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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健康 远离冬季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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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寒风瑟瑟,草木凋零。此刻,一些人会变得情绪低落、懒慵乏力、嗜睡和贪食,对所有事情都兴趣降低。一旦冰雪融化、大地回春,他们的这些症状又会逐渐消失,情绪和精力也恢复了正常。这种现象称之为“冬季抑郁症”,又称“季节性情绪失调症”,是指因天气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抑郁症。

在抑郁症患者眼中,整个世界就像是蒙上了一层黑纱,灰暗而压抑。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大约为3.4亿,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

为了帮助在冬季严寒中有阴霾的朋友走出不适应的时期,重新迎接新年的灿烂阳光,本刊特邀我国两位著名的精神卫生与心理领域专家: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郑毅主任为大家介绍什么是冬季抑郁和如何应对冬季抑郁症的相关知识。

为什么冬季会抑郁?

记者:到了冬天,很多人感觉烦燥、焦虑、胸口闷、不舒服,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冬季抑郁吗?

周东丰:我们有一个诊断名词叫“季节性抑郁”。“季节性抑郁”是美国的学者最先提出来的。一般人们感觉在冬季比较抑郁,所以美国的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开始做一些调查,用电话咨询在美国不同纬度的人群,比如阿拉斯加、纽约一带,中南部以及南部的迈阿密等比较热的地区,发现应答这些电话询问的人们,居住在越往北,纬度越高的地方,应答有抑郁的比例越高。后来进一步调查,生活在高纬度的人到南部了,就没有这种抑郁情况发生。因此提出来一个诊断名词,叫做“季节性抑郁”,主要指秋冬季节出现的抑郁。

秋冬季出现的抑郁一般的症状与平常比较经典的抑郁症略微有些不同,比如抑郁症失眠、食欲不振、消瘦在季节性抑郁症中不太出现,例如北极圈一个冬季也没有几天是白昼,人们大部分时间是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吃东西、睡觉,情绪也伴随着非常低落,这是秋冬季经常出现的问题。一旦季节转暖以后,人们的情绪就会好转。

同时还发现季节性抑郁还有其生物学特点。日照自然光减少以后,体内合成的物质减少,特别是大脑的神经物质合成减少;一般人在冬季的时候,五胫色胺的浓度是下降的,而季节性抑郁的人比一般人下降的幅度还要大。而专家发现日照能够促成这些物质的合成。冬季平常日照少,而且人们不愿意到室外去,所以接受日照自然光的机会就很少,这也是季节性抑郁症好发的一些因素。

郑毅:我在美国时看到,西雅图华盛顿州季节性抑郁症患者特别多,而且冬天允许顾客买一个太阳灯,医疗保险可以报销。说明当地政府对季节性抑郁症很重视。

华盛顿州冬季的阴雨天确实很长。我们平时也有这个印象,阴雨天连着一个礼拜,大家觉得心情都不好。太阳一出来,阳光明媚的时候,一下就觉得好多了。可见日照光影响着我们体内松果体这样调节季节的中枢变化,从生物学到心理都有相关的影响。因此,到了冬天这样的季节,大家就应该注意调节情绪,这是很重要的。

“郁闷”是不是抑郁症呢?

记者:很多人平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比如天气不好,阴天、下雨或者工作当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觉得心情不好,那么,我们常说的“郁闷”是不是就是抑郁症呢?

周东丰:郁闷和抑郁症比较,郁闷是一般人描述自己情绪的使用率非常高的网络流行语。抑郁症是医学名词,在精神病学分类中有这样的分类。

抑郁症有一定的诊断标准。一般来说,它的核心症状就是情绪低落、思维反应速度减慢,还有身体的疲劳和衰弱。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工作和学习能力,并且持续的低落影响到社会功能的时间要超过两周,短暂的、暂时的心情不好,只能算郁闷。

郑毅:抑郁不等于抑郁症。从整个周围环境状态来说,如果没有任何使一个人郁闷的事情,但是他出现了很严重的持续时间很长的抑郁,心情低落、思维迟缓、行动减少、甚至无望、无助,这样的情绪持续一段时间就是抑郁症。

记者:医学上临床上有几条诊断标准吗?自测的量表可以用来检测抑郁症的?

郑毅:不管是什么标准,都基本一样,都有一套自己的诊断标准。比如症状学标准、严重程度标准、时间的标准,还有排除掉其他原因的标准,这样才能准确地确定。而且精神科医生要把握住严格的诊断标准。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一些量表,比如哈密尔顿的抑郁量表等很多评判抑郁的,还有抑郁焦虑的量表,可以辅助提供一些信息帮助医生诊断、筛查,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量表代替医生诊断。

周东丰:一般哈密尔顿量表是供医生评价病人的状态、严重程度,以及评价一个药物治疗的疗效的。对于一些自评量表测评出来的分数,根据个人对表的理解和评量的把握,有时候会偏高或偏低。所以自评只是给你一个提示,只说明你可能是。所以我认为个人拿自评量表诊断抑郁,可靠性差一点。

记者:还是要有经验的医生来诊断。

周东丰:还是要医生根据临床来诊断,医生也不是靠量表,够了分就诊断。我觉得这样的话,医生的工作太简单化了。

郑毅:另外要注意现在量表有些地方用得比较乱。

要尽早发现“精神科的感冒”

郑毅:自评量表是一种线索。我觉得最后确诊还是找精神科医生诊断,这样比较准确。比如隐匿性抑郁,以及一些初期的不典型的抑郁,用量表测就可能测不出来。但是有经验的医生通过和病人的谈话等,就会发现有隐匿性的抑郁或者有其他的抑郁。还有抑郁的早期症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家族史等诊断他是初期的抑郁。在早期,他自己没有觉察到的时候,医生就帮助他发现了。

记者:这种病例多不多?

周东丰:这种病例有。也不一定是早期。现在抑郁症的诊断往往过于延迟了,甚至延迟好几年。我们最近所做的调查,即从出现抑郁到去医院治疗,有的人推迟了五年,我觉得都耽误治疗了。

有两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抑郁症病人主要的表现除了情绪不好以外,可能还有身体的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所以他一般会到医院的内科去检查,但是往往是检查不出什么病的。比如胃肠的症状,有的病人一年做两次胃镜,还是查不出来,吃药也不管事;有的人头疼头晕,从血压方面观察却没有问题;有的人感觉胸闷、心悸,所以常常觉得是心脏病,心脏功能检查得很多。这样的病人实际上没有按照抑郁症来治疗,在这段时期他已经耽误治疗很长时间了。

有些隐匿性抑郁,确实是患者对情绪的体验不太明显或者不善表达。比如,患者觉得身体不好,还觉得自己的脑力活动能力下降、工作能力下降,他就希望用补药提高自己的能力,或者通过什么克服自己疲劳衰弱的状态,所以自己找一些中药或者一些补药来解决,可是如果是抑郁症导致思维反应慢,这些补药就没有效果。

我们国家对抑郁症这种疾病,从医学知识的普及来说,做的还比较少。可能一般来说,公众不太了解这种病,所以一旦有这些症状以后,患者想不到到专科医院治疗,请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处诊断,而是到综合医院的普通科室去诊断。患者和医生谈的时候,主要谈他的病,比如心慌,头晕,腹胀、消化不良等,导致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医生按照患者描述进行相关的检查,经常得不到正确的诊断治疗。

另一方面,人们觉得抑郁症是一个精神障碍,还有人认为这是意志薄弱、性格不好或者人际关系不好等,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所以患者往往羞于把自己这些问题说出来。很多人觉得,如果是得了高血压,那么理所当然应该去看病,但要是心情不好,那就是自己调整的问题,是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或者工作压力大导致的,所以患者不会积极的找医生治疗。还有一些单位,面试时一看是抑郁症,就不录取了。这些都会影响患者及时到医院接受治疗,耽误了很长时间,其实应该早治,越晚越不好。

郑毅:抑郁症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是很普遍;二是如果及时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耽误治疗了,后果会很严重。自杀人中70%左右都是由抑郁造成的。有的患者反复到医院看病,比如胃炎、心率不齐这些病人中60%其实都是心理问题,而且主要是抑郁。

抑郁症规范治疗的不到10%

郑毅:有的人对精神科长期形成了一种误解,觉得精神病就是疯子,非得疯打疯闹才是精神病。所以病人都怕去,我们通过调查得知,患者中厌恶诊断的占60%~70%,得到治疗的只有20%。

周东丰:上海有项调查表明,抑郁症的检出率是21%,而在这21%中,按抑郁症治疗的只有10%,而且治疗不规范。治疗不规范包括:治疗剂量小、治疗时间短。没有按照抑郁症慢性疾病进行长期的治疗,通常是看一次治一次。所以现在抑郁症愈后情况不是很好。正确的做法是早期发现了以后,及时治疗,按照规范的疗程去治,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记者:那么,这是不是有医学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内科医生,一旦有病人总是查不出病因,医生就应该想到可能是抑郁症。

郑毅:我们正在加强医学教育,我们也引进了很多精神医学、心理学的知识。我翻译美国的第六版全科医学的书,其中有很多都是精神科的东西,抑郁症占很大的篇幅。如果按那个教材培训医生的话,我相信医生们对抑郁症的知识会掌握的很深,包括抑郁症的诊断、特点、量表以及抑郁症的治疗药物。现在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精神科的知识要求很多,所以新的全科医生也好,内科医生也好,应该懂得精神卫生的知识,特别是抑郁症的知识。

记者:这些知识不是应该在5年、8年大学教育期间解决的吗?

周东丰:大学教育的5年制,精神科的课程是30多个学时。

郑毅:加上实习两周。

周东丰:30个学时讲明白精神病差得很远,它不仅是讲抑郁症这一个病症,精神科好几十种呢;而且实习期间,重点还是看重型精神病。我觉得对全科医生进行继续教育的时候,就应该强化精神科里的常见病抑郁症。抑郁症是一个发病率很高,非常广泛的病,而且它完全可以放到全科医生那里去治疗,也可以放到社区医生那里去维持,随时观察,给予药物和其他心理支持,因此抑郁症应该在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教材中给予比较大的篇幅。现在很多抑郁症,一是病人没有及时治病,一是非精神科的医生们也没有及时发现,导致双方都在耽误治疗时间。

记者:30个学时太少了。

郑毅:现在增加了一部分也不够。大概两周里面有50个学时,一共是5天,也不够。现在精神病在疾病负担上已经上升到前5位了,而且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周东丰: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中国疾病负担中精神科将是疾病负担的第一位,抑郁症是所有疾病的第二位。现在不重视,将来社会就要为抑郁症“埋单”,不光是花钱治病,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

记者:但是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感到好像它要变成第一位、第二位,我们感受到的还是癌症、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

郑毅:有些病是抑郁症造成的,比如明星自杀,这种损失很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中70%都是抑郁症造成的。

周东丰:在国际范围里调查结果是这样的,中国的调查是40%的自杀由抑郁症引起的。中国关于自杀率的调查是政府卫生部统计在1万名抑郁症的患者中,就有3人自杀。在世界范围内,它是比较高的。

郑毅:属于危险的那几个国家之一。

周东丰:中国抑郁症真的是不能忽视。现在不普及这方面的教育,不重视诊断和治疗,将来全社会要为它“埋单”,不仅是医疗费用,造成的还有人才的损失,误工、误时。一个人的抑郁症如果不治疗,最终他会走向半残疾的状态,缺乏工作能力,没有社会功能,这就是社会的损失。如果一大批一大批的人都这样的话,那社会会怎么样?人们比较重视心脏病、癌症等,我认为应该重视。过去,经济比较落后的时代,流行的传染病是非常厉害的,还有母婴保健、营养不良、小孩出生死亡率高等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慢性疾病已成为主流,比如心脏病、高血压、血糖、血脂、糖尿病等这些病。这一类疾病我们还归为心生疾病,就是这类疾病的发生很大程度是和心理因素有关的,比如心理压力,也包括抑郁,心理压力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纯粹的从生物学的基础上,诊断患者是不是冠心病或心梗,也要看到心理因素对他们发病的影响。如果我们及早干预心理因素,也许好多人就可以不得此病。提倡全民健康的时候,除了动员大家注意营养学、锻炼身体,还有要注意减少心理压力。

郑毅:刚才周教授讲了,最著名的实验叫“sadheart”,就是在心脏病发作的人群中,专家推测有很多人有抑郁症,通过服用抗抑郁药,患者治愈非常好,改善了很多功能。有很多心脏病是由抑郁引起的,通过抑郁治疗能够获益,说明抑郁已经融入到各个学科当中。

周东丰:比如肿瘤,抑郁症患肿瘤早就发现了,还有消化性溃疡等都和抑郁有关。现在我们重视的是内科的慢性病,这些慢性病,心理因素非常重要。从更大的医学观点来说,人的躯体和心理应该是同样重要的,要把它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只重身体,哪坏了修补哪,起主要作用的心理却不管是不行的。

哪些人容易抑郁?

记者:作为普通人,我们不是心理专家,应该怎么做?

周东丰:从社会群体来说,我觉得,突发性大的事件,应该有危机干预系统。比如 “911”事件以后美国建立了专门的应急干预组,不但美国自己干预的很成功,而且也到国际上去宣讲他们的经验。我们所以就请他们过来给我们做讲习班,怎么样对遭受灾难的人进行心理干预,当然这是针对特殊时期。平常的心理干预也应该包括化解矛盾、缓解心理压力、改善人际关系、加强个人的社会知识系统等。

我觉得一个善于调动各种社会能量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一个具有良好应急技巧的人。如果不善于这些,什么事都自己扛,往自己心里压,自己闷着,那么这种人就不善于调动社会的因素来解决问题,就是属于心理素质或者个性不太好的人,这种人是易感人群。我认为这种心理教育应该尽快在中小学教育里面出现,因为心理健康和体魄健康同样重要。

记者:刚才您说了一个词叫“易感人群”,什么样的人是易感人群?有没有易感因素?

周东丰:易感因素还得从生物学来说,生物学第一条是遗传,具有家族聚集性,比如亲属中有抑郁症的,第二个危险因素是婴儿开始的神经发育因素,一般受到的惊吓、不良的教育,比如父母的争执、被忽视、与父母分离的焦虑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个性的发展,就容易造成那种不善于交往,性格内向,不善于调动社会资源克服困难的人,这就属于易感人。

其他的不可忽视的就是躯体的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人也是抑郁的易感人群,一旦得了慢性病以后,就很可能同时伴发抑郁症。如果慢性病和心脏病合并,脑病的中风合并率以及帕金森合并率都很高。还有内分泌疾病、胃肠病都是非常容易并发抑郁症的。共病一定要及时治疗。

从社会应急来说,生活事件也是高危人群,比如面临一个重大的灾难,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得病,所以群体的心理干预可以预防一部分人,大部分人就可以改善了。

还有长期的,比如不善于搞好人际关系,长期上下级工作关系紧张,还有家庭关系紧张等,这些人长期的心理冲突都是易发因素。这些问题都应该用积极的因素化解。在学校里都有心理辅导老师,还有专门的大学生心理咨询委员会都在做这些工作。

整体来说,各自都在探索。我觉得我国现在还没有系统、常规地做这方面的工作。

郑毅:北京建立了干预中心的体系,我也是干预中心的成员,遇到重大事件以后,这个体系已经启动了,但是还不够细。

怎样理解“年关抑郁”

记者:有好多白领还有外企的员工,到了年关,有一种流行的词叫“年关抑郁症”,经常焦虑、胸闷,也说不清哪难受。这是什么现象?

周东丰:我觉得白领是一个特殊人群,这是个责任比较重、压力比较大的人群。这种人群到了年关都会容易出现压力,比如开始总结、开始“秋后算帐”了。另外生活事件不全是负性的,有大悲也有大喜,按心理学讲也是不好的刺激。大喜的事同样也是心理应急,也需要你有很强的心理调解,此时应该特别注意生活事件的变化,要关注特殊人群、关注生活事件的变化。

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和日照、光线、温度有关系的可以作为一个抑郁症来诊断,至于说年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此时算帐,大概年前有些总结是历行公事。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这还不能作为一个诊断名词出现。

郑毅:年关的时候有一些情绪焦虑、紧张,这都是很平常的。

记者:在美国有这种现象吗?

郑毅:美国是没有的,美国年是放松年。

周东丰:我觉得这是和季节有关系。白领也好,不是白领的劳动阶层也好,都有工作突击紧张的时候,可能白领比较善于上网,呼声比较被听到,有话语权。而一般的打工者上网的机会不多,没有话语权。

体力脑力过度透支

是抑郁症的好发因素

周东丰:另一方面,我觉得体力、脑力过度地透支是抑郁症的好发因素。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定额外的身体储备,如果某一天有特别要紧的事非加班加点干不可,这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但是如果长期的加班加点,就容易脑力或体力透支。所以不管针对蓝领还是白领,各位老板要体恤员工,要考虑员工的健康,不能过多地使用员工的体力和脑力。对于员工来说,能休息的时候,要抓紧时间休息,突击任务完成之后,要想办法放松一下。

举个例子,有的人上班特别忙,工作了一天,回去以后不赶紧睡觉休息,又开始打游戏了,这样以紧张克制紧张,以兴奋克制兴奋的做法不太可取。要让身体张弛有度,高度兴奋以后要歇息。

从老板、领导来说,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从个人来说,要有好的生活方式,工作休息要很好的协调。累了疲劳了,可以找朋友聊聊天,打个电话;有不愉快的事或者为难的事,可以找朋友帮忙。

郑毅:还有情趣爱好要广泛,比如喜欢听音乐、绘画、欣赏博物馆,要注意培养广泛的情绪爱好,关键时候可以舒缓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实际上抑郁话题应该长谈不衰,把它当成一个大话题长期重视起来。2003年一个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就是“抑郁影响每一个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抑郁对社会、家庭、个人都有很明显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抑郁症当成持续的话题,呼吁全社会关注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治疗。

已经被确诊为抑郁症应怎样治疗?

记者:如果已经被确诊得了抑郁症,应该怎样治疗呢?

周东丰:我觉得最重要的治疗就是药物治疗。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词叫“是药三分毒”,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药可能有一定的毒性,它要通过肝脏代谢,给肝脏和肾脏增加点工作量,但是安全的药治疗范围里并不具有很大的毒性,最多也就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它给人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一个抑郁症患者到了绝望、到了自杀的地步,对身体的损害和对精神的损害,与吃药的副作用相比,孰轻孰重?所以我认为药物是最主要的治疗,而且它是最便捷的办法,医生开药后,只要定期看医生调整剂量,解决不良反应就行了,非常简单。

还有心理治疗。有调查显示,单独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超不过安慰剂,所以建议可以合并抗抑郁治疗和心理治疗,比单独的抗抑郁治疗疗效有所提高。

其他的治疗有电休克、磁疗、物理治疗等。

记者:治疗期一般是多长时间?

郑毅:很多人觉得精神问题都是心理问题,所以靠心理治疗。实际上抑郁也是由生物学改变的,需要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和家庭支持的综合作用。抑郁症是慢性疾病,而且是容易复发的疾病,所以抑郁症要长期治疗,而且要在医生指导下,长时间的、稳定的、规律的接受治疗。

周东丰:首发病人有好多危险因素,比如有家族史、起病年龄特别小,或者是伴随精神病症状,因此对于有这些因素的强调治的时间更长一点,没有这些因素的,半年左右就可以了。

至于说复发的患者,时间要明显的延长。有这样一个统计,首发病人第二次得抑郁症的几率是50%;有第二次之后,第三次发作的几率是70%;如果三次发作以后就是90%以上。

反复发作有很多损害。比如大脑的几个好发部位是抑郁症发生时伴随发生的。如果反复发作、多次发作,脑功能就不好恢复了。有好多人认为,治疗大脑的病,就刺激大脑、损害大脑,这是不对的。抗抑郁药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大脑的一些神经元的损害是有修复作用的。

记者:我听有人说过“治精神疾病的药越吃越傻”。

郑毅:现在精神药物治疗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现在药物进展很大,很多药物有神经营养作用。特别在抗抑郁症的治疗过程中进展是最快的。

周东丰:一是有些药物的不良反应,过去的药看起来镇静作用比较强,镇静作用强,病人就处于比较困倦的状态,人们就认为有点“傻”;二是抗精神病药体显得肌肉僵硬,面部表情很木,像个面具,这个让人觉得有点“傻”。

现在的药物都克服了这些。镇静作用不强的抗抑郁药是很多的,甚至现在的药有些是没有镇定作用的。说“傻”,是因为长期的误解。

郑毅:关键是理念问题,不是药物的负作用问题。其实很多药物改进以后,疗效非常好,副作用已经很小了。吃了这些药物,不影响做任何事情,可以上学、工作。我有很多病人,青少年的时候,给他吃这些药物,照样上大学,照样考的很好。现在医药进步很快,所以希望大家对药物的治疗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停留在以前的个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