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化”的迟到和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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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是一位非常守时的人，参加活动几乎从都没有迟到过，究其原因，是因为柳传志总是准备出一些富余的时间，比如，某天上午他要开车去某地参加一项活动，活动正式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0点钟，而从出发地到活动地开车需要一个小时，按理只要在9点出发就行了，但他会在8点就出发，把堵车等意外情况考虑在内。

因此，很多时候，柳传志总能早到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虽然提前到了，但他却不急于去活动现场，而是待在车里处理其他事情。有一次司机问他，为什么不直接上去。他说，活动正式开始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我提前上去，一定会打乱主办方的阵脚，他们定会派出专人来陪我，这不仅会给他们添麻烦，而且还会搞乱他们事先的计划。

在公司内部的大小活动或会议上，柳传志同样守时，很少迟到。有一回，他在一个领导层会议上迟到了7分钟，结果自罚站了半个小时。当时，有人劝他：“柳总，您没有必要处罚自己呀，这是一个意外呀。”原来，一部电梯突然发生了故障，柳传志被困在里面足足有30分钟。

柳传志的回答却是：“无论如何，我要对别人的时间负责，而不是对自己的意外负责！”

柳传志曾经说，中国的许多企业家不守时，不守约，这让许多外国同行打心里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非常不靠谱，他们常想，连中国这些杰出的企业家、官员们都不守约，那么还能指望普通百姓还守约，靠谱吗？

对此，柳传志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参加过很多回各种各样的公开活动，比如中外企业家论坛、联谊等，但发现很多中国企业家不守约。

比如，某项活动，主办方提前一个月分别向30位中国企业家（或官员、金融家等）和30名外国企业家同时发出邀请，大家都一口答应会准时参加。但等到活动真正开始的那天，往往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外国企业家100%会准时到，而中国企业家能到70%就已经不错了，有时失约率甚至高达50%，而且很少有100%按时到的。这时主办方要么不等他们，准时开始，要么延时，让按时到的人等他们。无论是那种方式，都会令另一方不高兴。

这让很多外国企业家不满，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正是看到邀请函上写着中方的某个人也会来参加，所以自己才来的，好借机跟对方结识一下，但是结果却发现对方没有来，失约的人的确可能会有自己临时来不了的原因，但在外国同行看来，这就是不守信。

其实，不守信的岂止是中国的部分企业家，许多人也是跟他们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失约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事情，成了常态，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因为不需要付出任何法律或者道义上的代价，只是一句话的事情。我们总喜欢权衡失约和守约两者孰重孰轻，只要失约的代价和损失小于特发状况的，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失约。比如，本来说好要去参加一个同学会，但临时来了一位重要的客户，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自己去不了，走不开。因为跟这个客户见面的利益远远大于跟老同学们。

再如，有一个处于热恋中的男生，跟父母约好了，某个周末回乡下的老家去看望他们，结果，因为某个时间让女朋友不高兴了，自己得陪着她，于是不回去，因为觉得女朋友比父母更重要……

当某一天，我们再也无需找理由为失约开脱时，那便是我们完完全全地在他人心中成了一个没诚信的人了。

（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