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广慈:从艺术家到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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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瞿广慈说，他如今的商人身份比艺术家身份更有意义――他的“稀奇”改变的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市场价值和价格偏离的现状，他更希望改变中国社会长期僵化和陈旧的审美，甚至把“稀奇”的所有盈余捐做善款。
北京的三里屯，把向京和瞿广慈夫妇的“稀奇”压在了地下一层。对于曾经习惯于游离在雕塑和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瞿广慈来说，“稀奇”顶住的可不仅仅是楼上商业繁华的三里屯和重量级的世界著名品牌。
现在的瞿广慈又多了一重身份，他是“稀奇”的老板，一个名符其实的商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他和妻子向京近年在拍卖市场上的总成绩，要超过中国其他所有雕塑家的总和。如今，他和向京大部分最成功的雕塑代表作品，被制作成艺术衍生品摆在稀奇店里，其中包括瞿广慈早期广受关注的《一切皆有可能》。
很多外国人看到这个站在树枝上打高尔夫的小人儿都觉得无比幽默，但对于瞿广慈来说，这件雕塑不光严肃，小人儿在树枝上挥出的这一杆更是意味深长。“这有点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小的时候，谁又能想得到会有今天的一切呢？”
大城小事
上海闵行区一处破败的里弄深处，曾是向京和瞿广慈的工作室。在那里，瞿广慈浇铸过一个汽车模型，这是陪他们完成人生迁徙的重要成员之一―一辆吉普车。1999年夏天，瞿广慈研究生毕业，他们就是开着这辆吉普，载着他们的两只小狗“黑皮”和“花花”，从北京到了上海。
在此之前，向京在《大众电影》杂志做美术编辑。上班要起大早，瞿广慈就开车去送她，下班再去接她。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赶上向京加班，瞿广慈就一直在车站等。夏天还好，冬天冷得连车窗都不敢打开。有一次，向京下班已是后半夜，瞿广慈脸上盖着报纸早已在车里睡着了。向京看到在车里睡着了的瞿广慈，眼泪一下流出来，她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那一年，向京只完成了两件小作品，瞿广慈几乎什么都做不出来。
到了上海，他们主持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雕塑系。学校领导为了让他们安心留在学校，把学校在市中心仅剩的唯一一块还能够盖房子的空地，给了他们做工作室。瞿广慈不敢相信，他问校长，“这块地将来是属于美术学院还是学校？”校长回答，“都不是，是你们的。”
“后来，每次有朋友来到工作室做客，也都不敢相信。他们觉得，学校怎么会把这么好的地方给了两个这么年轻的老师。”瞿广慈说。
在上海师范大学，年轻的瞿广慈仕途一片光明，他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美术学院院长助理，主持了上师大的“无形画廊”。用向京的话来说：“学校给了我们一间小工作室，立刻可以开始做东西了。教学生，也是讲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简单，这很适合我俩的脾气。”瞿广慈也说：“离开北京时，我觉得对于个人创作来说，已经完全释放了。”
随着教学年头越来越长，瞿广慈发现自己在面对学生们年轻的“生命力”时越来越力不从心，无论创作还是生活。在一次学生的毕业晚宴上，所有的学生挨个向他敬酒，向京告诉他，学生喝多少，作为老师就应该喝多少。“我不算能喝，但酒量也不差，一两个、两三个学生过来喝没问题。但所有的同学都过来喝，我都回敬就力不从心了。”瞿广慈说，“这是一个例子，无论在学生的创作还是生活中，我介入得越多，越心有余力不足。”
2007年，瞿广慈和向京递交了辞呈，让他们更加厌倦的是，体制内官僚之间的关系。瞿广慈发现，“制度不是建立在机制上的，是建立在人上的。可能今天来个领导，上进心强，他就推动两三年。但是换一个糟粕领导来了，就把前面的全部打碎。”
从“集体主义”到“鸟儿问答”
在学校的七年当中，瞿广慈有五年都没有做创作。从附中到研究生，一直从美院系统走过来，瞿广慈有太多的教学理想。“有四五年的时间，做创作做得很少，大多数是在做教学实验。”正是这样，他也同时积攒了一种能量，“等到最后两三年再做创作的时候，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他把在体制内积攒的焦躁和愤怒，全部消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这样，“集体主义”最终成型。
2007年9月，瞿广慈在上海证大美术馆举办了名为“集体主义”的重要个展。这个个展开启了瞿广慈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革命浪漫主义”在上海悄然拉开。
2009年，瞿广慈和向京又做出了人生的又一重大决定，他们决定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当年的“黑皮”和“花花”已近暮年，瞿广慈和向京也已经进入了最丰富的创作期。带着他俩所有的助手和员工，他们来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瞿广慈的工作室大了许多，甚至在开车去工作室的路上，他也有心情欣赏从故宫角楼顶上升起来的朝阳。一年的冬天，当瞿广慈一个人躺在工作室二楼的阳光房里晒太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什么都感受不到了。过去的愤怒、不满、春风得意，一些化解不了的矛盾，当时间和空间的载体发生变化以后，他突然发觉，自己的表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他开始有意识地去思考这些问题。“一瓶酒倒得差不多了之后，就只有余香没有酒了。”
体制、政治在瞿广慈的生活中变得愈发稀薄和遥远，他开始面对真实的自我，“过去十年，匆匆忙忙地做当代艺术，不管它溅起了怎样的水花或者有多少涟漪，但对于那时的我，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我希望我的作品，只是放下一条船或一个瓶子，而这船或瓶子里，有我自己的一个纪念，能一直随水流出去的一种心境。因此，我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最真实的一种东西或细节。”
2010年12月，瞿广慈的个展《鸟儿问答》在北京的偏锋新艺术空间展出。“集体主义”到了“鸟儿问答”，瞿广慈也从上海彻底到了北京。展览展出的十六件作品包含了瞿广慈回京后，两年的创作和心态记录。和他在上海时期的“集体主义”相比，“鸟儿问答”有中国古代画论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状态，这也同样反映了瞿广慈在北京生存中面对的新问题：自身生态交互关系已成为几近中年的艺术家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
商人不是一个坏词
2010年，向京瞿广慈夫妇创办了以他们雕塑作品为原型的艺术衍生品品牌――“稀奇，X+Q”。这个名字是由向京想出来的，“X+Q”正是夫妇双方姓氏的首写字母。
瞿广慈并不觉得稀奇的定位是艺术衍生品，他觉得，稀奇是“礼物”。这个“礼物”除了商品本身可以作为礼物馈赠的属性以外，也是向京瞿广慈夫妇送给当代艺术、社会和慈善的一份礼物。
与瞿广慈和向京的“天价”艺术品不同的是，“稀奇”店里几乎所有作品的价格都在几千元上下浮动。这些艺术衍生品也都是在艺术家原作的基础上由艺术家本人进行的再创作。“很多人说艺术家作品价格是炒作出来的，那么，如果有人买稀奇里的作品，稀奇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则只能关店，不涉及任何炒作。”
瞿广慈和向京有创办稀奇的想法时，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反对，“你们的艺术品都拍到这个价格了，再做这个不合算”，甚至有人说，“失败的可能性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瞿广慈和向京一直不喜欢上海的一句话，“合算不合算”。“我不知道什么是合算，什么是不合算，就像，是生孩子合算还是不生孩子合算，生一个孩子合算还是生两个孩子合算。”瞿广慈说。
在这种压力下，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北京银座开了他们的第一家稀奇直营店。“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好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倔，当别人没碰触到我的底线的时候，怎么说都无所谓，但是如果碰到了我的底线，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无法撼动我一点点。”此时，瞿广慈已经规划好了他的稀奇接下来在北京的布局。
艺术家的天马行空让瞿广慈对商业的想象力更加宽泛，稀奇的分店越开越多，从时尚味十足的银座，到艺术朝圣地798，也开到了他公司CBD办公室的楼下。2012年，在艺术、商业和时尚紧密相连的三里屯，“稀奇”开设了首家旗舰店。
在瞿广慈看来，现在的很多艺术家其实更像商人，而在他做了商人之后，发现很多商人其实更像艺术家。他说，“商人不是一个坏词，中国以前为什么不强大，就是因为没有商人。”而瞿广慈要做的商人，绝不是仅仅在计算“合算不合算”。
即便是在稀奇正风光的当下，瞿广慈也只认为，“稀奇的成功几率仅仅百分之十五。”而他所谓的成功，只是稀奇能够和他生存的同样长久。“如果我死了之后，稀奇还同样强大，并且那时候这个企业不是我的，应该是像‘雅致’那样的西班牙国宝企业一样，大家能够认同到这种程度，才是终极意义上的成功。”
瞿广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放在创作上，就是给了他们的“孩子”――“稀奇”。在创办稀奇之初，瞿广慈和向京就共同决定，把稀奇的所有盈余用作慈善。如今，稀奇在北京已经开了四家分店，风光正好，瞿广慈说，“他现在是一个小婴儿，会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和原谅，但是未来在宠爱下成长，可能他会越来越可爱，最后长成一个惹人喜欢的孩子，但是也有可能这种宠爱会把它变成‘李天一’也说不准，所以我们要加倍地小心。”
对话瞿广慈
瞿广慈的上海故事
《小康・财智》：作为一个上海人，您为什么对上海的文化抱有否定态度？
瞿广慈：尽管我自己是一个上海人，但是我觉得我对上海是一个长期的抨击者。可以说我带着自己的理想，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又是比较失望地看这个城市。一直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它的草根文化太弱了，不够有魅力。好像在这几年，上海这个城市，跟中国整个的文化脱节，但是又特别容易沾沾自喜，让我觉得不够有力量。大家总是在适可而止当中呆着。适可而止挺好，只有文化和艺术是不能适可而止的。
《小康・财智》：您对上海的期许跟它的现状差距有多大？
瞿广慈：上海特别让我觉得像个美丽的湖泊，而不是大海，因为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安全感。没有勇敢精神，没有突破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城市现阶段的创新能力不如杭州、深圳这些地方。以上海人的聪明和城市底蕴，无论是经济底蕴还是文化底蕴，它早就应该是一个很伟大的城市，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感觉不到它的伟大，而只是繁华。
《小康・财智》：您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上海人的特点？
瞿广慈：我觉得我比较像个江南人，还是容易对很多细微的东西敏感。南方人，因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里长大，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滋润出来的。他们没有什么大喜大悲，总是小恩小怨小情仇，滋养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精致的。我觉得江南人跟上海人很多方面都差不多，比如苏州人、镇江人甚至宁波人，他们到了上海，会比上海人还上海人。
《小康・财智》：在上海的十年时光，您怎么评价？
瞿广慈：上海的十年，对我和向京来说都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在自我生长。这种生长不是在往上长，而是在往下长。也可以说，在大学的这七年，给我建立了很多东西。比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最怕的就是不分是非。假如说，我在那七年里面因为最后认同了一种价值，我可能今天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我也不可能创造稀奇，可能我现在会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官员了，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也会很有前途。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那七年对自我的磨练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30到40岁的这段时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成人的阶段，因为我觉得男人真正的成人应该到30岁以后。所谓的成家立业，就应该在这10年中。我觉得我和向京都特别幸运，尽管我们都对上海在文化艺术上持有否定态度，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直深爱着我们，而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应该说，上海是我们的幸运城市。
《小康・财智》：如果让您以自己对上海的感情，给上海下一个定义呢？
瞿广慈：如果我把她当成一个女性的话，我觉得上海女孩就是一个时髦的、漂亮的女孩，聪明，给人感觉很舒服，有的时候会给你发发嗲，总而言之，就像春风一样，很洋，给你感觉特别青春，但是有一点轻。北京这个城市，如果是女人的话，感觉就像一个，说出话来会有一定的硬度，而且也经受了生活的磨练，但是她依然很有风韵，很有魅力，我觉得这就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特点，或者说，上海这个城市，是更加女性化一点，北京这个城市更加雄性化一点，有一点神秘性的东西，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比较人性，比较温暖。
《小康・财智》：您对上海人怎样评价呢？
瞿广慈：在我看来，上海人一直是我评价特别高的。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背了很多黑锅。因为这个城市，从解放后一直是给全国做很大贡献的。第二，我觉得上海人本分、老实。他们的确会斤斤计较，但是你要知道，斤斤计较是人与人相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你的是你的，我的是你的，大家都分得非常清楚。在过去，只有当你有点财富的时候，你才会斤斤计较。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不会斤斤计较，因为大家都没有财富，都穷，所以你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我的。斤斤计较是一个城市最初的面貌，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上海人他们说到做到，不会像北京人，东北人、很喜欢忽悠。说得很大做得很小。说到七做到六。但是上海人，他说到七，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做到六也可能做到八。所以你去看，在全世界的华人里面，大公司做到非常高的位置的高管，很多都是上海人。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也是上海人精明的地方。因为上海人觉得，我当高管要比当老板强，当老板很辛苦。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好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倔，当别人没碰触到我的底线的时候，怎么说都无所谓，但是如果碰到了我的底线，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无法撼动我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