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国视角看ODI逆向技术外溢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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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本文选取1985-2008年我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DI) 的相关数据，从投资国的视角考察了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实际有效汇率、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对我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基于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影响因素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我国已开始步入“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同步发展时期。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55.1%，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五位。目前我国正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如何有效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国际技术外溢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正是对这一战略的有益探讨。已有部分文献虽然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本国的实际情况，投资国却不一定能真正获得这种渠道的技术外溢。由此，本文将从投资国的视角，运用我国到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比较投资国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学者关注，对此做出开创性研究的是Kogut and Chang (1991)，［1］随后学者们开始对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问题，运用部分国家的相关数据，展开了系列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大部分研究结果已证实，对外直接投资能为投资国带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落后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从而获取这种逆向技术外溢，最终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有代表性的研究如Pottelsberghe and Lichtenberg(2001)、［2］Braconier and Ekholm (2002)、［3］Driffield and James(2003)、［4］赵伟等(2006)、［5］白洁(2009)、［6］刘伟全(2010)、［7］朱彤等(2011)［8］。在对FDI、国际贸易、人才流动等渠道的国际技术外溢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不论是哪种外溢渠道，各国通过其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大有小，甚至还有可能为负。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差异的剖析，学者们得到了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即国际技术外溢效应不可能完全自动发生。随着对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们开始考虑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已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吸收能力的研究，一国能否通过国际投资的技术溢出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关键在于本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当然，技术学习方的吸收能力的确是影响这种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同时，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对这种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因目前只有少量文献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此，本文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投资国的分析视角，根据投资国的实际情况，选取主要的影响因子并构建实证模型，并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运用1985-2008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比较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

二、模型设定

现实中，一国虽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技术外溢，但这并不代表该国能将其完全消化与吸收，一国特别是后发国获得国际技术外溢的程度与其技术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大量有关技术外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已经证明，一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才能使国际技术外溢效应真正对本国的技术进步带来促进作用。特别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与发达国家尽快缩小技术差距，提高本国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并非发展中国家的终极目标，只有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再创新才能实现一国的技术进步。对于投资国而言，特别是对于广大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其作为投资国消化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的因素也较为复杂，本文尽可能讨论那些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提供参考。

（一）投资国的技术吸收能力

对于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才有可能真正消化、吸收通过各种国际技术扩散渠道所带来的技术外溢，这一点已得到大量相关文献的研究与检验。已有关于国际技术外溢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在考察东道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对外溢技术的消化吸收）中，大量的文献无一例外地都分析了研发活动与人力资本的影响机理。不容置疑，它们的确是构成一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本文也要对其进行研究，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状况。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研发投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的现实情况，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把一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RD/GDP)来衡量一国的研发能力。这是因为只有当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形成内在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才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进步效应的实现。而关于投资国人力资本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本文准备从教育经费与科研人员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方面用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用从事研发活动的人数来作为人力资本的变量，这里主要指全国科技活动人员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从而衡量一国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因此，为考察二者在国际技术扩散过程中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这里用TFP代表技术进步，并根据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式：Y=A(t)L(K)进行估算；TODI表示投资国i各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Edu/GDP表示投资国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Pst/Pop表示投资国的全国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用他们与TODI的交互项表示投资国的技术吸收能力通过ODI对投资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