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问题的简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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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德育更为有效？

武汉红领巾小学是我长期关注的学校，因为四年多来，这所学校一直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他们从制定发展规划开始，到组织管理改进，到课堂变革，再到今天的德育有效性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坚实而又灵动。

不过，坦率地说，我与其是在关注一所学校，还不如说我是在关注一群人。我关注以周彩华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作为一所名校，他们有一千条拒绝改革的理由，可他们却如此执著而坚韧；我关注红领巾学校的老师们，他们与所有人一样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可他们又是如何去尝试着做些脱离了低级趣味和功利色彩的事，这些事无法给他们现实的好处，却又让他们如痴如醉。于是，红领巾小学成了强烈吸引我的一所小学。

周彩华校长明年初退休，在每年一个改革动作之后，她将职业生涯里策划的最后一项改革锁定在了德育。她是个高度务实的人，愿望十分简单而明确，那就是让德育更为有效。

让德育更有效，并非红领巾小学独创的口号，事实上武汉市教育局早些年就提出了，为此还一定发过不少红头文件吧。可是很少有人会太在意那些文件，于是德育依然是低效的，甚至是负效的。有时，红头文件对德育有效性构成了伤害，当一种德育是为了贯彻上级指示或为了应对上级检查时，那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效的。而为了迎检搞些形式主义或造假动作，德育的负效也是难免的。当人们去做自己也未必理解的事，或被迫去做某事，或做某事时遇到超出所能承受的压力，或在做一件难事而又缺乏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时，人们往往会倾向于不道德。

红领巾小学的德育有效性实践是从维护学校的独立性开始的，他们一向坚持着自己的主见，做自己认定了的事，他们不媚俗也不媚上。当然这也并不表示他们正在或将要与上对抗。他们深知学校的弱小，因此可以委屈一下，配合一下，却不会主动迎取。就凭这一点，红领巾小学的几乎所有改革都有了较之别的学校更大的空间和余地。“尚美，优雅”是红领巾小学的校训，没有那份恬淡，哪还有什么美和雅。

周彩华校长的职业生涯已进入倒计时，可她的好奇心却永不退休。每每她要约见我，与我对话，都是受着她永不衰竭的求知欲的驱使。这让我既十分渴望见到她，也害怕见到她。渴望见到她，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如此坦率地与我面对面地讨论困扰着所有人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有如一场智力的训练；怕见她是因为她的探究精神往往使我露出学问和阅历的短处来，我的肤浅和无知在她面前显现，多少有些惭愧的意思。

此次缠绕着她的“最后”问题，同样也在困扰着我和我们所有人。让德育更有效，何以成为可能？在全民族道德沦丧的世道里，那些导致道德问题的因素没有丝毫消除的情况下，教育者既要保证自身安全和不成为道德烈士，又要培养出有道德感的学生。每当有人提起这样的命题来，我心中的不安便会弥漫开来。

从班级和班主任着手

周彩华校长和红领巾小学的一班人对改变德育低效的愿望十分强烈，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教育精神之所在。而他们寻找的突破口是“明确班级德育目标”。

他们将德育工作落到班级上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德育的诸多途径中，似乎最看得见抓得着的就是班级了。

按我们传统的操作办法，要想落实某项工作，必先领导重视，而后组织保证。班级的领导就是班主任，作为班级领导的班主任对班级德育工作基本上负有全部的责任，学校的各项制度，尤其是针对班主任的考核评价和奖励性制度都在加固班主任的德育责任。班主任津贴即使没有高到让人羡慕的地步，却也暗含着如下信号：德育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而其他人可以轻轻地走开。这些制度上的安排，基本保证了是班主任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重视德育。

班级是一个极其固定的组织，中国式的学校就是一个个班级的总和。正是有序的班级组织让学校变得有序，而学校的失序也多由班级的失序开始。正因为班级的稳固，才使得班主任可以对班级施加持续的影响，才可以对班级进行长远的规划。任何其他的组织方式，无论学生社团或学习小组都无法如班级那样有利于经营。

因为班级的稳固，人员和地点的稳定，班主任才可能从容地谋划小环境，包括教室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学校的诸多针对班主任的评价都与其所带的班级高度相关，这让班主任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而无论这种关系是良性的抑或是恶性的，都有效加强了班主任对班级的责任。

因此，使德育更有效，是从班级和班主任着手，无疑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而提高德育有效性的希望也寄托在了班级和班主任上了。

把教育权还给老师

可是，如何提高班主任德育工作的有效性呢？

在此，我们可以将班主任的工作职能分为两部分，一是管理的，二是教育的。首先是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其目标是为确保班级的安全和秩序；其二是教育方面的工作，其目标是学生的道德成长。理想状况下，管理和教育应该是统一的。可事实上却不尽如此，因为班级规模普遍较大，所以班主任在管理上的压力相对较大；加之传统教学方式下，对学生纪律上的要求较高，而总有不少学生厌学和破坏课堂纪律，教师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的精力在管理上，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教师必须在接班后迅速把班级搞定，而唯有先把秩序稳下来，正常的教学活动才能得以展开。加之学校对班级的评估，也多以学生行为和秩序为主，从进校门开始到离开学校，学生一直被置于严格和统一的监督和评价之下，而对学生和班级的评价又与对班主任的评价挂钩。这些原因都促使教师放弃了教育过程，去追求直接的结果。于是，班主任教育方面的职能被功利性的管理职能削平了。

即使是同样纳入班主任考核评价的教育活动，也蒙上了功利主义色彩。班主任被要求按照学校的统一布置来实施教育，学校德育方面的工作被任务化了，而班主任主要就是按政教处（德育管理部门或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要求完成指定任务，并随时准备迎接检查和考核，这就使班主任的德育工作基本上失去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更不可能实现了。

红领巾小学在德育方面的改革，其主要策略就是将教育学生的权利还给班主任。

红领巾小学抓班主任，并不是给班主任布置一大堆新任务和新活动，而是希望班主任们能自主地安排班级教育活动。红领巾小学相信，只要把教育权还给老师，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那么，学校做什么呢？

可是班主任当真会做得更好吗？是不是会出现另一种可能，因为班主任都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工作，他们会不会倾向于不工作，或不努力工作？在这里，我不得不要提醒所有试图简政放权的校长们，千万不要对人性做出如此乐观的估价，当我们管理者百分百地相信自觉，其结果则是不自觉。

红领巾要提高德育的有效性，既不能管得太多，又不能放任不管，那该如何做起？他们的策略是抓德育目标。

红领巾抓德育目标，其诱因是教学领域内的变革。在有效教学的改革中，他们从一开始就狠抓教师的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他们将有效教学定义为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高，这使得红领巾小学的教师，在其教学过程中充满了理性精神。课堂教学改革的初步成果如今引入班级德育工作，那也是顺势而为。

在红领巾小学的五年发展规划中，并没有将提高德育有效性的途径和方法设定为德育目标管理。他们将德育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德育模式和方法上。他们必须将德育置于日常生活中，让德育始终与孩子们的生活相联系，将生活场景作为教育场景，为此他们在规划中提出了“场景德育”的概念。

我非常认同他们的做法，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永远不变的道德准则，道德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有道德的人，总能将自我与其周围环境相融合，恰如其分地与环境中的人相处或共事。我坚持认为，道德是不认死道理的，任何对道德的简单灌输或训练，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效的。

我认同红领巾的场景德育，认同德育必须与孩子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可是，在之后与红领巾小学的研讨中，尤其是在对设置多少和什么样的场景问题上，我越发感觉到场景设计需要魂魄，即，每个场景的设置总要服务于某种目的和目标，否则，五花八门的场景也许恰恰冲淡了教育的意味。

于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便突现于眼前，什么是德育的目的？什么是德育的目标？目的是我们做事的意图，或出发点；目标是我们对做某事的结果的预期。德育的目的主要存在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德育应该使人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德育应该造福于人，使人幸福而圆满。红领巾对德育的目的问题没有多加思索，他们更关注的是德育目标问题，即，德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在四年前，红领巾小学提出了培养目标：“脚步坚实，个性灵动”。他们希望将这一目标化为德育目标，他们并非不能做到这一点，可他们没有去做，他们希望一线的德育工作者——班主任来做这个事。

于是，班主任们开始琢磨：我们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哪些品德对孩子们是重要的。我认为，教师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必须的，我甚至认为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教师不配当教师。我们往往因为不能回答那些简单而根本的问题，导致教育的盲目和低效。正如德育目的和目标问题，似乎这两个问题总是飘忽在我们眼前，而真正考究起来，把问题回答清楚却并非那么容易。

最后的大考

于是，针对红领巾小学所有德育工作者的大考已然开始。考生不仅有班主任，还有管理者，被卷入的还有我这个教育咨询师。

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红领巾小学力图让每个班主任都将德育目标说清楚写明白，这么做对不对？答案当然是对，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答案，一项工作居然对结果都不做预期，那么工作的过程一定是盲目的，而工作的有效性也根本无法检测。

被问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为什么以前我们不这么做，或更进一步，为什么其他学校不这么做？我的回答是，之前和其他学校的班主任是任务型的，对他们来说能完成任务就是上上大吉了，恐怕大部分时间连任务都难以完成，成天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让班主任们自己写德育目标的学校，一定是那些主张将教育权还给一线教师的学校，比如红领巾小学。

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那么班主任如何写德育目标呢？红领巾小学猛然间给我出了这么个题，让我措手不及。为了给我充分的思考时间，他们选了一个年级的班主任，向我演示了他们的努力。我大体上知道，凡目标，都应该具体，可测量，有时间限制；我也大体知道，德育目标应该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方面来写，可究竟怎么写？我还真不能说明白。

于是，红领巾的班主任们自己摸索，建构起他们自己的德育目标体系，使用的也是他们鲜活的语言，在我看来，无一处不自然而妥帖。真是“生于民间，死于庙堂”，如果这些老师们都使用些老学究们的话语，虽然也许很严谨，却可能糟蹋了与生活血肉相连的德育。

班主任们撰写德育目标，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个“从混沌到清晰的过程”，起先从《小学生行为规范》的原版照抄，到后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口号性的语句，再到自觉遵从目标制定的原则和方法，再后来到了能尊重每个个性特征的“五定”，使得学生都能读懂和领会，这期间的心路历程，红领巾的教师们人人自知。

这次重访红领巾小学，他们拿出了一个小册子，记载着班主任们自创的德育目标和举措，真正是人人不同，个个生动。读来好是喜欢，于是，我给这本小册子取名为《让德育有效：根本问题的简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