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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房市无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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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世茂房地产副主席许世坛在京和部分媒体交流时,说了句“形势好的时候不要太乐观,不好的时候也不要太悲观”。笔者以为,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今年年底楼市,甚至明年更长一段时期的房地产市场,也许再恰当不过。

国庆假期结束,媒体的报道,满眼都是“金九成色不足,黄金周惨淡收场”。实际上,楼市真实的状况远没有这样悲观和惨淡,关键看和什么时段比,哪个城市和哪个城市比。比起2008年的“铜九铁十”以及去年九月、十月的状况,可以预料,今年九月、十月的成交,或算是一份相当不错的答卷了。

如果以今年5月之后市场逐渐回暖来计,今年市场维持不错的状况,已经长达半年了。即使“银十”名不副实,年底两个月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总的判断,和去年相比,今年的市场,可以说已发生质变。和去年相比,房地产市场已经从限购背景下的眩晕式“紧急迫降”,逐渐拉升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高度。埋怨成色不足、热度不够持久,也许只是房地产市场过惯了好日子、还未习惯好好过日子的一个后遗症罢了。

最近媒体披露的一个数据显示,9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53元/平方米,环比8月上涨0.17%,这是自2012年6月止跌后连续第4个月环比上涨,但涨幅继续收窄。其后的原因是:

最近两月,房产税试点城市扩容消息频出,虽然“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也足以影响购买心态。其次,不少房企销售额创新高,“以价换量”基本告罄,很多城市库存大幅减少,价格止跌,甚至重归高位,高性价比房源减少,因此,部分购房者再次陷入观望。

在严厉的限购政策下,为什么市场得以喘息并逐渐回归呢?根本原因无外乎几点:

首先,政策基本见底和稳定。一些城市甚至动作频频,欲越雷池。在宏观经济不太景气的大背景下,全面实施比限购更为严厉的政策,可能性不大。短期内出台诸如房地产税等替代性政策的预期也在降温。最根本的一点是,调控并不是要打死房地产,而是要解决民众的居住问题,任何政策的执行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出发点。

其次,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去年初,某业内人士曾言,在严格的限购政策下,北京只有3%的家庭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买房,折合户数为20万户,若按2010年北京市销售13万套房来算,20万有资格、有能力买房的家庭基本上一年多就消化光了。实际上,今年以来的市场表明,限购下市场的实际购买力要比上述推测要乐观得多。限购以来,房价确有下降,某些热点城市郊区住宅的价格降幅甚至达到20%以上。价格是王道,降幅可观,刚性需求自然会入场。很多楼盘降价,大量需求入场,这就是今年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自五月以来市场比较火的主要原因。

最后,信贷政策的支持。今年,降息、首套房利率打折等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入市。当然,市场回暖还有其它因素,但上述三点无疑是最直接和显著的。

由此也可以揣测,今年年底楼市掀起大波大澜的可能性相当低。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黄金周里的“幸福”

华山旅客滞留与三亚海滩垃圾凸显黄金周乱象 “史上最长黄金周”因为一句“你幸福吗?”变得格外富有喜感。

但是,从华山旅客滞留到三亚海滩垃圾,黄金周的乱象并不鲜见。

从偏好的优位顺序来理解,选择在黄金周出行的人应该是更偏好出行旅游而非其他安排,这样的选择对于个体来说是理性的最优选择。但是,个体的理性往往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当所有人都选择出游的时候,结果可能要么被堵在路上要么被堵在景区,而延长的假期和免费的高速通行进一步加剧了集体非理性的负面后果。

结果是一方面无法实现假期休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将更多的国人挤到了国外。公共政策的作用之一就是缓解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非相反。

在宏观层面上,减少收费、降低社会负担对于提升国人的幸福感,刺激民众消费本无可厚非。但是,政府选择在黄金周采用一次性的让利政策,导致美好的愿望和现实的怨声载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说这样的临时政策还是谨慎为妙。

因此,与其在大多数人选择出行的时候刺激集体非理性,不如在日常中降低道路的通行收费和旅游景点门票,切实地让利于民,让民众享受更多的出行机会,降低旅游的费用,丰富文化生活。

(作者周志祥为媒体评论员)

反思富士康再罢工

10月7日,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琨承认5日郑州园区发生员工纠纷事件,是三、四百名员工以故意旷工的形式表达诉求。

对此,不能简单的将这些现象归结到条件差、强度高、工资低的原因。对比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富士康肯定不是其中最差的一个。比起矿业、水泥等行业,比起农村的落后与贫穷,富士康的条件不乏竞争力。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要自杀或罢工?显然,进入城市打工,尤其是在富士康这种现代工厂,劳动者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不再是仅仅为了温饱而工作,他们要求体面生活与平等地位。然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对自己的认知让他们发现,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更有甚者,家庭、社会还给予他们较大的负担,面对未来的赡养老人、结婚生子、升职,他们找不到可以期待的未来。

诡异的是,他们可能还相信所处公司是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地方,他们无法跳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反应无非两种:一种轻生、消极,另一种以抗争、对资方冲突甚至报复社会的形式展开。这样看来,自杀与罢工是同构的。

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从宏观入手,全面提升劳动力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加强劳动者保护、降低劳动力相关税费是可选择的政策选项。同时还需避免劳动力保护带来的投资活动变缓。

(作者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华为赴美上市宜另择机

针对“华为正考虑赴美进行IPO”的传闻,华为在国庆“黄金周”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表示,公司目前没有上市计划。

但这并不等于华为对进入华尔街没有想法,而是对于华为来说,目前并不是一个合适的IPO时机。

多年来,华为一直希望通过收购美国企业来扩展其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但每一次都遭遇美国政府的抵制。前不久,应美国国会的要求,华为派出代表参加其听证会。尽管华为在这次听证会上详细解释了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经营内容,但仍然遇到了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上市固然有利于公司治理的透明,并博取海外市场的信任,但于华为的运行未尝不会产生潜在阻力。

除了华为自身的问题以外,目前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环境也很不理想。华为如果上市以后遭遇做空,那么,上市反而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

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说,IPO并不是发展的唯一途径。在A股市场20多年的历程中,尽管市场融资频创天量,华为并未参与其间,但这并没有影响华为的发展。对于华为来说,要寻求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最重要的还是把握好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以过硬的产品来筑就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

(作者周俊生为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