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紧迫性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创新行为关系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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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情景实验，对任务紧迫性下个体创新过程中呈现出的焦虑情绪和积极拖延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积极拖延有利于个体实施创新行为，虽然个体的无法忍受不确定特质（包括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两个维度）会对创新行为带来负面影响，但积极拖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消极作用。管理者可以通过实施积极拖延策略，有效利用缓冲，帮助员工调整情绪，增强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更好地促使个体实施创新行为。
关键词：无法忍受不确定；预期性焦虑；抑制性焦虑；创新行为；积极拖延
中图分类号：F2729；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1-0044-04
Effect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on Innovative Behavior under Task Urgency
——Moderating Role of Active Procrastination
ZHANG Min
（School of Busines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ctive procrastination as moderator into the effect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on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situational experi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active procrastin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ersonal innovation behavior， while IU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innovation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active procrastination has negative moderator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spective anxiety/inhibitory anxie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It can supply an empirical support for project managers to help employee enhancing the 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which then provides strong supports for innovation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prospective anxiety； inhibitory anxiety； innovation behavior； active procrastination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创新成为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决策，而项目则成为实现创新行为的重要载体。由于个体对不确定情景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对不确定的耐受性亦存在区别，对创新这种高风险的经济行为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身处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人们更容易借助拖延行为来降低风险或回避焦虑情绪；然而，拖延就一定可以降低焦虑和抑郁情绪吗？尽管已有学者证实积极拖延或许能够提高创新绩效，但这一结论是否对所有个体都具有一致的预测效力还不得而知。由于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情绪和行为都存在差异，这种个体差异会直接影响创新行为吗？一旦出现拖延行为，任务拖延在个体不确定耐受程度与创新行为之间是否起到特殊作用？随着业界对项目工期的日益关注，任务紧迫性下的拖延行为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效率和创新协同的视角重新审视项目管理中的拖延行为，在尊重人性和个体差异的前提下，挖掘拖延行为可能存在的积极作用，及时化解不良情绪，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促使个体有效开展创新活动并提高创新绩效。
二、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员工创新
个体在面临不确定事件时其情绪、认知和行为呈现出的消极反应被称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简称IU） [1]。项目运作过程中，在没有过多考虑个体能否完成任务的情形下给决策和行动过程设定明确的时间界限，就会使个体产生任务紧迫感，这也是导致焦虑情绪的关键诱因。不确定性的存在会放大决策时的负面情绪，较之于低IU的个体，高IU的个体会高估未来不良预期的发生概率和成本，导致信息加工偏差并使决策能力受损，滋生焦虑和抑郁情绪，表现出消极应对策略[2]。为了对IU进行测度，学者们相继提出五维度和四维度的观点，而Carleton等学者提出的包含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的二维度测量方法得到了学界认可，前者侧重考察IU的认知维度，涉及对未来事件不确定的焦虑；后者包括对不确定事件的抑制和经验，侧重考察IU的行为维度。预期性焦虑的存在促使个体主动寻求信息以降低不可预测性，抑制性焦虑则反映出个体在不确定情景下的认知和行为麻痹[3]。
创新本质上就是高不确定性、高风险、高难度、高回报和低成功率的事件，包含想法的产生、推动和实施等一系列非连续活动的组合[4]。不确定状态存在的时间会对不确定结果带来的负面情绪起到放大作用，IU则能够预测决策者对不确定情景的敏感度，进而间接决定了个体对高风险创新行为的选择倾向，高IU的个体将对创新呈现出更显著的情绪规避[5]。本文借鉴Carleton等的观点[3]，认为IU包含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两个维度，且IU与创新行为负相关。基于此，做出如下假设：
H1：预期性焦虑程度越高，个体表现出来的创新行为越少。
H2：抑制性焦虑程度越高，个体表现出来的创新行为越少。
2拖延与员工创新
拖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个体推迟或完全回避，个体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行为就被认为是拖延，作为一种典型的反生产行为，会对工作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而时间管理、目标管理等方法也被认为是应对拖延的有效策略。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拖延做出了积极的解释， Van Eerde等学者就把拖延视为管理消极情绪或酝酿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个体对任务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有利于产生一个更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法；不仅可以帮助避免不必要的冲动行为，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精明的、有远见的决策，能够帮助拖延者更好地控制消极情绪[6] 。在此基础上，消极拖延和积极拖延的概念被提出，学者们认为消极拖延与消极行为和低绩效相关，积极拖延则可在时间压力下产生强烈动机，反而能够更有创意地完成任务，尤其是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更需要时间去思考和酝酿并表现出积极拖延行为[7]。由于日常计划行为、对长期计划的信心程度和时间控制感已被证实与创新行为呈正相关[8]，而积极拖延能够帮助个体增强对计划的信心程度和时间控制感，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行为的实施理应存在某种关联。基于此，做出如下假设：
H3：积极拖延有利于个体实施创新行为。
3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积极拖延
积极拖延是通过刻意营造一种任务紧迫性下的压力感，以促使个体在压力下高效、有创意地工作，鉴于时间压力与创新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任务紧迫性下的积极拖延者相信自己会如期完成任务，这种适度的时间压力可能成为挑战性的压力源，帮助员工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和实施创新行为[9]。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存在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直接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而情绪已被证明是影响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10]。由此可见，如果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焦虑情绪可能是两者之间的纽带，对个体焦虑情绪的调节能够影响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而积极拖延者有能力及时圆满地完成任务并保持积极情绪。本文预测积极拖延通过对个体情绪状态的调节进而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此，做出如下假设：
H4：积极拖延对预期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5：积极拖延对抑制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三、实验设计与实施
1.实验对象和实验步骤
以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争议，但由于学业中的拖延行为最为典型，且创新任务的完成便于识别和观测，因此，本文选取湖北和浙江两所高校工商管理类的大学三年级学生为实验对象，实验内容则依托目前高校常见的ERP沙盘实训项目展开。为了体现任务紧迫性的要求，便于对积极拖延展开控制，本文对实训项目定任务的开始时间和完成时间进行限制，并在关键控制点对被试的实际体验进行问卷测评。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实验前的准备
对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进度进行设计。选择相同专业相同年级的学生随机组成团队，尽可能避免个体差异和任务内容差异对实验测评的影响。为了消除情绪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在实训开始前和结束前分别对学生进行情绪测评。
（2）编制实训项目执行计划
根据过去开展ERP沙盘实训的教学经验，将整个项目分解为8个任务，每个任务的期望完成时间均为4课时，且任务5、6、7、8为关键任务。借鉴Weening的观点，把无时间限制条件下被试者决策时间分布的中位数或平均数的50%（2课时）作为任务紧迫条件下的决策时间[11]。
无积极拖延的项目执行方案：
为了帮助被试更好掌握实训规则，任务1、2、3、4的计划完成时间保持4课时不变，将任务5、6、7、8的计划工期减半为2课时，按照Goldratt提出的关键链项目管理方法[12]，削减总工期的一半即4课时作为项目缓冲置于整个实训项目结束之前，根据项目缓冲的消耗情况对实训进度人为施加控制。该方案下实训项目预期完工时间为28课时。
存在积极拖延的项目执行方案：
任务1、2、3、4的计划完成时间保持4课时不变，将任务5、6、7、8的计划工期减半为2课时，削减总工期的一半即4课时并分别放置于关键任务5、6、7、8开始之前。明确要求学生在开始关键任务前需要运用1课时对本运营年度执行策略进行详细规划，提出更具创意的执行方法并实施。该方案下实训项目预期完工时间为28课时。
在实训项目开始之前，将项目计划向被试详细告知。关键任务执行过程中，教师需要定期对所耗用时间进行提示，保证被试充分感受到时间限制带来的压力。
（3）开展第一阶段实验
第一阶段的实验于2011年10月开展，共98名同学参加。旨在通过探索性分析检验方案和问卷的可行性。这98名同学随机分为两大组集中参与实训，分别采用无积极拖延执行方案和存在积极拖延的执行方案。被试在完成任务4之后需填写无法忍受不确定程度问卷，实训项目结束后需要完成创新行为问卷。采用积极拖延执行方案的同学在开始任务8之前还需要完成积极拖延量表。另外，所有参与同学在实训开始前后均进行情绪评定。第一阶段获得有效数据94份。
（4）开展第二阶段实验
第二阶段的实验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开展，共218名同学参加。旨在通过验证性分析和假设检验验证假设是否成立。所有被试均采用积极拖延的执行方案，在实训开始前、后进行情绪评定且要求每个同学在完成任务4之后填写无法忍受不确定程度问卷，开始任务8之前需要完成积极拖延问卷，整个实训项目完成后还需要完成创新行为问卷。第二阶段获得有效数据211份。
2 问卷设计
本文采用Carleton等提出的IUS量表[3]，该量表包含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两个子维度，可以很好地对个体的无法忍受不确定程度进行评价。以5分制评定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对不确定性的忍受程度越低。为了避免社会赞许性偏差，在问卷中加入了投射性问题进行控制。
TPS量表是最常见的一种用来评价学生拖延行为的量表，但积极拖延量表还未正式提出。借鉴Van Eerde的拖延量表[6]，笔者设计了积极拖延量表对拖延动机和拖延倾向进行评价。个体创新行为自我评价则借鉴Scott 等开发的量表[4]。上述量表以5分制评定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积极拖延程度越高或者个体创新行为越多。
四、实验分析与结果
1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外权威文献并结合第一阶段的实验情景进行改良，内容效度可以满足。预期性焦虑量表、抑制性焦虑量表、积极拖延量表和创新行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4、0886、0812和0788，均大于最低标准值07，量表所测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聚合效度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展开，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超过04这一最低水平，且在统计上达到显著；预期性焦虑量表、抑制性焦虑量表、积极拖延量表和创新行为量表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R）分别为0825、0834、0819和0842，大于07这一临界值；4个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分别为0713、0725、0714和0737，大于05这一临界值。三项指标均符合判断标准，问卷均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由于所有变量的测量均来自被试者自评，将问卷中所有条目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载荷量是1935%，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共同方法变异并不严重，加之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能够有效避免同源偏差。所有问卷在实验现场及时回收，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真实性。为降低被试自身情绪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借助PANAS-R 量表[13]对两次实验前后个体情绪进行测评，卡方检验显示被试在上述两个时点均不存在显著的情绪差异，进一步说明实验具有较高的信度。
2.参数检验
通过第一阶段实验，确定了两种实验方案的可行性，将第一阶段收集的数据进行配对样本的t检验。分析发现被试的IU未呈现差异水平（t=0619），而创新行为却差异显著（t=2952**），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积极拖延有益于个体实施创新行为，H3初步得到验证。
3描述性统计
对第二阶段实验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表1中预期性焦虑与抑制性焦虑正相关，这与Carleton等的结论一致[3]。积极拖延与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均显著负相关，积极拖延越明显，个体的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程度越低。说明积极拖延的过程中可以加强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帮助个体降低不确定性感知；计划的制定可以使个体明确行动目的，缓和焦虑情绪，增强行动的信心，加强对未来的掌控感。预期性焦虑、抑制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均显著负相关，说明无法忍受不确定程度越高，焦虑情绪越明显，个体越是对创新持规避态度，执行创新行为的可能性越小。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再次证实积极拖延有益于个体实施创新行为，H3进一步得到验证。
4层次回归分析
本文定位于个体层面，选取性别、年龄为控制变量，个体创新行为为因变量，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为自变量，对积极拖延的调节作用进行层次回归检验（表2）。M1说明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对创新行为没有影响；M2说明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对个体创新行为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H1和H2得到验证；M3的解释力优于M2，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行为正相关且关系显著，H3得到验证；M4中引入交互项后，交互项与因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积极拖延对预期性焦虑/抑制性焦虑和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H4和H5得到验证。为进一步探索调节效应，以积极拖延的均值为界，将大于等于均值的样本数归为高积极拖延组，小于均值的样本数据归为低积极拖延组，分别绘制预期性焦虑、抑制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图。图2a为积极拖延对预期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的调节作用，图2b为积极拖延对抑制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的调节作用。对比发现，积极拖延在预期性＼抑制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均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相对于高积极拖延，低积极拖延情况下的负向调节程度更弱，说明主动的、有计划的积极拖延可以更有效地抑制无法容忍不确定对个体创新行为的消极作用。此外，积极拖延对抑制性焦虑与个体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更敏感，说明积极拖延获得的有利信息可以直接对预期性焦虑产生抑制。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次尝试将任务紧迫性下个体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与行为上的拖延从理论上进行了整合，对个体创新行为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极情绪规避和拖延现象重新加以审视，得到以下结论：积极拖延有利于个体实施创新行为，虽然个体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感知会对创新行为带来负面影响，但积极拖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消极作用。尽管个体在面临不确定事件时其情绪、认知和行为呈现出的消极反应在所难免，但管理者依然可以通过实施积极拖延策略，帮助增强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树立积极的心态和创新信念。情景实验说明，任务紧迫下一味压缩工期可能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对于创新行为的激励并无多大益处；而有规划地引导积极拖延，却能够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有效促使个体实施创新行为。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将任务紧迫性的强度细化，使得上述结论更具备可操作性。
另一个贡献在于完善了项目管理的缓冲控制机制，为缓冲的设计、监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缓冲是保证项目进度计划如期进行的有效措施，Goldratt建议对任务工期进行50%的消减，再通过置于关键任务之后的项目缓冲保护计划稳健性[12]。之后的学者对缓冲设置方法加以改良，考虑了更多与项目属性、资源特性相关的评价指标并对缓冲设置过程进行优化，但这些研究都默认将缓冲放置于任务之后。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赞成将缓冲前置，认为缓冲前置能够更好地挖掘行为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机遇[14]。本文发现，如果积极拖延有助于收集创新所需的信息、整合资源制定行动方案，则积极拖延能够帮助个体减缓对不确定的焦虑，有利于个体积极实施创新行为。该结论不仅为缓冲前置的可行性再次提供佐证，也更为充分地考虑了个体面对不确定情景时的行为反应，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Dugas M J， Hedayati M， Karavidas A.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vidence of Biased Recall and Interpretations[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5，29： 57-70
[2]张国华，戴必兵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研究进展[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2）：124-130
[3]Carleton R N， Mulvogue M. Thibodeau M A， Increasingly 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cro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J].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12，26： 468-479
[4]Scott S G， Bruce R A.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37 （3）： 580-607
[5]Luhmann C C， Ishida K， Hajcak G.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Decisions About Delayed， Probabilistic Rewards [J]. Behavior Theory， 2011，42： 378-389
[6]Van Eerde W. Procrastination at Work and Time Management Training [J].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3，137： 421- 434
[7]Chun C， Jin N C， Angela H. Rethinking Procrastination Positive Effects of Active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on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 [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5，145 ： 245- 265
[8]Zampetakisa L A， Bourantab N， Moustakisa V 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Time Management[J].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010 ，5 ： 23 – 32
[9]Rodell J B， Judge T A. Can “Good” Stressors Spark “Bad”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in Links of Challenge and Hindrance Stressors With Citizenship and Counter Productive Behavior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6： 1438-1451
[10]Davis M A.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od and Creativity： A Meta-analysis [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9，108：25-38
[11]Weenig M W H， Maarleveld M. The Impact of Time Constraint on Information Search Strategies in Complex Choice Tasks [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2， 23（6）： 689 -702
[12]Goldratt E M. Critical chain[M] North River Press， 1997
[13]邱林.人格特质影响情感幸福感的机制[D].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6
[14]张敏，陈荣秋不确定收益下关键链项目缓冲前置分配模型[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14（4）：54-59
收稿日期：2013-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2YJAZH193）
作者简介：
张 敏（1975-），女，湖北黄冈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创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