缺失的传统成为阻碍现代法治精神确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官本位”思想影响下，权大于法和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非常普遍，社会在价值选择上自然也就倾向于权而不是法，这与现代法律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相容，有碍于法律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法”思想主导下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1、积极影响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主要体现在“法贵遵守,天下共之”及“执法严明,信如四时”两个方面。因法家当时站在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所以在尊君的同时还主张“执法严明”、“法贵公平”、“守法一体”。这些思想对我们进行现代化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消极影响

传统法律文化的“重刑思想”影响深远。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对于“将过”的处罚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这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直至今天仍影响着我国法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淦家辉、李雪强．《略论“德”、“礼”主导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载于《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01期．

[2]宋仁彪．《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载于《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6期．

[3]云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载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2期．

[4]凌蕊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载于《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报》．第20卷第4期．

作者简介：智宝月(1988-)，女，山西忻州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10级经济法学硕士，主要从事经济法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