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儿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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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收藏,最吸引人的神话之一,莫过于捡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捡漏儿的文字就不断在媒体上亮相。有些靠着买卖古玩发了财、出了名的人,就是靠着制造自己如何捡漏儿的神话,来为自己做造神运动。最初的那批收藏爱好者,捡漏儿是有可能的,因为80年代还不兴收藏,甚至还没有人敢说自己喜欢收藏。那时候最富也不过是个万元户,炫耀吃穿还来不及呢,谁有闲功夫、闲钱,往那上面扔?活钱死物是那个时代一般大众的理财心理。只有少数人,出于某种爱好,没事儿的时候,买两件自己喜欢的旧东西玩玩儿。最多也就花十几二十块的,这在人们眼里就已经是高消费了。

90年代,特别是后期,旧东西开始成为大众追逐的理财工具。于是,80年代买来的那些没人要的破烂,就都成了好东西,拿出来一卖就是几百几千元。一夜之间,手里的破烂身价百倍,多大一个漏呀!捡漏儿的文章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风靡的。

神话,是忽悠大众的最好手段。没有神话,大众会迷失方向;有了神话,大众手里的银子就没了方向,都围绕着捡漏儿升值转了。

笔下“捡漏儿”要夸张

收藏点旧东西,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把玩把玩,如果余兴尚在的话,拿起笔来,写上几句,应该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但凡传下来的那些所谓藏书记、藏画记之类的玩意儿,如果仔细去翻的话,你也许会发现,古时候的人真的很可爱,也很优雅,那里面绝少提东西是如何买来的,今后能不能保值升值就更没有了。明末清初,有人为了收藏,可以把家里的田产、当铺全部卖掉,就为了能把自己喜欢的旧东西买进来。那些记录藏品的文字,在今天的人眼里,可能都成了天书。不知道是古代的藏者都博学,还是今天的人们都盯钱。

十多年前,仿照着古人收藏的先例,我也写了一些文字。记得那时候买过一只笔筒,没花多少钱,也就百来块,一篇稿费的钱。那时候写一篇纪实类的文字,咱北京可以拿一二百块。好的给南方,可以拿一两千块稿费。可那时候南方的报刊几乎不刊登收藏类的文章,所以我就给这只笔筒写了千八百字,寄给一家报纸。

买这笔筒的时候,不是看中它的年份,倒是上面的图案挺招人喜欢。记得我当时见了它,毫不犹豫地拿在手里,还跟摊主说,这东西真不错,老东西。这不没事儿撑的让人家宰吗?不过那时候卖东西的人也没有那么精,一百来块就拿下了。回来后,觉得图案很好。玩儿嘛,有人玩年份,有人玩造型,我玩的就是那上面的那幅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在那儿指手画脚,其他人都跟碎催的似的,活脱脱画出当时官人的世相。古代当官的据说都是“学而优则仕”出来的,要我说,从这幅画上可以看出,其实都是“屁而优则仕”。你看当官的和其他人,腰板没有一个直的,就是陶渊明说的那种,“为五斗米折腰”的那路人。

稿子寄出去一个多月没音信,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是个女孩子,告诉我说,“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可读性差。”我心里这个纳闷,写得好,怎么可读性又差了?其实人们所说的可读性,对于故事来说,就是情节;对于哲学来说,它是逻辑;对于美术来说,它是色彩线;对于网络来说,它是刺激;而对于广告来说,它是实用。我本来想跟她在电话里申说几句,没等我开口,电话就断了。晚上去一位编辑朋友家,跟他说了这事儿。朋友说:“哥们儿,你干编辑的还不懂吗?可读性就是个官话。谁看你那些文字,告诉你,就写捡漏儿,就能发!”我说我写啦,二百多的东西,花了一百多点儿,这不是捡了漏了吗?朋友说:“你不是编纪实吗?编个故事。”我说就这么个东西,能有什么故事?“干脆,你就写,一百多买的,卖了八千多,这不就是一大漏吗?人们看的就是这个。”

明白啦,听人劝,吃饱饭,照着朋友开导的去做,后来还真就发了好几篇捡漏儿的文章。原来,漏就是这么“捡”的。

白捡的东西都是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收藏,从它兴起的那天起,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收藏了。它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大众理财的神话兴奋剂。在这场制造“兴奋剂”的过程中,有一种人,可以说是真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类人,从来见不着他们淘换东西,可是,他们还专爱写捡漏儿的文章。他们和收藏者不同的是:藏者写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淘换来的,只不过是为了文章的发表,把买卖价格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夸张了,属于收藏修辞学范畴;而这类人的捡漏儿,没有夸张,也没有忽悠,他们的东西本来就一分钱也没花,卖多少钱都是捡漏儿。捡漏儿不过是市场运作的一部分。

这类人,我还真见过几位,那叫一个牛,你说什么,他们都能给你捡来漏。苏哈托就是这么一位,“苏哈托”是他的外号,这小子比他们那帮人都精,现在早就不干这个了。当初为什么叫他苏哈托?他姓苏,“哈托”是形容他干活的时候,哈着人家的劲儿,别人还真拿不好。他接的第一单活,是他自己在旧货市场上“哈”来的。

本来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他,他一连“哈”了好几个摊,听到的都是“您往前边看看,说不定有需要您的。”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一上来就问人家:“需不需要给您写点什么?”多傻呀!人家没把他当神经病就不错啦。他清楚地记得,第一单活是在一个夏天,顶着大太阳,满头大汗地走了好几家古玩店。最后还是一个看店的老太太,看这小伙子挺可怜的,说:“小伙子,进来坐吧。你说你要写什么?”苏哈托说:“我想跟您借点儿东西,回去写。”老太太犹豫了,万一要是个骗子呢?苏说:“大妈,这么着,您就借给我一件不值钱的玩意儿,我写完了,就给您送回来。我的身份证可以压您这儿。”也许是老太太心软,也许是他心诚,借回了一只青花瓷墨盒。一个晚上,他就出手了好几篇《青花瓷墨盒捡漏儿记》,满世界一发,第二天就把东西给人家送回去了。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夸他,人真好,真实诚。没出俩月,老太太就找他,说有人要找他写,看来真有人到老太太那“捡漏儿”来了。渐渐做了几十单这种捡漏儿活,知道他的行里人都管他叫苏托。每写一篇,东西一定要送给他。慢慢地他也了解了古玩这玩意儿,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价格。他就根据这一点,按价论价。他现在专给古玩商做策划,然后找人写,“写这类东西,对于爱动脑子的人来说,是件苦差事,不如忽悠策划合算。跟人一说,有档次,容易见效果,又来钱。”

捡精神漏更美好

外行人不知道捡漏儿是个什么概念,刘一手手里正把玩着刚刚从市场上淘换来的一只“汉代”玉猪。我之所以把他这“汉代”俩字打上引号,倒不是我不相信他的话,也不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玉猪是什么玩意儿,而是因为“汉代”在我心里,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形象。所以凡见着人们所说的汉代的东西时,我都要打上一个问号,理由是:那是要经过考证的,而且应该是纯正的乾嘉式的考证。简单跟您说吧,就是一定要有文献佐证,光嘴皮子不成。

刘一手之所以叫刘一手,就是他嘴皮子上面真有一手。朋友跟我介绍说:“他要想说你这是假的,一会儿就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东西是真的了。可他要说自己那东西是真的,同样也用不了一会儿,你就会信他是真的。”他给自己的藏室起了个名字,就叫“是真斋”,一进门,没别的,您第一个见着的,就是“真的”俩字。谁那么大胆子,敢把自己收藏的古董都当成真的,可他刘一手就敢!

不过刘一手也不是什么学问都没有,就是一玩家子。他跟我一样,喜欢清代学者惠栋、阮元、钱大昕以及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喜欢没事的时候翻翻《斋集古录》什么的,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个汉代两字,我要给你打引号,他没意见。

引号不意味着这只玉猪就是假的,质疑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你听他这东西的漏在哪里――玉猪是刘一手上个月从一个卖杂项的古玩商手里淘来的。见着的时候,一共有三五只,有白玉、黄玉、青玉,刘一手单单看上黄玉的那只。我插话说:“你为什么喜欢黄玉的那只,不就是因为我有一只吗?想跟我比。”他说不是,白玉、青玉的质地都不好,先不管是不是汉代的,卖东西的人都这么说,一下子也看不出来。他有一个看法,玉就看质地,你就说是黄帝时代,我也不跟你计较,只要玉质上乘,东西不贵,就是漏。

黄玉猪开价3000元,回价1500拿下。刘一手说:“就这黄玉,不给我20万,你别想拿走。这不就是漏吗?”闹了半天,就这么个漏。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玉猪还在刘一手手里把玩着,可他坚信这就是一个“漏”。

无独有偶,谢女士去年春天去香港玩,花了6000元人民币买回了一部线装本《诗经》,辗转托朋友找到我,说让我给看看,值不值6000元。我该怎么说呢?只能说不错吧。可她还是不依不饶的,非要拿着书和资料跟我见面。碍于朋友的面子,就见吧。还没说几句话,这位谢女士就拿出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册,指着上面的一件拍品图片说:“您看,是不是和我的书一模一样?起拍价十几万呢。这书还没有我的书好,我的书起码也值几十万了吧。”这时我才明白了,收藏捡漏儿,捡这种精神漏,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是一种人们的美好感受,试想一个人花6000元买了一件,在他(她)心中值60万的东西,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呀!

收藏真的不太狭隘,捡漏儿也不能被理解得太狭隘,这么玩儿才是一件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