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苏南模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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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苏南模式”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之际，苏南地区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民营化改革。从江阴来看，这场改革是一场典型的“抓大放小”的改革：一方面，强调规模化经营，通过由政府主持的同行业企业的整合，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帮助这些企业上市，从而造就出诸如“江苏阳光”、“法尔胜”、“兴澄钢铁”这样一批行业领导企业；另一方面，将7000多家中小企业进行民营化改制，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和纯粹私营的方式，将这些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从而达到了“放小”的目标。

这样一场目标明确的改革，效果非常明显。自1997年以来，江阴的经济成长速度一直居于全国前列，目前，江阴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三百分之一的GDP，人均GDP已达到了4000美元。经过十年的发展，江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50%，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60%。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中，江阴经济总量和工业生产总量就翻了两番。

从“放小”向“促小”的转变。“抓大放小”的卓越成绩虽然导致了江阴经济的高速成长，但逐渐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上市公司的发展固然有利于江阴GDP的增长，但随着上市公司资本实力的增强，本地的市场规模、发展机会和资源条件变得相对有限，上市公司们所采取的发展方式必然是跨地区发展的方式，募集资金的投向越来越多地不在本地区；其次，上市公司为了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即使投资于本地区，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必然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路线，以争取与本地或外地同类企业之间差别化的竞争优势，从而对当地的就业贡献越来越小；第三，由于，上市公司的管理的逐步规范化，它们面对异地股东及市场监管机构的制约，本地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弱，这些大企业的发展目标必然会与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从改革的目标来看，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趋势，但对江阴市政府而言，这无疑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增大了政府实现其他方面目标(如城市化和充分就业方面的目标)的压力，迫使江阴市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抓大放小”转变为“抓大促小”的战略。

“苏南模式”的新内涵。首先，江阴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极为强劲。在全市10458个工业企业中，镇村、私营、个体企业总数占99．10％，它们的工业产品销售收入也占到全市总额的86．58％。特别是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活力日益增强，进入了全新的强劲发展时期。2001年，私营个体经济的工业产值增幅和产品销售收入增幅分别为29.92％和32.55％，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其次，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江阴的民营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非常具有成长性的企业。这些企业或者在一个细分市场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很多企业会在国内市场上拥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在一个区域市场上具有决定价格的能力，或者已经将产品打进了国际级大公司的采购范围。

最为重要的是，江阴的制造业企业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梯度的层次。第一层是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年销售额大多在10亿以上)，第二层是基本达到上市公司水平、很快能够上市的企业(年销售额5～10亿之间)，第三层是我们此次重点调查的成长性很好的中小企业(年销售额500万～5亿之间)，第四层则是大量在寻找市场机会、谋求发展空间的新创业企业。在江阴，每个层次的企业都在为下一个层次的企业提供创业和经营方式的示范，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流动则又为新的企业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源。一方面，新创业企业在不停产生，另一方面，已成立的企业可拾级而上，稳定扩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极有生机的、非常有利于企业成长的经济环境。而这应当是江阴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新生的“苏南模式”最有价值的地方。

这样一种良好的创业环境，引发了全社会的投资热情。在最近几年，江阴保持了极高的投资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总额达到近60％。

这样，在企业民营化的基础上，加上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不同层次企业间的相互推动，使江阴的中小企业形成了三个十分明显的特征：第一，参与分工。江阴的制造业产品多数不是最终产品，而是制造业产品的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上的产品或“中间产品”。江阴的乡镇工业是从为上海及苏锡常的国有工业配套起步的，这使得江阴企业具有很强的为大型工业企业配套的能力。其客户遍布全国。第二，做大做强。江阴企业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诚信的商业行为和不断提升产品水平的发展眼光。第三，注重科技。以上三个特征，是江阴的成长性中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因此，我们可以重新诠释“苏南模式”的内涵，这就是以加工工业为基础、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参与国内和国际分工而逐步做大做强的极具代表性的工业化道路。

“苏南模式”竞争力的基础

上海与苏南：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在苏南地方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上海与苏南之间的梯度转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性质不同、但同时并进的发展过程。一是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替上海工业作代工，把上海的部分生产活动转移至苏南成本较低的乡镇企业中去，以降低上淘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样一种过程首先发生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并逐渐扩展到上海的各个传统的工业部门。通过代工，乡镇企业的技术和工艺可以得到提升，并逐渐接受了现代工业管理的知识和理念。二是人力资源通过不同形式从上海向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转移，这一方面缩短了当地技术提升的过程和时间，同日寸又完成了与商业活动相关的信息转移。苏南企业由此开始逐步接触到较为先进的技术、国内外市场的客户以及完成交易所必不可少的经验和技巧，从而加快了当地制造业的独立发展。

可以说，在改革之前，上海和苏南的经济主要还是一个梯度发展的关系。当然，在梯度发展的过程中，当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或进行工业结构调整之际，苏南的地方工业就会“乘虚而入”，取得一块原本属于上海的市场。这时，在上海和苏南之间，就会发生相当激烈的竞争。而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城市发展之后，这种原本就存在的竞争关系开始愈演愈烈了。从1984年开始，当乡镇工业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苏南经济的活力开始进发，江浙丽省的乡镇企业向上海的工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势不可挡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苏南工业以其更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逐步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产业的生产替代。特别是在90年代开始，上海进行了全面的经济结构调整，资源向汽车、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方向转移，苏南和浙北的中小企业则在轻工、机械、纺织、冶金、建材等产业中，通过竞争最终压倒了上海企业，在市场上取而代之。

在这个转移、竞争和替代的过程中，上海与苏南地区工业的关系由示范、配套合作、相互竞争到逐步替代，几十年里使苏南地区工业在轻工、机械等传统行业中取得了扎实的发展，并在最近的十多年里迅速取代了上海同类传统工业在国内外的市场地位和份额。

当然，对上海来说，这样一种过程也推动了上海工业的升级。一方面，乡镇企业咄咄逼人的竞争，使上海的政府和企业逐步认识到其传统工业在竞争方面的劣势，从而下决心开始实施产业升级的各种计划；另一方面，苏南、浙北乡镇工业的发展，又为上海的工业提供了极为良好的配套基础，使上海的工业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和升级，并在国内市场上具有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和配套条件。

在苏南工业的发展历史中，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在苏南的工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在六七十年代中，苏南的地方政府发展出了一套地方计划的协调方法。通过这种地方计划的协调，将众多中小企业集结成较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系统，在一些中央计划未能充分重视或有效协调的细分市场上，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一经验的成功，使苏南的各级政府都将其工作重点转向了发展地方工业，同时也使得有能力推动地方工业发展的干部在各地的各级政府中受到重视(至今为止，苏南地区的干部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能力仍然是居国内前列的)。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乡镇一级的政府都成为了发展地方工业的主角，以至于很多学者都将当时的“苏南模式”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二是市场因素的作用。在苏南的地方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市场因素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支配作用。一方面，苏南地区的轻工产品向国家外贸公司提供出口货源，本身就是依靠价格、质量以至人际关系之间的竞争争取来的“市场”。另一方面，苏南地区大部分生产属于地方计划或“计划外”生产，无法纳入中央计划分配体系，其投入和产出，除了依靠本地市场的协调运转之外，很大部分是依靠全国和区域的物资调剂市场来实现的。虽然当时的调剂市场不是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市场，而是实物交换，但在实物比价方面，以及产品的质量、品种等非价格因素方面，仍然是按市场交易关系确定的，并且也存在着与其他地方工业之间(包括苏南地区各县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使得苏南地区的地方工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市场影响因素。

三是以上海为主要市场的需求环境。苏南工业在起步之初，就和上海的工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为上海的外贸部门代工，还是为上海的工业提供配套，苏南的中小企业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上海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之内。这一过程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使得苏南的中小企业学会了“参与分工”，此后对上海传统工业逐步替代的成功又使苏南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很强烈的“做大做强”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在当时代表了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需求十分挑剔。特别是为上海外贸部门的“代工”，外贸部门对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的要求在当时是最为挑剔的。被迫使苏南的中小企业从一开始就较为重视技术、工艺和产品的质量控制，并且较为注重商业信誉。因此，从60年代开始的梯度转移，转移的不仅是生产能力和技术，而且包含了对工业化而言极为重要的现代工业文化。

发展传统形成的竞争优势。苏南经济的这种发展传统，形成了几个十分重要的、有利于形成和加强地区竞争优势的因素。

一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因素。由于苏南的地方企业是在本土经过很长时间逐步演化出来的，血缘一地缘关系就成为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政府(包括政府控制的中介服务)之间的主要组织因素。在苏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组织因素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当年的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社区企业)“改制”为家族企业，无非将地缘因素和血缘因素作了一个顺序上的调整，血缘与地缘重迭的关系，并没有多少改变。在血缘一地缘关系的基础土建立起来的深厚人际信任，仍然是苏南中小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基本组织资源。由于这种关系，小企业创业和初期发展的各种困难(如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都可以用低成本、非市场价格的方法解决。

二是企业之间机会相对平等的竞争格局。本土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各个企业的起步条件都是大体类似的。这样，虽然血缘一地缘的关系条件对每个人并不绝对平等，但一定的机会平等是肯定存在的。至于怎样把血缘一地缘关系转化为企业成功因素，取决于经营者的能力，取决于经营者怎样把市场的机会与属于供给面的血缘一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由于本地市场的规模有限，血缘一地缘关系以至技术、信息、劳动和资金的条件大致相同，个别企业能脱颖而出，只能依靠其突出的企业家能力，能够将供给面的因素与市场机会有效地结合起来。这种机会平等的

竞争格局，实际上起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汰弱留强的作用。而只要这些脱颖而出的企业未能在本地经济里形成垄断性的市场力量，改变这个机会平等的竞争格局，新的创业者仍然可以不断地涌现出来，呼应着市场土产业、产品、技术以及需求结构的不断演变而发展。

三是以现场经验为基础的技术文化。苏南地区的工业由于其手工业作坊的传统和从小到大逐步成长的过程，使其形成了十分有利于发展加工工业的技术文化。由于这里的现代工业并不是依靠外部的大规模投资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小型企业随着市场的扩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便不仅是依赖资本密集的大型设备的投入，而主要是依靠“边干边学”，通过具有现场经验的技术人员(很多人都是现在的企业主)，将技术含量相对较少的多用途设备整合起来，并将共技术水平提升。因此，在苏南的加工工业中，推动企业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作整合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资本投资。

而以现场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一方面，规模扩张的能力强大。由于企业具有较强的设备整合能力，企业就有条件因应市场需求，迅速将整合了的生产技术结构扩张，形成生产能力扩大、生产批量增加和生产成本降低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即是西方管理学近年所推崇的“规模增长能力”。

另一方面，技术装备配置的投资风险较低。把不同机械设备整合的成本远低于购置“成套设备”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而在生产要求变化(如规模、规格、品种)时，整套完整配套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调整困难，成本巨大，而整合式的生产体系可以通过个别设备更换来达到要求，成本会很低。

而且，由于集中于技术整合的能力，不单表现在技术装备可以灵活整合，且可以应用于不同产业或不同产品的生产，通过系统整合的能力，达到产业和产品生产的灵活多变能力。

由此产生出来的效果，是企业可同时具备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和范畴经济效益的能力，因此很能适应市场多变带来的挑战，也有利于企业在市场规模限制之下，把生产转移或扩展到其他生产技术性质相类而更有市场机会的产业和产品领域中去。这样一些例子，我们在江阴可以看到很多。与此同时，整合技术装备的能力亦可随着实际整合工作的增加而会进一步提升，促使本地机械加工工业能力的扩大和提升，从而形成一个同步演进、互相促进的区域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上述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就形成了苏南经济独特的竞争优势。可以说，“苏南模式”再现活力，中小企业的民营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苏南模式”的竞争优势的基础，不能仅归结为所有制因素，而是其地方工业的发展传统形成的一组有利于形成和加强地区竞争能力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江阴经济所代表的“苏南模式”的竞争优势，就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通过“边干边学”的技术文化，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转换、并最终降低投资风险的能力。

借鉴意大利“工业地区”的经验。苏南地区(包括浙江的部分地区)加工工业发展的模式，与西欧在二次大战前后，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模式十分相近。这一使意大利在战后“异军突起”的工业发展模式(被称为“工业地区”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意大利“工业地区”多数是以个别产业作为某一地区的主流产业，绝大多数的当地企业都加入该主流产业的生产链的生产体系。需要指出，意大利“工业地区”模式的成功，有两个重要的结构特征不容忽视。

其一，地区竞争力的依托是其最终产品的竞争力。意大利的“工业地区”大多是生产最终产品的地区。这些工业地区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本相对低廉、技术和工艺水平又比较高的优势，一方面为欧美的国际名牌企业作代工，一方面又在培养自己有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建立其本地品牌，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而不是仅依赖于一两个国际名牌作为加工生产需求的来源。这使得其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和巩固。

其二，注重技术、设计、产品开发方面的投资。事实上，在近20年内，意大利工业地区的中小企业和整体的生产体系也面对着跨国大型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这些大型企业已不再单纯采用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通过全球采购，把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以外发承包的方式分散全球，运用它们的雄厚资金、研发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营销的规模效益所形成的控制力量，通过系统整合的供应链管理方法，与分散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的生产灵活性和低成本相结合，且让后者承担生产投资的巨大风险，从而大大提高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包括成本优势)，这使得扎根于某一地方的地方工业企业和生产体系，难以与之抗衡。但在意大利，除了少数工业地区失败外，大多数工业地区都成功地战胜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最终产品属于细分市场产品(多品种、小批量、高质量、潮流性强、设计和品牌因素极强)，跨国企业的大批量规模生产方式并不适合，故此往往对之回避，并没有进入市场与之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意大利企业在外来竞争面前，在生产技术、产品设计和开发方面大力增加投资，不断提升技术和产品水平，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代设计和自有品牌的发展。

这样，在最终产品的不断创新的带动下，逐步扩展到材料、辅料、配件、零件以至加工机械的创新。随着最终产品的不断更新，配套产业的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反过来，材料等支持产业的创新又推动着最终产品的创新。这样一种地区内的良性互动，使得意大利的“工业地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也就是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重视的所谓“集群效应”。不过，意大利工业地区的主流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制造业，例如纺织服装、皮革制品、陶瓷制品、家具乃至包装机械等各类机械工业。在这些工业地区之中，却缺乏高新科技的产业。这或许反映出意大利工业地区的地方工业发展模式有利于劳动和技能密集的传统制造业，而不很适合涉及庞大资金和政府支持(包括与国防工业和科技相关的)高新科技产业。

因此，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如果苏南地区制造业的发展继续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在当前和今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竞争挑战方面，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可能更优胜于国营企业与跨国企业通过合资、兼并等形式所形成的大批量少品种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而与意大利的“工业地区”相比，苏南地区更有一个巨大的优胜之处：远较意大利更低的生产成本，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更增添了价格竞争优势。同时，我国近年来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所带来的发展机会，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取得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江阴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于国际竞争。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还主要是依靠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是，在现在国际大企业都纷纷在向中国转移其制造能力的情况下，这种优势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中国本土企业的优势，就需要认真考虑了。因为，一旦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之后，他们也就能够和中国的企业一样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来进行大规模生产。在这种条件下，考虑到国际企业所具有的全球营销的资源力量和筹措资本的能力(也即是在技术、设备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力)，他们的竞争优势将会更为明显。这样一种挑战，对江阴的中小企业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劳动相对密集、技术要求较低的产品市场里，江阴中小企业会面对两重的竞争压力。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它们通过收购原来中国本土企业经过改造后的新企业；二是国内大中企业在跨国企业竞争的压力之下，向这个市场转移。市场竞争的加剧必然会压缩江阴企业扩张和转移的空间，打击新创业企业的机会。因此，从总体经济而言，江阴中小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必然会更趋激烈。

二是“供应链重组”的挑战。虽然目前国际资本还无暇顾及江阴的中小企业所从事的这些细分市场，但由于江阴制造业的特点是参与产业分工，而一旦这些产业中的领导企业的市场地位或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其势必要按“全球化采购”的原则对供应链进行重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个汽车整车厂的重组，必然会引起为这种车型配套的总成、部件、零件、材料等整个供应链的剧烈变动。对江阴这种以参与分工为主要方式的经济体来说，这种风险甚至是它无法控制的风险，也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三是科技方面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江阴的这种参与分工、做大做强和注重科技的生产模式是成功的，而且将会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后wTO时期发展的主要模式。但是，江阴本地的研发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企业的研发往往只能通过和外地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或直接购买科研成果的方式进行。但我们知道，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找到技术，企业自己都必须有一定的研发力量，以便能够解决技术和工艺方面的具体问题，并且对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但是，江阴中小企业在延揽科技人才方面却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企业很难找到愿意到江阴工作的技术人才，即使找到了也很难留住。这样，尽管江阴中小企业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而且也花了很大的气力运用科技来加强制造业，但这种努力仍然并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技术门槛，以便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对江阴企业来说，其所面临的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挑战，是江阴的经济并没有形成地区性产业集聚效应，从而使江阴的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虽然江阴有一批很富竞争力的企业，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江阴的不同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在不同企业以至不同行业中相互强化、共同成长的体系，各个企业在市场上大多还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换言之，在江阴，并没有像浙江的一些地区那样，开始形成了具有很强的国内甚至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也就意味着，江阴的企业在面对着日益增强的国际和国内竞争时，他们所能够在当地获得的环境支持会是比较有限的。而这也可能是江阴经济结构的最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