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大战受查处警示商业炒作有底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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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价格大战”引起政府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局近期已经对“电商价格大战”展开调查，初步认为电商的促销宣传涉嫌欺诈消费者，发改委将对此依法惩处。（9月5日《新京报》）
点评：在此次价格战中，参战电商一方面高调宣战，另一方面以各种手法规避承诺，比如虚构原价、实际有货却标明无货……这场轰轰烈烈的所谓“价格大战”，只不过是以忽悠消费者为目的、“光打雷不下雨”的噱头。
忽悠消费者的事情常见，但如此大规模的忽悠很少见，一个行业的几大巨头如此默契联手齐刷刷地忽悠消费者，更是闻所未闻。
商业宣传或炒作必须坚守底线，那就是不欺骗消费者。而电商巨头虚构原价、实际有货却标明无货等行为，在忽悠消费者的同时自己也撞到法律的枪口上，欺骗消费者的电商理应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神医”走红，监管缺位是主因
从2009年开始，“拍打拉筋自愈法”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地悄然兴起。对于这一疗法的推广者萧宏慈，支持者称之为“神医”、“大侠”，反对者称之为“骗子”、“张悟本第二”。（9月3日《新京报》）
点评：张悟本的“绿豆神话”早已破灭，只是人们依然难以释怀：为什么相似的一幕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为什么像张悟本、李一、萧宏慈这样的“神医”总能粉墨登场，并且大行其道，他们的此起彼伏是基于什么样的现实土壤？
3年多时间里，似乎未见有相关部门加以干涉，对其无证行医、虚假宣传等违法问题更是放任不管。某种意义上说，监管的失守比之“拍打拉筋自愈法”的虚假宣传更具欺骗性。
一个社会出现几个“神医”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当需要辨别科学真伪的时候，我们缺乏足够的实证精神；在面对某些制度性问题时，我们又失去了对职责和底线的坚守，这或许才是“神医”走红的根本原因。
乳品质量差，仅仅是奶源惹的祸？
“中国乳品工业水平应该说是世界最高水平，我们唯一的差距就在于奶源。”光明总裁郭本恒说，新西兰等乳业发达国家乳企管理水平未必有中国的好，“他们为什么很少出事？因为他们的奶好。”（8月26日《南方都市报》）
点评：最近几年，国人对待奶粉的确在“崇洋”——虽然进口奶一涨再涨，但国人一直青睐有加，商场卖得火爆。
蒙牛的“修改日期门”、“牛尿门”；伊利的“汞超标门”；光明的“过期奶回收门”、“烧碱门”、“菌落总数超标门……”看看这些“××门”，哪个与奶源有关？还不全与生产管理和市场监管不力有关！
俗话说，有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和改正。遗憾的是，多年来，无论是行业主管部门，还是乳企负责人，总是一味高调宣称我国乳业“标准最高”、“历史最好”、“监管最严”，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去认真反监管的漏洞与企业的唯利是图。
让“失独者”充满希望地生活下去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过百万，并且还以每年新增7.6万个的速度在攀升。“失独者”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9月6日《南方日报》）
点评：对于许多“失独者”来说，唯一的子女是他们生活最大甚至是唯一的指望，失去孩子的痛苦常常让他们无法走出生活的阴影。
当他们年老体衰，需要孩子照顾时，不仅孤立无援，甚至连养老院都进不去。于是，“不怕死，只怕老，只怕病”，成了“失独者”群体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
“失独”问题绝不仅仅是政府计生问题，它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帮助。只有健全的养老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意外伤害保险制度，才有可能减免计划生育带来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让“失独者”不会感到孤独寂寥，真正回归正常社会安享晚年。
另类讨薪频出，让谁尴尬？
一群农民工，拉横幅，擂大鼓，痛骂曹操……8月底，一出现代版“击鼓骂曹”在河南安阳曹操墓前上演。原来，这些农民工们名为“骂曹”，实为讨薪。（9月4日《华声在线》）
点评：不难看出，骂曹操只是创造轰动效应的噱头，而讨薪才是真正目的。近年来，这种借助于稀奇古怪的噱头来讨薪的事件一直不绝于耳。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劳动法》确实规定得明明白白：对于劳动报酬的争议，应该先到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能解决再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不能解决就再去法院。除了调解期限为15天之外，仲裁时效可达一年，遇到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中断时可重新计算仲裁时效。至于法院判决，时间更是难以预测。有时即使终审判决了，还存在着“执行难”的司法痼疾。
在超长的时间成本和巨额的讨薪成本面前，农民工寻找一些旁门左道的办法讨薪。农民工们究竟是无知、无赖，还是无奈？
房产占家庭总资产70%这样的富翁不算富？
中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近日引来广泛争论和质疑。报告称：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家庭21%，城市户口家庭的平均资产已达247万元，其中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70%。（9月5日《中广网》）
点评：看到这个数据，可能很多城市家庭都会问：我有那么有钱吗？再看家庭资产结构，房产占了70%，买高价房欠了一屁股债，自己竟然还是个百万富翁！只是这个富翁咋看都像“负翁”。
假如只有一套自住房，房价再高、房产占比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总不能为了变现看到钱，把房子卖掉，全家人都睡到大街上或救助站里吧？那样城管也不答应，救助站也放不下这么多的“富翁”。
“房子很值钱”对于一个要“住有所居”的家庭来讲，这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不要被一些所谓总量、平均值冲昏头脑，把注意力多放在一些“于我不利”的数据上，调查研究方才有科学价值。
景区票价听证应超越“地方主义”
峨眉山景区门票调价听证会在四川省峨眉山市举行。参加听证会的21名听证代表中的20人均同意上调景区票价，另外1名听证代表也认为景区票价应该上调，但建议暂缓调整。（9月2日《成都商报》）
点评：许多景区对于本地人都有着特殊照顾，如在特定日子针对本地人推出象征性收取门票的特惠价，或者针对本地人推出的景区月票。因此，景区票价上涨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微乎其微。
对于本地景区，你是潜在受益的本地人，可对于外地景区，你又是潜在受害者。在这种“地方主义”逻辑支配下，各地景区此起彼伏的涨价潮，会让每个人都是潜在受害者。
一个景区最大的收益，不是靠高昂的门票经济支撑的，而是因景区积聚人气带动的当地交通、餐饮、住宿和零售等行业的发展来获取的。通过景区票价上涨而获得高收益，无异于竭泽而渔。
给制药下“猛药”是对民众健康负责？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上，曝光了一批生产企业通过违法给中药饮片染色达到增重目的。其中，8家严重违规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被责令停产整顿，6家企业被收回GMP证书，并对其中12家企业立案调查。（9月9日《京华时报》）
点评：中药饮片非法染色增重，是企业伦理“得病”、是药品安全“吃药”的又一标本。由此可见，做“良心药”也好，生产“放心食品”也罢，不止是道德与良知的匮乏，更是经济调控与行业监管两重层面上的命题。
然而，倘若纠结于批评与指责，似乎于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毫无裨益。赢利的冲动来源于“附加”的重量，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出中药饮片市场的乱象。
药企明知故犯，用昧良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无论是被责令停产整顿、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还是立案调查追究责任，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