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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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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努力活好他剩下的每一天,却什么都干不了。

深秋的豫南平原笼罩在一片氤氲中,冬小麦刚从泥土中稀稀拉拉地抽出青苗。新旧坟三三两两地散布在地里,旁边的蔬菜长得骇人的茂盛。

从现在起到明年春末,和所有文楼村民一样,孔金强将在等待收获中,度过一年里最为漫长的农闲时光。

孔金强抿着嘴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新届前接受拍照,他严肃的姿态充满仪式感,让人不忍心把照片拍坏。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平淡而充实的笑容,巨大的满足感使他看起来充满活力。

三个月前,不惑之年的孔金强完成了一个中国农民的人生工程――盖房。这栋总面积达到200平米的两层小楼耗费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为此还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这相当于这个家庭数年的收入。坐在这间充满装修味道的大房子里,夫妻俩显得有些寂寞。

这是他给儿子准备的婚房――尽管儿子现在才13岁。孔金强必须得在他还折腾得动的时间里,竭力完成作为父亲的最后三件义务:把儿子抚养成人,帮他找个媳妇,给他盖房。现在可行的,只有最后一件。时间到底还剩多少,十年?三年?五个月?孔金强自己也不知道。

孔金强,男,生于1968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人。2002年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以下为其口述实录:

卖血史

我20岁那年卖了第一次血。

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家里的境况其实不算太差,我小时候成绩其实是还不错的,十三岁就考上初中,还是重点中学呢。到了初中,就开始贪玩。毕业了,没考上高中。我老爹最疼我,他老人家说,小爷嘛,年纪这么轻,不如再上一遍吧?于是我就把初中又上了一遍。三年之后还是没考上。我也感觉挺没脸见老爹的。

我念完第二遍初中,那个年纪在农村也该谈婚论嫁了。我得娶媳妇,可是我没钱啊。你问我为啥不出来打工?没路子,我也不习惯、不敢出去,害怕找不到活儿。现在想想,其实那时候去广东打工,那不就不会得艾滋病了嘛。唉,河南人其实是比较恋家的。

卖血的事情很早就有了,80年代就有,叫有偿献血。那时候都宣传献血好,对身体新陈代谢有好处。袖子一卷,让他们抽一点就有钱赚,干嘛不去啊。于是就跟他们一起去县医院卖了。

那个时候还叫“全采”,就是一次性抽走,跟后来“单采”回输红血球不一样。而且条件也还比较干净。他规定三个月只能献一次,每次300cc就是70块钱。我一年去个三四次,除掉地里那点东西,收入基本上就靠这个了。

我91年结的婚,92年盖的房。我们的房子还真是手工做的,自己拉一点土,用泥巴做砖坯,自己拉到窑厂去烧成青砖,特别结实,小瓦也这么造的。房子盖起来之后,我还跟在建筑队后面当小工,每天5块钱。

结婚之后两年,我就有了两个女儿,我是想着要个男孩的,就还想生。农村都这样嘛。挺奇怪到第三年怎么就没再生,是我老婆有毛病吧,或者是我卖血身体不好。那就出去挣钱吧,孩子放在她们姥姥家带。

1994年我们夫妻俩一起跑到深圳。没想到工资也很低,我们到了一家纸品厂,一天基本工资除掉吃住,才五块五,跟在家里差不多。我原来在家里抽一块五一包的烟,到了那儿改成七毛钱的。原来是一天一包,也变成三天一包了。三十块钱的零花钱,两个人一个月都用不完。其实在厂里面是吃不饱的,我们也逛街,看到街上那些卖小吃,油条、馒头的,从来不买。但是我知道我老婆其实挺想吃的,她也是舍不得。有个小吃店,我俩每次出去都要路过,走了几个晚上,一狠心,就买一个馒头吃吧。居然要七毛钱,南方的馒头好贵。

得挺卖力,老板也看得出来。他把我换了个更轻松点的工作,工资还涨了,一天9块。我经常加班,有个月一共挣了350块钱。这是最多的一次月工资了。

我们俩在那里干着挺好,本来不想回来的。到了春节,家里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吧,计划生育的太狠了,要扒房子了。我赶紧跟老板请假,说春节过后就回来。结果之后就再回不去了。

我到了家,找了人,少交了点钱把超生的事情摆平了。我老婆在深圳的时候,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春节过后半年就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我的心愿也了了。是个儿子就得自己养,就不出去了。

回来之后,没了经济来源,还得靠卖血。我发现血站变了法子,叫“单采”。就是把血经过离心机分离出血清,把其余的红细胞还输回身体里。好像95年的时候国家不准搞单采了,但是底下还是偷偷地搞,那些人还是原来在卫生局、医院干的人,带个采血袋、天平秤、分浆机,租个几间篷房。也不化验,也不检查转氨酶,血糖指标合不合格。问了你的血型,拿棉签在胳膊上擦一下就开始抽。

几个人的血在一个分浆机里摇,清一半红一半。只要其中一个人的血有问题,其他几个人都跑不了。我现在想,这个病肯定就是那个时候得上的。

1995年,卖血真是卖疯了。血站的人说现在半月就能抽一次,每次采800cc,提走400cc,给四五十块钱,太贱(便宜)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好几个地方挂号,一个月下来卖了十几次的我也见过。我还是算比较胆小的,也得有个五六次吧。卖了血就干不了重活,浑身没力气,脸色很难看,黄巴巴的,大家也都一样。抽了那么多血,身体肯定不如原来啊。人的身体全靠血液,就跟机器靠油一个道理。

我老婆也去过,就一次。她背着我偷偷去的,因为卖血没奶水孩子怎么办,我肯定要怪她的。她躺下刚采了一袋还没分浆,她妹妹跑过去跟她说:你还在采血啊,小孩哭得不行啦。她一听,就晕掉了。人家赶紧把血给她回输了。要是一分浆,就危险了。她到现在也没得艾滋病。其实我是在2002年才开始用安全套的,奇怪这么多年怎么她就没得上。后来听医生说,性传播的几率是千分之一。我们也算是万幸吧。

这一年卖得最凶,后来第二年上面一下子就管得非常严。我记得好像就出去卖过一次就再没有过了。所以之后的年轻人就没机会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基本上就是我这个年龄比较集中,35到55岁。

从1998,1999年左右村子里就陆续开始死人,都是原来卖过血的年轻人。症状就是高烧不退、腹泻什么的。看医生也不行,就是治不好,也搞不清病因。

发病

我是2001年春天开始发病的,那是我最难过的一年。我跟别人后面干装修的活儿,拉肚子拉得不停,体重一下子减掉10斤,可能那个时候艾滋病毒就侵犯消化道了。我就在村里找大夫看,他给我开治腹泻的药,没有效果,药一停就重犯。进县城去,我们村的一个大夫在县中医院上班,我去找他,他让我去查下血,看是不是丙肝。一查果然就是。以前他看过我们村的其他人,也是丙肝,当时认为是霉菌感染,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的说法。他给我开了中药,说你回去慢慢治吧。

从公路下来到我们村有一段小路。我一下公路,心里想了很多,我才33岁,还很年轻哦,

如果我死了怎么办啊。因为在我之前就已经有“霉菌感染”死了的,得了这个病就很可能死得很快。我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婆负担这么重,怎么办?这样想着想着眼泪就出来了。很难过啊。快进村的时候,我跟自己说,别哭了,不能让老婆看见了。强装笑脸进了家门,跟她说没事,能慢慢治好的。

我按照大夫开的中药,一天一剂,每天10块钱。那时候很穷,煤球都烧不起了。我老婆给我熬药,她就拿三块砖头在地上支起一只铝盆,拾一点干柴来烧。火不好着,她就趴在地上吹。大夏天的,她弄得满头大汗,又拿扇子扇火,全是烟,熏得眼泪都出来了,我看着难受死了。

就这样喝了半年药,还不能吃一滴油,到10月份腹泻就慢慢好了。我觉得真是奇迹。那么多人都病着病着就死掉了。我挺幸运的,也算是大难不死吧。

我有个侄子,他比我还大一岁,但是辈分比我矮,从小在一起玩着长大的,我们特别亲。我发病那年他也病得厉害。一开始是浮肿,脸色发黑,像乌鸡一样,又像非洲黑人。说话有气无力的,后来头发掉了,胳膊变细,瘦得特别狠,真的是皮包骨头啊。他有段时间心情很坏。不吃药,我过去劝他,还说好好养病,肯定能看好的。6月份的时候他还是走了,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就站在他床前,拉着他手,没什么可说的。

出殡的时候,我很难过,就在心里说:你走了,我送你一程吧!他们说我身体不好,可我非要抬棺材,谁也劝不动。抬了二三十米,我就不行了,只好让别人把我换下来。一路上泪水止不住地流,哭得都看不见路了。他们把棺材埋到土里,我在旁边看着,心情特别复杂,想到自己以后也会这样死掉……

歧视

我侄子死了之后,村里其他人就在暗地里嘀咕:下一个就是孔金强啦。

那时候确实不停地在死人,有时候一天就埋掉好几个。全村真的是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谁会死掉,而且对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特别提防。村里有个人出去报名出海打鱼,要化验血,结果不合格,被退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就传到我们村,说是艾滋病。那时间对艾滋病一点也不知道,就觉得跟瘟神一样。外村有过来卖热豆腐的,他买了碗吃,走了。卖豆腐的人见他一转背,就把他吃过的碗哗地扔掉了。还有一次,他在小卖部跟人打麻将,走了之后老板娘把凳子用开水一遍一遍地烫。还有红白喜事,一大桌子人如果来了个得病的,其他人就哗一下全跑光了,要吃你一个人吃吧。就歧视得那么厉害。

我刚才说的那个在中医院的大夫,一查我们这些人症状都差不多,就跟湖北的桂希恩教授联系。他就来了采血样,带回去化验,我也采了。结果就是艾滋病,10个里面有9个都是,我也是。这是2002年的事。

那时候真的有过很多次轻生的念头,不想活。没有希望,就觉得死是迟早的事。有很多人查出来是这个病以后,很快就死掉了。我能活到现在,真的是后来自己想得开,不然大概现在连骨头都化没了。

检查结果一出来,卖过血的,基本上都感染了。那段时间大家什么事都不做,成天坐在一起聊天,诊所旁边像个小集市一样热闹。谁都没心思干活,什么都停了,很消极。大家想的都是活不到几天了,无精打采的。然后就埋怨政府,想要不是你们县医院办的这些血站,我们怎么会得上艾滋病呢。

后来都查出来了也好,谁有病谁没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基本上每家都得有一个,有的还是夫妻俩。这样好,谁也别歧视谁了。再一个经过宣传,大家也都知道了传播途径,歧视的问题好了不少。

出了村子就不行了。媒体一报道,我们一下子在全国都出了名,招工的一看是文楼来的,就吓坏了,马上赶人。好多人办假证,或者干脆找不要身份证的地方。在上蔡县城人家都歧视。我们03年那会儿,村里好多人没有生计,就买了摩托三轮去县城做营运。我们那批买车的,为了保护车后门,在三轮后面绑了块木板。不知道谁把这个事给捅了出去,结果人家一看三轮后面绑了个木板的车,就知道是文楼的车,不肯坐。村里的菜也卖不出去,全都倒掉了。

好多外面的亲戚,也都不敢来我家了。我家有个亲戚,关系本来很近的,也一直还来往。这几年去他家,我发现每次他给我的碗和筷子都是一样的。我还知道他把我的碗放在橱柜里的位置,都没有变过。

其实我也能理解,人家不了解有顾虑也很正常。我现在跟别人一起吃饭,夹菜就很小心,只夹盘子里的一个角,绝不乱动。我觉得自己自觉一点,对人家也是好事。

未来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尊严不尊严,而是能不能生存了。你看像我们这样,就没法出去做事。你在村子里转转看,一个年轻人都没有,他们都出去打工去了。我们出不去,首先人家不要,再一个干重活身体吃不消。平时就生怕得小病,比如感冒发烧的,其实再一发病起来,几个月可能就死掉了。

你看我们三四十岁的,本来正是人生黄金的时候,就这么每天在家耗着,也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随时就会发病。我们这辈子就算是毁掉了。可是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怎么办?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两个女儿,今年才十五六岁,家里实在没钱供她们读下去了。她们也很懂事,自己提出来说不上了,就去了广东打工。我愧对她们呀!我要是没有这病,出去怎么打拼也不怕。

现在地里每年也就能收个2000多,政府给我们有一点补助,也有2000多块钱。加上平时我去做些小工还能挣一点,吃饭是问题不大。可是盖房子欠了那么多钱要还,儿子上高中,每年起码也得要1万。

我经常一个人躺在床上想,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个好办法。我跟我老婆说,我死了你自己慢慢过吧,最好你再找一个算了。我在地下也赞成你找,至少你不受累了,也是好事情嘛,该找就找。她说她不会的。

唉,也不知道啥时间能结束。不过自己想,还是能活一天是一天。再活个十年二十年,儿媳妇至少娶了吧,该操的心都操完了,心里就没啥遗憾了。总感觉自己生命是有限了,不像正常人,七十八十的,好像是无限的,我们不能那样想。活一天少一天,转一转看一看,多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从2001年到现在这几年等于是多活的。现在身体没事,感冒不多,一个月两个月来一次吧,暂时很好,以后可不敢说。发病很快,说死也很快。这次你来,咱们一起聊天,下次你再来,说不定我就没啦。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隐去其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