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眺院士郑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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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陆水、葛洲坝、隔河岩、三峡工地呆过一年半载的人对郑守仁都不会陌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郑总”。郑总给大家的印象是衣着朴实、言语不多、稳重忠厚。从葛洲坝二期工程、隔河岩工程到三峡工程，他从事水利事业50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到睿智从容、驾驭世界最伟大工程的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陆水简易的芦席棚到乌江渡狭小的粮仓，从葛洲坝的一体两翼到隔河岩的特殊体型的重力拱坝，一直到大三峡，他把每一步坚实的脚印都留在了水利工地上，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长江水电大坝的建设，被誉为“大坝的基石”。

人物简介：

郑守仁，1940年生于安徽颍上县。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3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水工专业。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先后担任葛洲坝、隔河岩工程设计代表处处长、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兼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局长。先后负责乌江渡、葛洲坝、隔河岩、三峡工程设计。他负责的工程设计项目，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各1项、二等奖2项；国家优秀设计金奖2项、银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3部。曾获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精心设计优质工程

1974年，郑守仁风尘仆仆从贵州乌江渡来到葛洲坝工地，担负起导流围堰和大江截流设计的重任。当时正值“”后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在导流围堰施工的几个寒暑，郑守仁几乎天天蹲在现场。办公住地离现场有五六里路，他每天至少跑一趟，大多时候是每天两三趟，风雨无阻。施工进入最关键阶段，郑守仁干脆昼夜“泡”在工地。头班的工人下班了，他又参加第二班的施工，当第三班来接班时见他还在工地，工人们都从心底里敬佩他。

1986年秋，清江隔河岩工程匆匆上马，湖北省委、省政府将技术决策和设计重任交由长江委全面负责。搞工程的都知道，大型水电工程从初步设计到技术设计颇费时日，不能一挥而就。然而，隔河岩工程虽然有前期工作的基础，并且1970年曾有过开工的准备，但工程从决定动工到导流隧洞招标，时隔仅一个月。工地一片荒山野岭，现场设计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开始。时任长江委副总工程师、隔河岩工程设计代表处处长的郑守仁，既要千方百计组织力量突击招标文件，又要分出精力四处奔波，联系解决现场设计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工作条件。

设计任务火烧眉毛，必须争分夺秒。郑总和同是工程技术人员的爱人高黛安索性在工地“安营扎寨”，夫妻俩住进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夫妻俩天天和钻探工人一起吃食堂，有时从工地回来误了吃饭，就泡两包方便面草草对付。宜昌距隔河岩不过几十公里，两个多小时就可到达，又有车接送，但郑总和爱人却很少回宜昌的家。7个春节，夫妻俩就这样在工地囫囵过去。

郑总亲力亲为，处处以身作则，他无声的行动深深感染了广大设计人员。大家都自觉地以他为榜样，不讲条件，不分昼夜，一切为了保证工程用图。画图的桌子不够，就用床板代替；下工地没有车，就靠两条腿。因为设计的“粮草”供应充足，被称为“亚洲之最”的隔河岩导流隧洞不到一年就提前竣工通水，为工程提前建成并全面发挥效益奠定了基础。

1993年，带着葛洲坝、隔河岩两大工程成功的喜悦，郑总来到三峡工地。此时，他已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工程师，除全面负责长江委的各项技术工作外，还受长江委党组的委托，负责主持三峡工程设计总成及现场勘测、设计和科研工作。

三峡工程号称“全球一号水电工程”，有20多项经济技术指标名列“世界之最”，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科技博物馆”、世界级难题“题库”。要描绘这一巨型工程的设计蓝图，往往要挑战技术极限。郑总作为长江委的前方总指挥，他总揽全局，组织协调勘测、规划、水文、科研和设计各方面的工作，确保三峡工程的技术供应，并直接驻扎工地，组织现场的技术服务。

为了使三峡工程的设计细致周密，郑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博采众长。对张光斗、潘家铮等水利水电领域的著名权威、学者和专家，郑总十分敬重，并虚心请教，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一答复，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一件件落实。由退居二线的老专家组成的长江委技术委员会是郑总十分倚重的“智囊团”、“聚宝盆”。这些老专家为三峡工程的论证、上马倾注了毕生的聪明才智，是三峡工程的宝贵财富。因此，郑总每年都要请他们来三峡工地考察，这些老专家的点拨、提醒，让他受益匪浅。

虽然郑总自身工程实践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又是前方的“一号首长”，但他从不将个人意见强加于人。技术民主、科学决策是他的一贯作风。每遇重大的技术问题，他都要组织开会讨论，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然后慎重作出决策，并主动承担责任。十年来，在他的组织、主持下，长江委关于三峡工程的设计技术问题讨论会共举办300多次，现场设计技术讨论会达1600多次，形成的会议纪要达4400多万字，由他亲笔撰写的现场设计工作简报共250余期、200多万字。这些看似繁琐、枯燥的工作简报和会议纪要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郑总一步一个脚印走在三峡工地最真实、最细致的写照。

人们常说“设计是工程的灵魂”，郑总就是长江委设计工程师的灵魂。三峡工程每一项重大设计、每一个重大技术难题的解决，都凝聚着郑总的心血和汗水。

“千年大计，国运所系”，三峡工程的质量关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作为设计单位的总工程师，郑总的双肩一边驮着神圣的使命感，一边驮着高度的责任感。在他的心中，工程质量高于一切，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负责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大会小会，他必讲工程质量，反复强调三峡工程的成败首先在设计，一流的设计才有一流的工程。他叮嘱设计人员，要牢记当年在葛洲坝的谆谆教诲，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竭尽全力把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做好。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一块大坝基础、每一项分部工程、每一个项目工程的验收，他都严格要求设计人员，同时也严格要求参建各方。

1996年春节期间，左岸非溢流坝8号坝段进行基础验收。经过几个来回，直到大年三十，该坝段都未能达到验收标准。正月初一一大早，郑总忧心忡忡地赶到施工仓面。施工单位认为大过年的，验收可能会轻松一些，并已作好开仓浇筑准备。但没想到一向温和的郑总就是不给面子，他力排众议，指出基础处理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并强调三峡主体大坝基础万万不能马虎，要不折不扣地按设计要求将基岩裂隙和松动块石等地质缺陷处理好，否则将留下无穷隐患，后果难以设想。他的这种对工程高度负责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参加验收的各方代表。最后，施工单位按照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将地质缺陷处理妥当，他这才同意进行验收。

2003年末，廊道发生漏水现象，郑总心急如焚，就在12月31日的夜晚，在人们都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时，郑总却专门请长江科学院的爆破专家一起，冒着寒风、踩着积水到廊道里仔细检查渗漏情况。从工程开工到大江截流，从浇筑第一方混凝土到大坝巍然耸立，从临时船闸通航到永久船闸建成，十年如一日，他为三峡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默默地履行着组织赋予他的职责。

1997年，郑总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三峡工程重点部位的基础验收，他仍要亲自到现场，以无私无畏的胸怀团结参建各方严把质量关。曾长年跟随郑总的现水利部副部长刘宁由衷地赞佩道：“郑总为了三峡工程质量能达到一流水平，就是舍弃他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

大胆创新，攻克难关，确保三峡截流成功

众所周知，葛洲坝大江截流是一道世界级难题，全世界都睁大了关注的眼睛。郑守仁率领技术人员奋力攻关，苦苦探寻破题良方。1981年的冬天，寒风刺骨，惊涛拍岸，郑守仁在堤头整整守了一周。最终，他提出的“钢筋石笼”龙口护底方案在众多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并被采纳。截流施工中，大大减少了进占抛投料的流失，确保了大江截流一举成功。人类首次腰斩长江，世界为之震惊。

1997年的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是在葛洲坝工程形成的水库中实施的，水深达60多米，超出一般的特大型工程截流水深的2～3倍，而且江底是20多米深的松软淤沙，截流难度之大，世所未有，三峡工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全世界更是都睁大了关注的眼睛。

多次水工模型试验表明，截流戗堤进占过程中，由于深水中高堤重压，淤沙滑出，堤头随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坍塌，施工安全潜藏着巨大的威胁。郑总立即告诫身边的设计人员，实现高质量的截流，首先要保证施工安全，如果戗堤坍塌，造成设备安全事故和人员伤亡，贻误战机，作为设计单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自己。此后一个多月，责任心一向极强的郑总，心头一直沉甸甸的，终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常靠服安眠药才能强行休息一会。几番殚精竭虑，几番耿耿难眠，郑总集中群体智慧，以试验成果为依据，创造性地提出了“人造江底，深水变浅”预平抛垫底方案。就是用70多万方石渣料把江底淤沙压住，在正式截流前将江底抬高到安全高程。预平抛垫底方案一经实施，大江截流有惊无险！

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设计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其技术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跻身于1997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列。浩浩长江上耸立起中国治水史上一座丰碑，郑守仁的名字当之无愧地镌刻在上面。

继大江截流之后，导流明渠截流又是水电截流史上一次更为严峻的挑战。明渠截流规模虽不及大江截流，但其流量大，落差高，龙口合龙单宽能量世界第一，而且其江底为人工开挖修整形成，平整光滑，截流抛投材料难以站稳，施工条件复杂，综合难度世所罕见。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截流前夕，郑总显得格外轻松，他胸有成竹地对外宣称：截流合龙已是胜券在握。这份自信源于他多次参与截流设计的丰富经验，也源于他率领的长江委设计人员为完善截流方案所作的精心技术准备。

在郑总的带领下，长江委设计人员全力以赴，日夜奋战，对多种截流方案反复比较，最终确立了截流方案：截流进占前，对光滑平整的明渠底部，先在围堰龙口部位抛投钢架石笼和合金钢丝网石兜，垫底加糙，形成一道水下拦石坎，以阻止截流合龙时抛投物料流失；上下游两道截流戗堤同时进占，以分担落差，降低截流难度；做好二期上、下游围堰拆除，保证良好的分流条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随时掌握水情和截流技术参数，进行动态决策。郑总作为这一战略方案的制订者，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以确保一举成功。

在国务院组织的明渠截流前验收会议闭幕式上，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作为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验收组组长，对长江委的设计技术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02年11月6日，奔流千古的长江再一次被人类的伟力腰斩——导流明渠截流一举成功。郑总的预言变成了万民欢腾的现实，化作了三峡建设者献给党的十六大的一份厚礼，导流明渠截流在全国院士大会上被评为2002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郑总常常语重心长地对设计人员讲：“工程设计上画的一条线，工人干得满身汗，国家花钱成千上万”。为了节约国家投资，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郑总始终坚持优化设计。他虚怀若谷、广纳良策，用惊人的毅力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创下了十几项优化设计成果。在他的倡导下，设计部门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关技术成果，还荣获了一系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全国优秀设计奖。

三峡工程开工以来，在郑总的主持下，一期混凝土纵向围堰节省混凝土24万多方，二期工程左导墙节省混凝土16万多方，三期上游土石围堰节省土石方10万多方。据不完全统计，仅主体工程混凝土工程量一项，经优化设计节省混凝土合计100多万方，为国家节约投资3亿多元。在这些巨额数字的面前，谁能无动于衷呢？数字的背后，是郑总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和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是他带领广大设计人员辛勤工作的心血和汗水。

深入一线，身体力行，工地就是他的家

郑总有一本特殊的“日历”，上面没有节假日，逢年过节，人家往家里赶，他往工地赶。他还有一张特别的“作息时间表”，上面没有白天、黑夜，除了必不可少的吃饭、睡觉，剩下的全是工作，同事们都心疼地说他是“工作狂”。他自己记不清有多少个新年除夕是在工地过的，他只记得有一年除夕，同在三峡工地、同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与他隔江相望，未能团圆。他也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不是蹲在现场，就是在前方办公室审阅文件、图纸，他只知道白天没有干完的工作晚上接着干，今天的事不能拖到明天。但是，同志们的心里明白，三峡工程的10年，所有的春节，他都在工地值班；10年中的“五一”和“十一”，除了参加进京的劳模观礼，他没有休息过一天。如此超负荷、高强度的运转，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0年！一名高级领导干部、一位工程院院士 ，在工地现场这种干法，谁能不肃然起敬。

也许长江委以外的人不会相信，10年来郑总只是去年才在武汉安了一个家，而他却很少在里面呆过。去武汉开会、办事，他就住在单位招待所。委领导多次要给他在武汉安排房子，他一直不肯要。那么，他的“家”究竟在哪儿呢？在宜昌，我们代表局给他安排有一套临时住房，可以算是一个家，但就是这套房子，他也没住过一天，白天在宜昌开会，他总是当天连夜就赶回三峡工地，也不知他几过家门而不入了。

大家都知道，他真正的家在工地，工地就是他的家。他长期与妻子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堆满杂物的小房间，夫妻俩一年四季吃食堂。直到去年，他才同意增加了一间同样面积的小房间，达到了三峡工地高级工程师公寓的标准。

1997年大江截流成功后，郑总在苏州的女儿发来一封祝贺电报。一句“爸爸，您辛苦了”，勾起他多少酸楚的回忆。郑总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长期以来，他对独生女儿一直藏着一份深深的歉疚。女儿出生在乌江渡工地，因为夫妻俩工作忙，女儿不满周岁就被送到远在苏州的外婆家。夫妻俩总说，等忙完了这一阵儿就把孩子接回来。可没想到这一忙就忙了30余年。30年来，郑总同女儿见面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两个月！女儿出嫁时因忙于三峡工程的开工，他也没能到场。现在，女儿也已成家立业，女儿的许多同事至今都不知道她还有一位搞工程并且颇有成就的父亲。

有一件事是郑总心头挥之不去的隐痛。那一年，参加完高考的女儿趁着暑假，兴冲冲从苏州来到葛洲坝工程的建设现场，她想亲眼瞧瞧长江上这座最宏伟的工程，分享父亲创业的喜悦。这是父女俩第二次见面，郑总多么想多陪陪女儿，带女儿参观亲手修建的大坝，弥补沉淀在心头的父爱。可是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他就对女儿说：明天吧，明天爸爸一定陪你去看工程。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直到女儿临走的时候，他也没能抽出时间。女儿带着遗憾离开了工地，含着委屈的眼泪留下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爸爸爱工程胜过爱女儿。

1993年隔河岩水利枢纽提前半年发电，国家重奖有功之臣，郑总榜上有名，奖金5万元，可他分文未取。他将3万元资助近百名工地职工子女求学，将1万元支援宜昌市五峰县的小水电建设，另1万元寄回母校，赞助设立严恺教育基金。1995年，郑总荣获首批“三峡工程优秀建设者”称号，获奖金5000元，他同样一分未留，恳请长江工会转赠5位水文勘测系统外业退休职工每人1000元。

这10年来，郑总陆续得到的稿费、讲课费以及院士津贴等，也大多用于集体福利事业和送给生活困难的同志。

长期待在工地，郑总积劳成疾，他患有肝病和高血压。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不肯。单位领导几次让他到外地疗养一段时间，他也不同意。每次吃饭，他总是去得很晚，没赶上吃饭时间，就吃碗面条，或拎上两个馒头。三峡总公司领导非常关心他的饮食，要在餐厅给他开小灶，他一口谢绝，每天和大家一样，揣着饭卡排队买饭。

“郑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鲜花和掌声面前，始终维系着一颗难能可贵的平常心。1997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时，他上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的“东方之子”栏目。面对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提问，他谈得最多的还是工程，是水利事业，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他个人则说得很少、很少……

鲁迅先生有这样一句为人熟知的名言：我们民族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郑总淡泊名利、默默耕耘，对三峡工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所有的热情，忘我忘家、拼命工作。他是三峡工程傲然挺立的脊梁，他是“献身、负责、求实”水利行业精神的具体化身，是长江——母亲河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