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治海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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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有过灿烂的辉煌，而当世界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近几个世纪，中国有过痛苦的失落，积贫积弱备受欺负，“落后就要挨打”就是这几百年极其痛苦地总结。梳理这一段失落的历史，人们发现，明清时期“片板不准下海”海禁政策的实施，拒绝海洋是中国走向衰落的开始。

郑和七下西洋是值得中国骄傲的航海壮举，郑和的宝船长120多米宽20多米，与这同时代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主舰仅有20多米长，恰似万吨海轮与千吨江轮之比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明朝船舶建造能力、郑和的航海能力也不是一夜之间造就的。

1987年，人们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沉没的南宋商船，其船体庞大，长约30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制作精良，水密隔舱技术成熟，虽被海水浸泡了近800年，木质仍坚硬如新，敲起来当当作响。研究发现了一个沉船的“南宋现象”：在此之前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帆船不过是百舸争流中的一部分，可到了宋朝，在此丝路之上的沉船几乎全部是中国船舶，且大多船型巨大，技术精良。

陆上的史料亦有相辅相成的记载：南宋之前，与我国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只有20处，到了南宋激增三倍，达60个以上，范围从南海、印度洋扩大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有研究者指出，突飞猛进的海洋贸易给南宋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宋高宗时期仅市舶收入一项便占到了财政收入的15%-20%，成为支撑宋室江山的重要经济支柱。南宋海洋经济比例之高空前绝后了近千年。

国人对宋朝，尤其是南宋有许多偏见，并没有太多人知道南宋曾经是“世界上第一海洋强国”。在历代治国君皇里，宋朝的皇帝对海洋是相当“异类”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开启了最早的“招商引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的富国政策有“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第十位皇帝认定“市舶之利最厚”；第十一位皇帝更为激进，不仅有“饶税”政策，还规定凡“招诱舶货”的皆“补官有差”，凡影响航海贸易者则降级查办。朝廷还花费巨资增建和改善大量的港口，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灯塔导航系统，形成了万里海岸线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南宋曾创造了高达1.6亿两白银年财政收入，明朝最强盛之时的收入也仅为此数的十分之一，而在人口四五倍于南宋的清朝，岁入也不过三四千万两白银而已。从多个方面来看，南宋创造了一段神秘的经济奇迹，开放和进取的海洋经济的确是几千年的“异数”，进而也创造了帝国经济的“异数”。

不足百年的元朝并没有把海洋的大门关起来，海洋贸易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鼓励。是宋元数百年海洋知识和造船经验积累造就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非常遗憾的是，明清的海禁，不但完全销毁了历史知识的积累，更造就了中国近二百年的落后。

宋元朝代的海洋贸易是讲究经济利益，到了明朝的朝贡贸易就大大变味了。朝贡贸易基本失去了贸易上的意义，朝贡成为了政治上对国力的夸耀，成了明朝对海外属国、番夷的恩惠。来贡者不论真假，不但不必缴纳关税，而且贡使和相关人员的花费都可以记在政府的账上，朝廷笑纳贡品，付出的却是数倍乃至数百倍于原价的“赏金”。郑和七下西洋是朝贡贸易的登峰造极之作，精美的财货换取的只是虚幻的称赞和臣服。

在明朝的财政制度中，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成为了额外的沉重负担，难以为继。朱棣经营边陲，遣使东西洋使脆弱的财政险象环生，其子其孙只得收敛祖父的开拓雄心，永乐中已置府设县的安南（近越南北部）弃之如鸡肋，郑和船队也不得不停止西遣。正是厚往薄来的虚荣，正是不讲经济利益的朝贡贸易使得明朝这个老大帝国丧失了财政的支撑，从而失去了进取精神，也不得不放弃了南宋以来建立的最为强大的海洋经营。此时欧洲兴起的寻找新大陆的热潮，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正是这一次向海洋的拓展成就了欧洲数百年的强盛。此后的明朝走向了“海禁”，曾经最为强盛的也由此走向了衰落。走向海洋或是拒绝海洋成为了走向强大或走向没落的分水岭。

史书记录了一段时任明朝兵部侍郎刘大夏对死去仅40年的郑和义正词严的批判：“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大臣锁单切谏者也。旧档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

此后，海禁进行得的确非常彻底，1477年，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便离奇地消失了。连同所有造船的技术记录也一同消失了，至今连郑和宝船的大小都没有了历史记录，其大小到底多少都没有人能说的清楚了。此后几百年，官方的航海活动确实是被“连根拔掉”，彻底绝迹了。如果不是郑和有先见之明，在去世两年之前刻下《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也许连郑和都会在中国的历史中消失。

追寻历史的脚步，似乎看到了南宋的“从容”，正是这种“从容”成就了南宋“第一海上强国”的地位，由此，南宋不愧被称为当时“最富有最先进的国家”。也许是赵家皇朝过于追求“从容”和“优雅”，“富民抑兵”，而不是“血性雄起”用无敌财富打造“富国强兵，开疆扩土”的故事，中国的史家并没有把南宋列入“强国”的范畴。

明清是另一种故事，出身低微的朱元璋，被称为“鞑虏”的爱新觉罗家族，内心深处都埋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海禁”是无知，更是“不自信”。明朝朝贡贸易“厚往薄来”宣示天威，郑和七下西洋登封造极留下了千年的航海绝唱、康乾盛世开疆扩土，“盖世武功”曾经天下无敌，而正是明清四百年“海禁”开始了中华百年的屈辱。

海洋还是海洋，千百年的历史已经久远，以古论今并不完全合适，但历史的脉络依然清晰，历史的逻辑并没有断裂。南宋的“从容”已经难以寻觅，明清的“屈辱”与“封闭”还并没有远去。过去你落后，别人可以打你，今天你强大了，并不能去打别人。“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已经不适用于今天，记住这个逻辑可以鼓励自己崛起，但绝不能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用这个逻辑去发展海洋事业并不全面。

经济竞争与合作是新世纪的主流，“和平发展”的逻辑就是共同发展。“和平利用，共同开发，创新高效，可持续发展”将是海洋新世纪的基本原则。海洋是联通的，就像大气与环境，局部就是全局，日本福岛的核污染可以到达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在全球化的世纪里，没有海洋是独立的，你可以有，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地球是全人类的，海洋也是全人类的。

我们不缺屈辱的记忆，我们不缺发展的需求与压力，作为世界大国，要有“国格”，就像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业绩很重要，而真正使他永恒的是其高尚和完整的人格。我觉得，今天我们缺的不是“崛起”的动力，不是“只争朝夕”的精神，我们缺的是几分“从容”和几分“淡定”，深层次所缺的还是“自信”。不仅是开发海洋，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向南宋学习几分从容，几分淡定，也许能更加持久，更加可持续。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充满自信之时，将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