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臭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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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认为：香是气味好闻；《词海》则说：香，本指谷类熟后的气味，引申为气味美的通称；《说文解字》曰：香，从黍从甘。可见《词典》注释为引申义，而《词海》释词依《说文》，由本义到引申，反映了“香”这一词的演变，同时也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审美观，正如“羊大”则“美”，“少女”为“妙”一样。

遥想在一个农耕的社会里，当人们看到黄澄澄的谷子熟了，鼻中嗅到了它的馨香，口中感到了它的甘甜，于是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香”！“香”字将视、嗅、味三种美感巧妙地集于一身。他们那时感觉到的“香”，同我们今人感到的那种“好闻的气味”是绝不雷同的。它表现了人们对于上苍赐于大自然鲜活生命的由衷喜悦与赞美，是人们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喊与祝福。这正是汉语这一能将形、声、意有机结合的语言的丰富性与巧妙性。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其魅力深广，惊世骇俗。我们有理由为华夏民族自己创造的语言文学感到骄傲。

关于“臭”（chòu）,《词典》和《词海》均将“气味难闻”或“秽恶的气味”（跟‘香’相对）列为第一义项，而将“气味”（xiù）列为第二义项；将“用鼻子辨别气味”，同“嗅”（xiù）列为第三义项。对如上的释义排列，我以为是不妥的。

“臭”，《说文》曰：“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并解释道：“自古鼻字犬走以鼻之臭，故从自，尺救切”。

禽鸟经过后的气味被狗闻到了，从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狗是擅长用鼻子辨别气味的；此字读chòu.。《说文》从字意、字形、字音三方面对“臭”字都作了明确的阐释。显然，“气味”是“臭”的本义。

在以捕猎为生的古代，猎人们对于经猎狗辨出的——猎人有时也能辨出——禽鸟留下的气味，不仅不会有厌恶的心态，更多的倒是愉悦的心态。就象农人看见谷子黄了就会感到馨香甘甜一样。就这个意义上说，“臭”与“香”这两个概念在当时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是同一的。

还是回到“臭”的本义“气味”上来。《易?系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处之“臭”，不仅可解作“气味”，甚至可解作“香味”；《荀子?王霸》也说：口欲綦味，鼻欲綦臭。这里，他阐明了气味的作用以及人体官能对它的需求。

《词海》分别以“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四年》）和“无声无臭”（《诗?大雅?文王》为据，证明“臭“的第一义项是“秽恶的气味”，“气味”是第二义项。

文史常识告诉我们，（《诗?大雅?文王》）的形成年代，当在《左传?僖公四年》之前，如果《说文》解释无误，极可能第二义项在先。故《词海》的依据，用来证明“气味”是“臭”的第一义项，反倒是合适的。

也许有人会说，读“xiù”可作“气味”解，读“chòu”就只能作“秽恶的气味”解了。那么，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名句中的“臭”又该读作什么呢？读作“chòu”,我想许多人是同意的。但矛盾和争执也会由此而产生。因为肉越放越“臭”，酒却愈陈愈“香”。故有学者认为此处“臭”应作“香”解才对。既有专论，恕不赘述。我以为只要认定“气味”是“臭”的第一义项，此处解作“香味”既符合原诗实际也更自然。无论读作“chòu”或“xiù”，都无法改变它作为“气味”的原始意义。这种一字二读的状况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字的通假造成的。通用和假借是古汉语用字的基本规律，名词与动词通用是极为普遍的。

“臭”古同“嗅”（用鼻子辨别气味）应是可信的。《荀子?礼论》“三臭之，不食也”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食之则甘，臭之则香”便是名词与动词通用的例证。人们为了把作为“气味”的“臭”和“辨别出的一种特定的气味”的“嗅”区别开，将同一个“臭”分别读作“chòu”和“xiù”。当这种读音的区分已不能满足意义的区别时，人们只好另造一字。

“嗅”，《说文》作“齅”，释曰“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声，读若畜牲之畜，许救切。”这一注解，对于我们知道“臭”的本义是“气味”，本应读作“chòu”以及今之“嗅”字由来及读音，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也可判定，“臭”同“嗅”（xiù）是“臭”的第二义项。

而将“臭”（chòu）解作“秽恶的气味”并使之与“香”相对，这已是“臭”的第三义项了。当它作为第三义项出现时，往往用的是比喻义或引申义，常常先出现褒义词，后出现贬义词。

孔子《家语》写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俱化；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它比喻与好人交朋友或与坏人交朋友，受其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而“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则比喻香美的品质易消逝，腐臭的东西难清除。至于“流芳千古，遗臭万年”，则更将“香”与“臭”上升为人品、美德的评判。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不难发现“臭”的演变轨迹：即由单一表示“气味”的“臭”（chòu）到既表“气味”又表“用鼻子接近气味”的“臭”（xiù），因而有了“臭”的一字二读；而当“臭”（chòu）既需表示一般气味又需表示特殊气味，而“臭”还同时具有动词的功能时，为了区分和使用方便，人们便将“臭”（xiù）当作不加褒贬色彩的气味，将“嗅”（xiù）当作“用鼻子接近某种气味”，而将“臭”（chòu）当作与“香”相对的气味了。所以，《词典》和《词海》对“臭”的释义顺序排列是不当的。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文学，词汇的发展，有一个将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融入其间并逐渐上升为评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演变过程。原始、朴素的审美观常常同伦理的、道德的要求相纠集，感性的鲜活生命常常同理性的冷静信念相交织，从而构成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正如孔子评价《韶》乐那样，“尽美矣，又尽善也”；《说文》则干脆说“美与善同意”，便是对这一文化特征的最好注释。“香”与“臭”亦由对谷物、禽鸟气味的评判演变成对美与丑的事物，对道德情操的高尚与低下的评价，成为审美思想的一部分。而屈原的《离骚》更是将“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这种引类譬谕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最终积淀成我们民族审美欣赏的一种情趣，一种境界，一种习惯，一种传统。

收稿日期：2012-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