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庇者的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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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罪恶之火

列位看官，这期的话题咱得从一件极其悲痛的事谈起。

2012年12月4日下午，在广东汕头市来自湖南山村的80后打工者刘双云点燃了他打工的内衣厂。瞬间，14位工友年轻的生命就此凋谢。这些死难者，大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原本和刘双云一样，都只读到三四年级就辍学外出打工。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舆论哗然。有人痛斥，纵火者漠视生命，罪大恶极。也有人发问，刘双云为何如此凶残，大火的背后是否另有原委？

原来，26岁的“外省仔”刘双云在这家内衣厂工作了一年有余。事发之前，老板拒绝支付他11月份的3000元。理由很简单，物料数目不符，老板认为刘有偷窃之嫌，要他赔偿500元。为了要回工资，刘双云曾三次求助劳动部门、村委会协调，都无果而终。刘双云威胁老板说，要“以命来换”，却被认为是玩笑不予理睬。最终，愤怒的打工仔点燃了那把罪恶之火。

心痛之余，可能有人会假设：如果工作期间作坊大门一直上锁，如果劳动部门及时地协调了纠纷，如果老板在收到以命相抵的威胁后支付了工资，这出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鲜活的生命也就不会瞬间消失！但这些，也只能是假设了。

拿着菜刀讨工资

其实，这么多的如果，恰恰反映了社会管理的诸多漏洞。

我们先从事故的直接原因——劳资纠纷说起。据媒体披露，刘双云在内衣厂打工，并没有劳动合同。和其他打工者一样，他的工资待遇是和老板口头约定的。而且工资并不按月结算，而是每逢农历的重大节日才会发放，老板往往还会扣押一个月工资。据说，在来这家内衣厂工作之前，刘双云也曾被别的老板扣过工资，最后是带了菜刀才讨回来的。

企业拖欠工资，不能成为员工伤害他人的理由。但当与企业主发生冲突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工人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一场大火，拷问着当前的劳资关系：工人怎么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说到劳动保障，有媒体报道说，目前珠三角地区从县区、镇街到村，早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很多调解组织已经延伸到村。按照设计，劳资发生冲突时，工人可以通过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还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向工会组织求助。 但现实是，虽然有诸多制度设计，可工人的权益却时常得不到保障。说到底，地方政府对GDP看重大于对劳动者个人权利的维护，使得劳资冲突时博弈的天平向一方倾斜。

还有一点，私营小企业缺少监管。像刘双云先后工作的内衣厂，很多都是无照经营吗，什么手续也不办，找个简易厂房购置好设备、原材料，招几个工人就可开工。这样的作坊，生产安全就是一个大问题。刘双云纵火的这个厂子，三四层原本可以逃生的通道却被焊死，导致火灾发生后许多工人无路可逃，酿成惨剧。

这些漏洞，折射出的正是当下工业生产的粗放与失序：使用童工被视而不见，劳动保障保护功能不足，对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和精神需求漠视等等。正如有网友所说，刘双云自然要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但面对屡屡被恶意侵犯的权利，谁又敢保证不会有下一个李双云、赵双云出现？

不被接纳的失庇者

列位，汕头纵火案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不信？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年轻打工仔蔡洋的遭遇。

2012年下半年，因问题，中国各地陆续爆发反日游行。9月15日，在西安的游行队伍中，21岁的外来务工者蔡洋高喊着抗日的口号，抡起手中的U形锁，砸穿了一位日系车车主的颅骨。数月后，蔡洋被依法逮捕。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两位打工者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生在农村，家境艰难，打小就辍学，进城做童工。因长期在外，和亲人之间关系疏远，缺少沟通。身上或许还带有戾气，也可能随时爆发。但和父辈不同，他们想象着有一天能留在城里，有甜蜜的爱情，有美好的未来。可惜，城市并不会轻易接纳他们。

现实世界里，刘双云被工友认为开朗、有幽默感、讲义气，做事从不亏欠别人，还曾经为汶川地震捐过200块钱。蔡洋也被工友评价为，“每回都是乐呵呵的，从来也没跟任何人吵过架”。他们的内心，都倾诉在了虚拟世界。刘双云曾在QQ空间里无奈地感叹，“打工都会亏本”，“这样活着多累呀！我的人生就没有改变了吗？”蔡洋也曾在QQ空间里半开玩笑地说：“我想出家做和尚，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

他们二人正是千万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普通一员。这个群体是当代转型中国重要的社会存在，但在主流话语中，他们却是失语的一群。他们生于农村，长于城市，怀有一颗城市梦。然而由于自身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社会经验等条件的限制，加之社会公共产品提供者管理和服务的滞后，难以实现身份的转变。离开乡村来到陌生人社会的城市中，他们却无从建构出新的交际圈子和支持资源。游离于城市社会，唯一的精神只能寄托在于虚拟网络里。正如有媒体评论的，这是一群社会失庇者。

失去了亲情的温暖，又得不到社会的庇护，网络游戏中暴力因子的诱惑，这些在现实世界的极端事件刺激之下，情绪的失控只是早晚的事！

劳资对立，阶层对立，城乡对立，事实上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一个人走向暴力的必然原因。但当这些因素与其心智结构相遇，就埋下了暴力的种子。关键是，恶行能否被阻止？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增强“刘双云”“蔡洋”们的社会归属感，促进其城市融入；加强企业和当地工青妇组织、社区的联系，培育农民工群体自组织；引导社工组织进企业和社区，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心健康和劳动权益，使其不再处于孤独生存的原子化状态。

说到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消解他们的冲动，让他们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和安定感，这才能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

责编/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