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眼力著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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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史家的胆力。如司马迁著史，既给古代大人作传，又给当代皇家盖棺，给古代的好说，只要不是影谤，随你怎么写，不关他事；给正当政的，那就不同了，老虎屁股谁摸得？给他搽脂抹粉，他高兴；打他回原形，心狠的，夷你九族，心厚道些的，也会削你脑袋（后朝给前朝作史，也是如此，前朝多是后朝的敌人，怎么落笔？你看着办。），司马迁确定的这作史六字律，尤其是“不隐恶”，那确是需要超常胆力的。

然则，后人复哀后人以写杂文，特别是以史写杂文，胆力也就渐转为眼力问题了――你写的是数百千年前的人事，跟他无亲也无故，笑也好，骂也好，笑骂也由你――也可能会来找你麻烦，但终究当政者痛感没那么强烈，整人也会轻松些了（神经病加肆虐狂除外）。故，以史写杂文，需要胆力，更需要眼力。

李恩柱先生是杂文家，也是靠历史来著杂文的，其大著《历史挖的坑》，虽谓杂文，却极具史家眼光。李先生据说是位帅哥，后来患了微恙，往医院打针，医家不负责任，乱打药，致使此病转他病，面容被毁（后来竟以此突然陨命）；李先生又是极具尊严感的人，此后十几二十年，自锁脚履，不大出门，镇日沉浸故纸堆里。“天圆”（脑筋聪明），先天具备；“地方”（坐得住冷板凳），却以这种惨刻方式强加于人。不过塞翁失马，人生之大不幸也转福为这本《历史挖的坑》。

《历史挖的坑》史料扎实，因李先生不大出门，漫漫长夜好打发（睡觉嘛），白花花的白天又如何度过？李先生找到了时光的消磨法子，围着史料打转转吧。李先生生前在QQ里对我说过，他读书读得很慢，写东西尤其慢，为写一篇文章，他要找最少十数种相关史料来读，这样笔杆所下的每一笔，都站得住，立得稳，有坚实的史实支撑。这使人惭愧又起敬，其他类人我不大清楚，在杂文界里，很多人（包括我），往往是见了一则史料，不辩真假，率尔操觚，想来真是惭愧得紧，汗不敢出了。

《历史挖的坑》，其史家眼光，首在李先生以现代文明的视角，对他笔下人物，既“不虚美”，也“不隐恶”，他评汉武帝，他评朱元璋，他评史上一切帝王将相，都用民主的尺子，制度的尺子，人文的尺子，一个个去量其短长。在艳若桃李处，扒开桃花李花，显露皇权体制的脓肿；在表面光滑之肌肤上，扎以银针，探出家天下深入骨髓的病灶；历史上一出出好戏，李先生给找出陷阱，历史上一处处好景，李先生暴露其间深坑。这都是《历史挖的坑》眼力所在。

除“不虚美，不隐恶”这般眼力外，《历史挖的坑》最警醒操杂文之刀笔者，我觉得是李先生“不隐美”，更“不虚恶”。不用说，“不虚美，不隐恶”，是士与仕的主要矛盾，当政者对史家的弹压，主要针对就在于此，当政者最喜欢你虚美他，史家却不买账，“不虚美”，不使当政者虚火熊熊燃烧吗？当政者更喜欢你“隐其恶”，史家却不买账，“不隐恶”，非要扒了他的画皮，自然惹得当政者恼羞成怒，对史家犯恶。但是，当当政者尸骨没了蒿莱，嘴里塞了泥巴，手里失了权杖，“隐美”也好，“虚恶”也好，他都管不着了。这样一来，“不隐美”与“不虚恶”，也就成为后来杂文人评史作文的矛盾了――不算主要矛盾，也算是矛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