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改变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坚守与改变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今年年初,胡舒立团队接手《新世纪周刊》,路透社随即发出题为“胡舒立再次创业,《新世纪周刊》成为中国媒体的风向标”的报道。华尔街日报网站如此评论:“胡舒立将《新世纪周刊》塑造为另一本《财经》很可能是个挑战。”有乐观的分析者则预言,《新世纪周刊》“不仅将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器,更将成为一台‘质地优良的印钞机’。”

半年过去了。这只“风向标”测出了怎样的风向?这个公认的中国极具进取精神与专业水准的新闻团队,是如何应对挑战的?又具有何种启示意义?本文以财新传媒出品的23期《新世纪周刊》为样本,做一观察和解析。

不变的立场:市场经济与法治精神

客观地说,已经出版的23期《新世纪周刊》,尚未出现《银广夏陷阱》、《基金黑幕》、《庄家吕梁》这样引发巨大社会反响、影响了政策与市场的报道。时移世易,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改变,重回昔日辉煌并非易事。

从外部条件看,胡舒立团队最辉煌的彼时,以互联网、移动通讯为代表的新媒体尚未形成气候,传统媒体式微的趋势尚未显现。而如今,新媒体的挑战已然无可回避,传统媒体从业者如何救亡图存,已成世界性课题。在新环境下,即使是同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能否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仍是悬念。

从内部条件看,胡舒立团队过去是在双周刊的平台上操作,如今的平台则是单周刊,改变的不仅是周期,更有新闻选择标准与新闻操作模式,摸索与适应期自是免不了。

而站在更大的背景上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政经形势、社会思潮都发生了巨变。经过十余年的市场经济急行军,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巨人。当年的“中国崩溃论”,让位于“中国模式论”,市场经济的榜样――西方国家陷入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老师出问题了”,而中国看似风景独好。语境变得令人微醺和亢奋,也令始终对中国现实持批判立场的胡舒立团队在外人眼中一时身形尴尬。作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提倡者与“权贵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者,在日益复杂的利益背景与思想环境中,确立自己的立场与视角,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抉择。

胡舒立团队的选择一如既往:承认并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并总是寻求超越。而超越的指向,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新世纪周刊》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往昔一脉相承。在价值观层面,延续其呼唤法治市场经济、关注民生的一贯立场;在操作方式上,以其最擅长的调查性报道为核心武器。一些紧扣时代脉搏的深度独家报道陆续推出,令人隐约可见其昨日风采。其中,挖掘资本玩家李泽源如何操弄关系型私有化,将中国第五大航空公司深航拖向深渊的《最坏的私有化》;揭示新华人寿长达三年的惨烈公司治理演化史、意在呈现在现有体制下谋求一个规范的、协商制衡的公司治理何等艰辛的《新华人寿战记》;记录重庆打黑风暴中律师李庄涉案所引发的争议的《争锋李庄案》等,最具代表性。

同样的精神,还体现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报道中。在宏观经济形势扑朔迷离的5～6月间,《新世纪周刊》刊发封面报道《双引擎减速》,鲜明地提出“行政性调控打乱市场预期,市场化调控手段应登场”的观点,彰显了其往昔标举的“独立,独到,独家”精神。

无疑,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中国仍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诸多挑战。这决定了媒体作为望哨的职责仍有继续扮演的价值,而社会与市场,仍然会继续给最好地坚守了这种职责的媒体以回报和荣誉,这从胡舒立团队版的《新世纪周刊》广告量的不断增加中可见一斑。

坚守中的改变

坚守中也有改变。

2010年第7期的《新世纪周刊》,推出了深度调查报道《比亚迪做什么》,此组报道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显示在胡舒立团队生产的新闻产品链上,有了不事声张但却意味深长的改变。

这是一组尽显复杂性的报道。报道由5篇文章组成,主题是剖析中国备受世界关注的制造业企业比亚迪公司成功的原因及局限。调查的指向是犀利的:第一,与外界的想象相反,比亚迪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新技术领先实力,而是将中国劳动力优势发挥到极致所创造的特定生产研发方式。第二,电动车和新能源概念很美,但比亚迪已经透支了这些概念。在高股价水平上,投资风险越来越高。然而,报道同时呈现的是,比亚迪并非“血汗工厂”,其创始人王书福并非残酷无情的资本家。描述王书福的第2篇报道《出无为记》,可谓一篇感人的正面报道,记者利用生动的细节与细腻的笔法,刻画了一个中国企业家贫困的童年和对企业忘我到疯狂的投入。这样的视角,这种同情的理解,在以往胡舒立团队主编的《财经》中是看不到的。

除了上帝,没有人不需要与时俱进。胡舒立团队在《新世纪周刊》这个新平台上的改变,微妙而意味深长。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一场由人的欲望主导的无序游戏。其中,一定有有价值的精神性元素在起作用,这些增量,对于中国的今天与未来,都是一笔财富。媒体在履行自己望哨职能的同时,正视中国演进中的积极因素并予以传播,同样是一种职责。笔者相信,这个改变,不是胡舒立团队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变化了的中国的重新认知做出的自觉选择。这种同情的理解的视角,同样体现在对央企中海油掌门人傅成玉的报道中。

改变还体现在新闻操作的细节上。如与读者的互动性得到空前强化。编辑在每期的“编读往来”中精心回答2～3个读者的问题,3位主编则轮流在每期的“编辑絮语”中现身,以有亲和力的口吻与读者交流编辑心得;服务于记者记录见闻与灵感的小栏目“国风”,也在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些细小的变化,让人感觉到,这不是一群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操持的高地,而是与你我他一样的人们办得有血有肉的杂志。这些变化,应属新媒体冲击下的应对之举。

总之,一支曾经独领的团队,能否在新环境下重新画出传统媒体最新最美的图画,是一个极具悬念的话题,其意义不仅仅属于这个团队,值得持续跟踪。

(作者单位: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