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民众”和“美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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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下的社区营造

台湾在1960年以前，小农主导的农业是支柱产业，比重占到全台GDP的30%，随着当局对工业化的强调，上世纪60年代末，台湾农业开始出现负增长，农地逐渐被工业和城市开发所占，资源向城市倾斜，城乡发展失衡，到了1990年代，农业只占台湾GDP的不足3%。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故事：年轻人进城务工，乡村只剩老人和孩子，村庄生活凋敝、公共服务匮乏、社会秩序混乱……雪上加霜的是：2002年台湾加入了WTO，失去了政府保护的本土小农在外来农产品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农民纷纷失业。

在这种困顿的背景下，以及受到1980年代开始的台湾风起云涌的街头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影响，一场对台湾城市与乡村具有同样深广意义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发生了。从它开始，农村社区渐渐找到了走出危机的途径。

“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始发于“文建会”主任委员陈其南，当时（上世纪80年代末左右）的台湾，面临着严重的居住环境恶劣问题，用陈其南的话说：台湾各地“住居品质、都市景观、乡村格调、环境卫生、交通移序、公共安全、社区安宁等问题，却几乎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他问道：“外人说台湾是‘猪舍’、‘火烧岛’，那么‘美丽之岛’的美誉，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蹧蹋了？”为此，这位人类学教授出身的文化官员，率领“文建会”向全台推行“社区总体营造运动”。

这场运动的特别在于它先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但很快在基层落地生根，继而反过来自下而上地改变台湾的社会面貌，促进了台湾公民社会的建立，发展了台湾的政治民主。“文建会”在一开始就为它画了这样一幅蓝图：先由政府鼓励、辅导和扶持，帮助地方开展进行基于自身特点的社区空间、景观和文化建设，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价值，激发居民对社区的热爱，而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生活情境下的美学层次”。这样得到的是两个结果：更美丽的社区，和更贤良与能动的民众，而且后者才是重点所在。正如陈其南在一篇著名的文章《社区总体营造的意义》中所述，社区总体营造“不只是在营造一个社区，实际上它已经是在营造一个新社会，营造一个新文化，营造一个新的‘人’”。

在这场运动中，全台湾的城乡社区着手进行民俗活动的开发、古迹和建筑特色的建立、街道景观的整理、地方产业的文化包装、特有演艺活动的提倡、地方文史人物主题展示馆的建立、空间和景观的美化、国际小型活动的举办等等。不少台湾的村庄，得以在这场运动中旧貌换新颜，并建立自己的“文化产业”，来替代逐渐退却的农业。而同时，社区居民在政府辅导下依法建立的“社区发展协会”，成为与基层行政组织村、里、邻平行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社区总体营造”这个词，也逐渐脱离了“文建会”的行政语境，泛化为一种广义的实践，甚至出现了一个词——“社造精神”，意味着“社造”已经成为一种台湾社会的新文化。

大地震后的农村新形态

1999年的“9·21大地震”波及台湾各地，中部山区乡村受灾尤为惨重。有幸的是，这场地震反倒震出了灾区更奋进、激昂的“社造精神”。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南投县埔里镇的桃米里。在地震之前，此地由于地处偏远，经济萧条，环境脏乱，村民对于公共事务也缺少热忱。大地震中，桃米里369户中房屋全倒168户，半倒60户，深受重创。地震后，桃米人发扬“社造精神”，成立了“社区重建委员会”，与震前刚在那里成立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合作，共同规划重建方向，寻找并引入资源，培养社区自身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激发出桃米人共同打拼的热望。

桃米的重建理想结晶为“桃米生态村”计划，里人举全村之力，投入生态绿化的推行、生态工法的施作、河川及湿地保护、生态调查与教育、生态旅游及民宿经营的推广，使故乡脱胎换骨，远近闻名。我在《南风窗》前记者陈统奎的一篇文章中读到：2009年，在社造12年之后，桃米这个仅有一千余人的小山村，预计游客量超过50万人次，创造营业额1亿多新台币！而这位陈统奎，正是受到台湾经验深刻影响的一位“社造”发烧友。他在考察桃米后，回到故乡海南海口组织动员父老乡亲，将故里打造成了集生态旅游、有机农业、民宿服务于一体的“博学生态村”，他本人已是大陆青年“半农半X”的典范，正试图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大学生返乡创业。

去年四月我有幸在福建龙岩培田“春耕节”上结识的南投县生态产业文化协会理事长、鹿谷乡内湖社区发展协会理事张伯志也给我们带来了类似的故事。同样被地震重创的内湖村在震后提出“生态保育、生活历史、生计产业”的“三生”愿景，并落实为“三生缘区”，区中有早年伐木场遗留的运木轻轨车道、观察昆虫的生态池、一条沿山势而建，可以眺望群山与聚落，在夜间则可观赏当地悉心培养、蔚为奇观的萤火虫种群的“梦中林步道”，以及一个以地方特产“孟宗竹”搭建、作为小型集会场地的“社造竹苑”，设施朴素，但处处透着里人对本地生态优势的悉心洞察和无比的珍视。人们来此生态旅游，一半是为了看风景、物产，一半则是来领略这座村庄的“社造精神”和由“社造”培育出的生态文化。

宁静与不宁静的乡村“革命”

“社区总体营造”在无数个基层社区默默发生，深刻改变了台湾公共生活，被称为一场“宁静的革命”。虽然激荡的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但还是有一些不宁静的事情同样在塑造着台湾乡村的社区意识，并影响着台湾的公共生活。

最典型的就是高雄美浓的反水库运动。1991年，当局兴建滨南工业区以工业化南台湾，为了解决其用水短缺，并缓解高雄等地饮用水紧张，打算在位于高雄县东北部的美浓镇修建水库。这不仅意味着美浓镇周边生态环境将遭受毁灭，这个“客家原乡”的文化也将受到重创，而且工程设计本身就隐藏着安全隐患。为此美浓儿女奋起抗争，先是由法律途径入手，紧咬政府暗箱操作、程序违法、水库设计缺陷和各种环境后果不放。与随后开始的街头抗议和内外串联同时，这场运动的“文化核武器”也在被酝酿。

三年后的1994年4月，“美浓爱乡协进会”在几位本地知识青年的推动下登上历史舞台，它致力于本土文化建设、生态保育、地方文史整理等工作，提升对于客家身份、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强调社区在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的大环境下面临的种种危机。与美浓爱乡协进会并肩战斗的团体，还有成立于1993年、致力于美浓生态保护的“八色鸟协会”，以及于1998年在“美浓爱乡协进会”与“八色鸟协会”共同扶持下成立的、以假期返乡的美浓大学生为主力的“美浓后生会”。

1995年，“八色鸟”和“爱乡协进会”决定将水库规划修建地双溪黄蝶翠谷开辟为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美浓黄蝶祭——的现场。黄蝶祭上，美浓人以基于客家传统祭祀仪式创造出的仪式来祭祀山谷中的黄蝶和其他生物种群，表达人类对破坏它们的栖息地的忏悔。黄蝶祭成为美浓反水库运动的一个接驳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持续表达立场的动员和斗争平台，并且是台湾民间自发组织的“生态祭典”的鼻祖。在反水库运动胜利结束后，美浓黄蝶祭继续成长为一个集诉求表达、文艺表演、旅游观光、生态与文化的教育与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节，至今仍是一面旗帜。近几年大陆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所举行的类似的文化节，都明显地受到了美浓黄蝶祭的影响。

这场风暴还孕育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交工乐队”，这支由本地返乡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乐队，一张《我等就来唱山歌》成为抵抗运动中的“战歌”，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在反水库运动结束后，“交工”仍然持续歌唱农村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并于2000年和2002年两度荣获台湾金曲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让农村学习，向农村学习

美浓人对家乡的关心并没有就此结束。活跃于反水库运动的团体继续活跃于新的课题，而新的社区建设力量也应运而生。2001年，另一个社区发展的推手进入美浓人的生活——旗美社区大学。“美”指美浓，“旗”指与美浓临近、为社大覆盖的九乡镇之一“旗山”。这一年，美浓钟理和文教基金会赢得政府招标，承办旗美社大，成为台湾自1997年开办第一所社区大学以来的第二十九所社大，是当时最接近农村、以农村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村型社大”。

台湾的“社区大学”运动的目标，用它的发起人黄武雄在勾画社大蓝图的宣言《我们要办什么样的社区大学？》中的话来说，虽然它一方面也提供个人知识成长、学历加升的机会，“但更强调开拓人民的公共领域、充实其生活内容，同时发展人民的批判思考与台湾社会的新文化，以进行社会重建，为未来的民间社会铺路”。可见，这场民间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与官方发起的“社区总体营造”有一个共同的期望：为未来的公民社会造就“新人”。

在旗美社大之前，社大的探索主要是在城市社区。而旗美社大的实践，在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洪馨兰看来，是不仅“让农村学习”，还“向农村学习”，珍视农村地方知识，建立“农村地方学”和“农村意识”，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着手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实现农村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在“社区总体营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乡村在知识和思想意识上的主体性。

台湾社大的协调机构“社区大学促进会”出版的一本书中记录着其他社大建设乡村的故事。比如：台东县南岛社大致力于重建卑南族射马干部落文化，复兴其代表社区凝聚力的“巴拉冠精神”；台南县的南关社大潜心活化当地闽南族群的传统庙会艺阵遗产 “宋江阵”传统，同时致力于振兴当地著名的竹编和藤编产业；台北市北投社区大学和新北市莺歌社大虽然是城市社大，但是看到周边小农的生计艰难与城市人口对食物安全的不安，于是推行“社区支持型农业”（消费者与农夫共担风险）模式，以兴办农夫市集的手段来建立消费者和生态小农之间的共同体关系，让吃菜人吃得安心，种菜人收入有保障，是对WTO背景下备受挤压的小农的支援。

而更多的变化在以一种没有社区基层组织依托的个人生活实践的形式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回或来到乡村，选择成为农民或追随“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而与土地保持联系。他们深谙主流农业的困境和缺陷，以及主流农产品市场给农民带来的压力，因此立志实践生态环保而富于文化内涵的农业，并力图与城市和城市农产品消费者建立一种更平等的交易关系，作为小农，自傲地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全球化的大风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