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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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春天时，我一个朋友正在土耳其境内游荡，那里阳光晴美，鲜花盛开，到处是罗马人的建筑遗迹，和我印象当中雨雪霏霏的那个奥斯曼帝国大异其趣，而我是通过努里・锡兰的电影得到那种印象的。尤其是在《适合分手的季节》里，他真拍得到大得像花一样的雪，而伊斯坦布尔人帕慕克有部小说就叫《雪》，他花了大量笔墨来写雪中情景，写得你简直能听到雪落的声音，就像《适合分手的季节》最后一个长镜头拍摄雪落在村庄，仿若无休无止跳着旋转舞的白衣人，发出千万个白色的叹息轰然坠落。

努里的名作还有《三只猴子》和《安纳托利亚往事》，他喜欢追索着某个令人焦虑的事件，让角色陷入其中，但却并不像传统戏剧一味强调剧情高潮。他的结尾又总是耐人寻味的，有时平淡，有时突然，有点契诃夫小说的味道。

北京一直拖到春天才下雪，北海公园景色宛若旧京模样，这场全国范围的雨雪，北京并不是主角，像某份获奖感言长长的感谢名单中最后被提及的一个名字罢了。我住城外，交通不便，懒得出门，只看得朋友圈上人们天南地北各处奔忙，有的在加格达奇遇暴雪，零下35摄氏度，冻得眼睛都闭不上；有的在杭州住山，山中雾气凝结；有的在哈尔滨看冰灯，几十年不变的标配是红灯配绿灯；从土耳其转入希腊的朋友则又发来神庙小岛照片，依然阳光万丈，没有雨雾雷电，好像那国家从没有过部电影叫《雾中风景》，也从没有叫安哲普洛斯的导演。

雪后，一个朋友从深圳回来，带着零上25摄氏度的笑容、不离手的烟斗和刚痊愈的胃，他刚刚做完一个展览，将他十余年在新疆东北云贵跑来跑去的人文考察结集成书，他谈起羊八井、贵州的陨石山和阿里，那些遥远的生活场面，谈到去新疆的路况，海拉尔的荒凉，我们共同喜欢的古代中亚的面貌，被改变的游牧民生活，国王们开疆拓土，冒险家们的英雄梦。他还正在为上海一本杂志写关于拜伦和海涅的文论，同时全面读了泰戈尔，准备他秋天的印度之行。

游历生活总归令人羡慕，人在时间和地理上的移动虽然已被交通工具的进化大大改变，但你真正了解一地一时的状况却与速度无关，爱德华・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司马迁写《史记》，就算给他提供一架私人飞机也是写不出来的，一定是脚步和车轮到处，耳闻目睹才能诉诸笔端。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就会跑到战场旧地去察看地形，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去判断当时的情况。这里一个特例是伊曼努尔・康德，他一生未踏出过柯尼斯堡，却能在讲堂上大谈巴塔哥尼亚高原的种种风物，与亲历者所见无不贴合。其实他不过是读了太多的书，并且善于化成自己的语言方式讲出来罢了。

当然所有的电影，都是我们未曾经过的游历生活的某种实现，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曾在一部影片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当剧组所有人都各自回程，他却留下来在那个外景地小城游逛，拍几张照片，或者像当地人一样喝几杯茶，发发呆。他说，这个经历对于他比电影重要得多。一个导演不拍电影时可能会得到更有趣的细节，一位画家没带画具时看山水人物可能更自在，正如一位总统在关掉麦克风后往往会对另一位总统说点真话。而我们坐在影院里看电影时，比如说得超现实一点，放《适合分手的季节》，努里・锡兰的镜头中花样大雪纷纷下落，这时我们知道一个爱情故事结束了，这故事也同样会发生在现实中，就像我们离开银幕上的雪天，走出去发现外面的世界正被雪花笼罩。我们花两小时游历在导演的故事中，而在更漫长的时间里，也许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我们会突然或慢慢知道，有什么被藏起来了等我们去发现，关于导演没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