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有个“凤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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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名戒毒成功的原吸毒者在美国纽约城租赁了一幢建筑物的顶楼住下来，并将其取名为“凤凰之家”。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为吸毒者服务的治疗集体――凤凰村。

2003年3月，居住在贵州省贵阳市三江农场的一对已戒毒数年的夫妇，开通一门“戒毒谈心屋”热线电话，帮助其他吸毒者摆脱。此后，一些自愿戒毒者开始聚集在他们周围，使这里变成了中国的“凤凰村”。

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拨通了吴顺国的电话。

吴顺国夫妇住在贵阳城外约25公里的三江农场，那里丘陵起伏，桃树茂密，由一条柏油小路蜿蜒连接外面的世界。这里以前有一所破旧的小学，三江农场把学校的教室整修后给了吴顺国夫妇。目前，这里住着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戒毒者，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他们叫它“爱心屋”。

“爱心屋”

吴顺国刚从南京回来，那边的电视台邀请他和妻子去做一档情感类的节目。接受记者采访那天，吴顺国夫妇起得很早，他们要带“家人”去做定期尿检。

一处红砖小院，并排七间平房，一个破旧的篮球场，这里就是“爱心屋”。作为“家长”的吴顺国和余红芳夫妇将其称为“家庭自约式义务戒毒帮扶点”。

余红芳是三江农场的子弟，她和丈夫吴顺国在爱心屋成立之前，长住在自己的五哥余红祥家里。

2003年3月，吴顺国跟五哥和余红芳商量，想多装一部电话，搞一个谈心屋，帮助那些想戒毒的人们。消息传出去之后，陆续有人找到他们，或是电话交谈，或是上门咨询。后来，有人提出，能否让他们暂住一段时间，帮助他们戒毒。吴顺国到相关部门咨询后，得到许可，决定尝试一下。

最早收留的是小许、小曾、晓伟三个朋友，五哥余红祥腾出几间空房，将他们安顿下来。

农场的生活节奏缓慢。晚饭后，邻居会来打牌或者下棋，到十一点多种才逐渐散去，这时便到了吴氏夫妇和三个暂住在这儿的朋友的谈心时间。“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谈心，相互鼓励。有共同的经历，交流起来非常容易，也愿意谈一些掏心窝的话。”吴顺国说。

那时候，每个晚上，几个曾经的瘾君子围坐在一起，谈不堪回首的过去，谈戒毒的决心，谈将来的打算，谈高兴的事，谈后悔的事，谈遗憾的事……话题总离不开，却能让人逐渐忘却“那种感觉”。

吴氏夫妇

吴顺国夫妇卧室的梳妆台上，贴着几张照片，余红芳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在交际处原来的那个天桥上拍的，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说起来不好意思，就在拍这张照片后刚刚三天，我就因为吸毒在这个天桥上被抓了。”

余红芳是家中的，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前夫也因吸毒过量，“一针把自己打死了”。今年37岁的余红芳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沾上后半年时间，她瘦得只剩下63斤。

一位邻居曾经当着余红芳母亲的面说，“你女儿海洛因能戒掉，死人也能救得活”，而当时，除了要面对自己年迈的母亲，余红芳还要面对7岁的小女儿。

女儿跪了整整一天一夜求她不要再吸(毒)了。“那么小的孩子，谁都叫不起她，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她的两个膝盖全部像要流血一样。”余红芳说。

1995年，余红芳开始戒毒，其间有过多次动摇。戒毒半年后，毒友来看她，像以前一样，他们在余红芳面前吸毒。看他们吸到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余红芳突然控制不了自己，很想再去吸一口。但在这一瞬间，她想到了母亲和女儿。她控制住自己，赶走了那些朋友。

吴顺国吃饭使筷子用左手，但他并不是天生的左撇子，他的右手食指短了一截。前妻知道他吸毒，几乎哭干了眼泪。当前妻最后一次问吴顺国是选择家还是海洛因时，吴顺国一急之下，冲到厨房拿起菜刀，“喀嚓”一下把右手中指剁掉了一截。

然而过了不到3个小时，吴顺国就对前妻说：“你看这指头挺痛的，找点(海洛因)来止止痛吧。”过了一个星期，前妻收拾包裹离开了吴顺国，那一年吴顺国只有23岁。

把吴顺国从混沌世界中拉出来的是余红芳。1999年，吴顺国从戒毒劳教所里逃出来后，整天躲在一个澡堂里，当时已经戒掉毒瘾的余红芳正好在浴室打工。几次相遇，余红芳就看出这个瘦黑男人是一个吸毒者。而令吴顺国最为感动的是，余红芳并没有歧视和疏远他。有一次，他过完瘾后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余红芳轻手轻脚走过来，帮他盖上毯子。“我心里一个激灵，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她让我找回了一份亲情。”

几个月后，他们走到了一起。吴顺国找到了生活的坐标，为了余红芳，他要戒毒。

戒毒时，吴顺国又哭又闹，想抱起电视机砸烂，却没有力气。余红芳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抹眼泪。等吴顺国折腾累了，她煮了一碗红枣糯米粥，端到他的面前。

很多吸毒者的体验是，生理上的毒瘾忍一忍就过去了，心痛才是导致复吸的致命诱惑。但余红芳最终看到了希望：当一对贩毒夫妇跑到他家，吴顺国拿着菜刀把他们赶了出去。

三十而立，吴顺国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主动到劳教所补满了劳教期，他想堂堂正正做人。在劳教所里，看着仍在整天谈论的“戒毒者”，吴顺国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帮助这群迷途的“羔羊”。

“帮助方程式”

吴顺国和余红芳的戒毒爱心咨询热线开通后，“爱心屋”的名字也就渐渐被电话另一端更多的戒毒者所熟知。每一个打来的电话背后都是一个辛酸的故事。

余红芳告诉记者，不善言辞的吴顺国总是有很多点子，总搞一些活动让大家一起参加，有的周末，他们还会到贵阳市街头举办一些义务咨询活动，这时，每个戒毒者都成了戒毒宣传员。

吴顺国夫妇至今还记得小许刚来时的样子：一米七几的个子，只有70来斤。小许的吸毒史有整整11年。因为感情遭遇挫折，他开始吸海洛因，后来慢慢发展到静脉注射，细瘦的双臂上，满是针眼，“起码要一两年才能痊愈。”

身体上的伤痕可以痊愈，但根治内心的伤痕却没有那么容易。“至今我们都还在戒毒”，这是吴顺国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爱心屋”调理一个月后，小许长了二十来斤，每天还要和吴顺国、小曾一起，走半个小时山路，提一桶山泉水回来，“泡茶喝，特别舒服。”

“以前看什么都是灰色的 人的七情六欲都消失了。现在，能看见山，能看见水。”“爱心屋”的一名戒毒者感慨万千：“以往从来不会说要考虑什么未来，有时候甚至想到干脆一针打死算了。现在我会想，既然‘走出来’了，我需要干点什么……”

“没有家人的帮助，余红芳不可能戒毒10年。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坚持到今天。我们夫妇俩帮助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四个，四个人就能再帮助八个人，这样下去，这种‘帮助’的能量会越来越大。”吴顺国说。

“帮助别人，也是为了帮助自己。”余红芳是这样认为的，“最开始来到三江，也许是为了换个环境逃避，但你终归还是要去面对生活，面对社会。我很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和努力，能够让更多的吸毒者醒悟过来。”

“门开着，我却不想走”

“爱心屋”是一个“凑”出来的家：彩电是吴顺国的，电视信号接收器是一个药厂捐赠的，沙发是三江劳教所送上来的，电冰箱是大鹏搬来的，一辆东风牌小货车是一名戒毒者的父亲送来的，一上路车门就“咣当咣当”响。只有单人床是戒毒者自己买的，每张床80多元。平房的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记着一组组人的姓名，轮流值日，负责清洁卫生。

“爱心屋”所在的这个院子，门是敞开的。每当有人提出要到贵阳去逛一逛时，“家长”吴顺国总是想都不想就回答“行”。

李大鹏如今已成了爱心屋的骨干。

年少时李大鹏很聪明，但吸毒让家人的期望一落千丈。李大鹏向记者这样描述他吸毒后的情形，“如果当时家里人正在看电视，一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就起来各进各的房间，不跟我说话，连看也不会看我一眼。”当夜深人静，待在那间没有人愿意进去的卧室里，李大鹏的心里是一种比毒瘾发作更难以忍受的煎熬。“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不如家里那条狗，那狗还有人逗着玩呢。”

离家之后的李大鹏来到了“爱心屋”。一开始，他也不确信自己真的能摆脱。可是不久，他就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这里没有歧视， 也没有孤独。”

“爱心屋”旁边有一片高墙围起来的建筑，这是三江劳动教育改造所新建的监房。有一名戒毒者曾经在三江劳改过，围墙里头的滋味，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我记得中央电视台以前播过一期节目，主持人向一位接受戒毒治疗者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出去以后，还会不会复吸?老实说，我前前后后戒毒不下20次，每次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目的地――找到吸上一口。但在这里，门随时都是开着的，我也随时都可以走，但我却没有这个念头，我甚至有很强烈的感觉――如果有人找我卖，我肯定会动手打他。”这位戒毒者如是说。

为了表明与决裂的决心，“爱心屋”一成立就立下一个规定：自觉在每个月定期去尿检，并由贵阳市禁毒委员会鉴定。每一次看到报告单上阴性结果时，都是他们最为高兴的时候。

“为了我们的目标”

戒毒者小可给余红芳起了一个外号叫“唐僧”。她解释说，给余姐起这个外号是因为《大话西游》里那个唐僧把妖怪都给念死了。“在这里她是不厌其烦地念我们，不管是生活上的细节还是到，她都念，很唠叨，但实际上我感觉这很好。”

很多戒毒者都喜欢听余红芳唠叨，每一个人临走，都不忘跑去再听她唠叨几句――

“余姐，我要走了。”

“回去自己一定要坚持，要记住我们说过的那句话。”

“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目标……”

“帮助更多的吸毒者”――就是这个目标，让吴顺国和余红芳坚持走到今天。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吴顺国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和尊重。“这种快乐是正常人理解不到的。”

“爱心屋”――这些并排而立的屋子确实不像一个家，但是每一个来戒毒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家的感觉。 据说“爱心屋”成立之初，当地警方并不认可，有人认为一群吸毒者聚到一块无疑是“聚众吸毒”，扰乱社会治安。如今，3年过去了，吴顺国他们已经初步证明了“爱心屋”能够帮助别的吸毒者。

但是，更严峻的考验还在未来――社会能不能接受他们，包容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心屋只是一个起点。“在‘爱心屋’经过短时间的生理康复，进行同伴教育，心理治疗，但回归社会才是最关键的。”吴顺国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要想方设法给这帮兄弟姐妹寻找出路，为此，他在“爱心屋”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同伴教育培训学校。

同伴教育，自愿戒毒，原本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戒毒模式，但在中国，它仅仅是一次心存疑虑的尝试，被媒体称为“民间自发戒毒第一步”。自2003年至今，从“爱心屋”走出去的戒毒者有100余人。据三江劳教所保卫科介绍，有三、四个人目前坚持每月都参加尿检，没有发现复吸情况。比起强制戒毒的复吸率，这是一个令政府禁毒和劳教部门振奋的数字。

(文中所有戒毒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