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墨之争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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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和墨家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为当世留下了智慧的结晶。然而两者虽都是积极入世之学，但在“救世”之策的选择上却是南辕北辙。主要通过比较两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和墨子的出身背景和生平经历，分析了二者思想在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认识论四方面的不同发展。

关键词：仁爱；兼爱；儒墨之争；名实之辩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16-02

先秦时期，周朝分崩离析，诸子百家争鸣。而最为当世所推行的便是儒家、墨家和道家。相比道家思想的虚妄无为，消极入世，孔墨两家都偏向于积极入世。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就做出了“孔墨重实际，老派崇虚想；孔墨主力行，老派主无为；孔墨贵人事，老派贵出世；孔墨主勉强，老派明自然；孔墨主干涉，老派主放任”[1]1的论断。儒、墨两家有如许相似之处，所以我们熟知儒、道两家在出世入世态度上的迥然不同，却极少关注儒、墨两家思想的内在冲突，即在“如何积极入世”的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引发了两家在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认识论上的诸多争论。然而，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墨学逐渐被湮没，儒墨之争从此没了下文。但两家学说在“治世”、“救世”之策上的迥异，却依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为春秋时期宋国没落贵族的后代，“可说是在奴隶制趋于崩溃时期从贵族中分离出来的士阶层代表，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2]57。孔子早年从政，后又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回乡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出身贵族世家，又参与政事，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其实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主张恢复周礼，重整社会等级秩序。

而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则是“一位由手工业工匠而上升的士”[3]2，相比孔子对周礼的推崇，他更向往夏禹时期的社会。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发现“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于是“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他更多地从平民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代表的是当时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利益[3]3。

两者都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正是两者在身世背景和生平经历上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在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认识论上的不同。

一、宗教观念上的区别

在展开儒墨两家在宗教观念上的差异分析前，我们首先要说明，儒家和墨家的宗教思想与我们寻常所知的宗教是有所不同的。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所建立的是一个远离现世社会的彼岸世界，而儒墨两家的宗教思想却是基于现世社会的。但是，儒、墨两家对于天命和鬼神的态度却是不同的。

（一）对于天命的观念

在天命方面，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也许与他周游列国却终不受信用的坎坷经历有关，在他看来，贫富贵贱、死生祸福都由天命所决定，是不可抗拒的，无法人为改变。这种天命论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天命观念传统，但孔子也并非完全是听天由命，而是对以往的天命思想做了一定的升华。一方面，孔子保留了“天”的神秘性，以及对于“天”和“天命”的信仰和敬畏，抱有“天道远，人道迩”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不因为承认了“天命”的不可违抗而放弃主观努力。“他所重视的是人们是否尽了自己的责任，真正做出了努力；只要尽到了责任，努力去做了，尽管没有得到成功，也是可以于心安然的”[4]6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修正了“天”作为上古宗教迷信的形象，而将其与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相结合，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

墨家对于儒家的“天命论”持批判态度，并提出了质问，“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非命中》）这集中体现了墨子“非命”的思想。相比孔子生死由天的说法，墨子强调人力，指出人必须通过耕田织布等劳动才能够生活，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墨子还确立了“三表法”对其“非命”思想进行了论证，无论从实践经验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若失去了人的作为，都不会是现在的结果。这是奴隶制瓦解过程中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然而在其“天志”的学说中，墨子又肯定了天的意志，用它来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认为“天志”是天下万事万物的规矩，是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从天体运行、季节变化，到国家制度的建立和王公侯爵的设立，都是天的意志，这就又回到了宗教迷信的层面。

（二）对于鬼神的观念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很少提及鬼神，他所关心的只是现实的世界和人生，而对于是否有鬼神、对于死后是否有另一个世界，他都不予考虑，不去讨论[4]61。“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些都表明了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即要对鬼神敬而远之，专心致力于人道。

相反，墨子的“明鬼”思想肯定了鬼神的意志。他引用了中国有史以来“见鬼之形，闻鬼之声”的诸多记载，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而非虚妄。但墨子对鬼神意志的肯定，也并非是上古野蛮时代对于鬼神的绝对信仰，而是将它作为检验人心、改良社会的一种方法，算是以古代的迷信思想来为世俗之人说法。

二、道德观念上的区别

（一）对于仁爱的观念

儒墨两家都讲“仁爱”、“爱人”，都以“利人济世”为己任，但在方式上却有所区别。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在他看来，“仁”是君子所必备的品德。何谓“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才算是具备了“仁”的品德。又何谓“礼的规范”？孔子以为，就是周礼，即礼所制定的政治秩序。因此，儒家讲“仁爱”，其实是有亲疏尊卑之分的，这种“仁爱”，是有差等的，因人而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从此句可看出，孔子认为只有贵族才具有“仁”的品德，而普通的百姓不可能具备这一品德。这也从旁佐证了儒家的“仁爱”是有等级之分的这一观点。“仁者爱人”，既然普通百姓都不具备“仁”的品德，又如何去爱人呢？所以，只有上位者才能以“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去爱人，且这种“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向外推广的，根据远近亲属而有所区别。

孔子时时强调等级秩序，是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去看待“仁爱”的，墨子则立足于整个社会，试图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要“兼以易别”，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爱不应有亲疏、厚薄的差别，而应该要做到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要“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墨子以为，只要能普遍实行“爱人若爱其身”，那就能达到一切“和调”[2]70。“仁”在墨子看来并非是对周礼的恢复，也不是出于主观动机的忠恕之道，而是以利人、利国为具体内容的，更注重行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相比儒家鲜明的贵族立场，墨子所提出的“兼爱”思想更能反映出平民百姓想要消除上下贵贱等级之分的愿望。

（二）对于义利的观念

比较儒墨两家思想，最明显的区别便是儒家常说“仁义”，而墨家常说“爱利”。在上述对“仁爱”的分析中我们可知两家都讲爱人，只是在是否要分等级这一问题上有所分歧。而在义利问题上，儒家重“义”，而墨家重“利”。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可见，在孔子看来，“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认为太重功利便无法达到仁义的境界。他将“利”看作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将“义”看作是君子才能达到的一种主观精神境界。而墨子却将“义”与“利”统一起来，他所谓的仁人义士绝不像儒家那样脱离实际利益而空讲仁爱，而是具体实行“义”的行为[3]37。在墨子看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才是“义”，是实际有利于国家百姓人民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

三、政治观念上的区别

（一）对于治国的观念

在治国理念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即以“德治”来统领政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孔子反对用法治刑罚的力量来统摄百姓，而希望由道德的教化使百姓具备羞耻之心，自觉从善。如何实现道德的教化？就要通过“礼”，用一系列的礼制标准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其实在孔子整个的思想中，我们都能明显看他的政治立场，他始终都是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而墨子在治国方针上主张“尚贤”，即崇尚德才兼备的人。“国有贤良之示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他认为选贤任能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根本要素，好的国君应该以鼓励、选拔和任用贤能之士为己任。但是墨子认为的贤者的才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取的，且不分出身的贵贱、血缘关系的亲疏。这与孔子所讲的天生具备仁德才能的君子是全然不同的。这也反映出墨家所代表的平民阶层要求平等、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参与国家管理的强烈愿望。

（二）对于军事的观念

在对于战争的态度上，孔墨二者都是不赞成的，但是出发点却有所不同，儒家从道德方面考虑，而墨家从实际利益考虑。

孔子曾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足见他对于军事战争的反对态度。儒家反战，主要因为其“不仁”。这在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扬中能见其端，“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杀人以求之乎？”（《孟子・尽心下》）由此可见孔孟都认为战争非仁者所为。

而墨家反战，主要因为其“不利”。首先，战争太过劳民伤财，荒废农时，对对战双方来说，于国于民都只有坏处没有益处；其次，在战争中虽有少数战胜者得利，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却是更多人利益的受损。因此墨子也反对战争，这在其“非攻”的思想中都有所体现。

四、认识论上的区别――名实之辩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体现了孔子的正名思想，“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他认为要解决春秋时代“礼乐崩坏”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复周礼的权威，而周礼的主要内容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分封制和世袭制”[5]17。据此，孔子提出了正名的具体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每个人身在其位，就应该具备这一身份的人所应有的品行，并得到相应的对待。孔子的正名思想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的，他想通过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来纠正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从而挽救依然崩坏了社会秩序。

墨子则将“名实”关系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讨论。他认为“名”只是一个概念或者说名称，若只知道概念或名称，而不懂得从实际上对事物进行选择区分，就不能够形成真正的知识。而对于“名”与“实”如何做到相符的问题，墨子确立了“三表法”作为客观标准，一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上的圣王经验为依据；二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考察人们的直接经验；三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付诸实施，看其是否真对国家、人民和百姓有利。可见墨子认为只有实际经验才能使名实统一，也体现了身为小生产者阶级注重实用性的特点。

五、结语

总的来说，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因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而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盛行以及墨家思想的堙没，也与其各自所服务的阶层脱离不了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在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社会的问题，这份精神值得后世的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王桐龄.儒墨之异同[M].上海：上海书店，1992.

[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3]孙中原.墨学通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4]钱逊.先秦儒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5]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