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丽·卡尔绘画艺术创作的心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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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米丽・卡尔是加拿大现代著名的艺术家，其以印第安土著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心理受到地域、教育、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她选择自己表达艺术的姿态和方式，立场和心态，实际是文化整合的内化过程，即是由文化资源转向诗意的艺术表达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她的心态与印第安文化生态的共生现象，烘托了卡尔独立灵魂的存在。
关键词：艾米丽・卡尔 艺术创作 印第安土著文化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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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卡尔（1871-1945）是加拿大西海岸的艺术家和作家。尽管现在她在加拿大家喻户晓，有着“加拿大偶像”之称，然而，她的艺术天才直到晚年才被国人和世人所关注。目前，卡尔是加拿大受到评论最多的艺术家。有关她的作品和画册有90多部，还有7卷本她自传式的回忆录。对她的评论有着各式各样的立场：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者、西方人、不合时宜的人、民族主义者以及印第安土著人的拥护者。她的生平和艺术被陆续拍成电影，写成诗歌、剧本，排演成芭蕾舞剧和音乐剧，还出版了近十个版本的传记。有趣的是卡尔的艺术作品能够走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融入到加拿大东部“七人画派”的艺术主流之中，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她作品自身的艺术魅力，而是由于她作品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价值。
加拿大西北海岸地域的因素构成了她艺术作品的显明特征。如她绘画作品中的“灯塔山公园”（Beacon Hill Park）、“海达图腾柱”（Haida Totems）、“凯特凡库尔”（Kitvancool）、“斯基德盖特”（Skidegate）、“阿勒特贝”（Alert Bay）、“凯斯皮奥克斯”Kispiox等命名的本身就鲜明地标识着地域特征，与印第安土著文化主题密不可分。其中的海达、凯特凡库尔、斯基德盖特、阿勒特贝和凯斯皮奥克斯都是印第安土著村落的名称，而灯塔山公园也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艾米丽・卡尔多次前去不列颠哥伦比亚西北海岸的印第安土著村落进行艺术创作，驱使的动力何在？对于卡尔来讲，她父亲和母亲都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她在加拿大出生时的风景可以说是她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在最早的叙述中，她的风景观与她父亲心中的风景有着不一致的地方。在卡尔的“星期天的故事”中描述她父亲花园的英国特性：“父亲想要他的地方看上去和英格兰一模一样。他种植黄花九轮草、报春花和用山楂树做篱笆，以及其它所有的典型英国的花。他造有木质台阶进入草地，并把所有野生的、典型的加拿大的物质全部去除，使它尽可能地温顺和英国化。”与之相对照，卡尔喜欢的则是加拿大本土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乡村”风景――当地长满百合花的原野：“这片地由又高又细的松树所覆盖。下面是空地，长满了草。百合花点缀其中。它们是白色的，有着金黄色的心脏和注视着大地的棕褐色的眼睛……在你所有的想象中你都不能够画出比我们百合原野更加漂亮的地方了。”而这里也是印第安土著人整体生存的文化生态，自然也就成了卡尔艺术创作的对象。卡尔作为一位现代艺术家，她心理活动的动因：一是联系着英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一是构建加拿大的现代精神追求。这两者的悖论交织于卡尔一身，伴随她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一进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标志，就是她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她先后去美国旧金山、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学习绘画，去尤克卢利特（Ucluelet）、阿拉斯加、夏洛特皇后岛、斯基那河（Skeena）和内斯（Nass）河流域以及友谊海岬（Friendly Cove）等地写生，去渥太华、多伦多、美国纽约、西雅图参加画展，地域的更换和流动，改变的不仅仅是艺术家迅速转换的身体所在的地域，或远离的故乡。重要的是由“身”的生存转移，必然有了自觉不自觉的精神之乡的寻找，“心”的归落感更加强烈了。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悖论，又是卡尔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不同地域的因素影响了卡尔艺术创作的心理，但是，地域文化特性并不能够完全替代她的艺术整体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发生的新艺术运动是决定艾米丽・卡尔创作心理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教育的作用使得卡尔的艺术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她希望运用一种新鲜的、全新的现代方法来表达她的印第安文化主题，一方面为了开阔的视阈走出国门，来到当时的艺术中心巴黎，师从亨利・弗兰・杰布（Henry Phelan Gibb）和弗朗西斯・霍奇金（Frances Hodgkins），掌握了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艺术风格，以及水彩画的技巧；另一方面自觉在国内接受其他画家如劳伦斯・哈里斯（Lawrence Harris）和马克・托比（Mark Tobey）的指导，实践神智学艺术、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风格。通过学习和实践，卡尔走出了对印第安主题保守的再现式的描绘，同时她独立自主的艺术思想和保存印第安图腾文化意识的心理获得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其中，卡尔与实践神智学的艺术家哈里斯之间友谊的建立，是她艺术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哈里斯相信艺术创作就是“一种圣典礼仪的行为”。卡尔与哈里斯的友谊就是以探讨艺术中的神圣为基础的；实际上就是哈里斯鼓励卡尔把自己浸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自然世界里，并相信“整个可见的宇宙承载着一股无法表达的美和善的精神力量”。还有，抽象派艺术先锋在1928年发表的文章在艺术圈里广为传阅，卡尔亦深感震撼，使得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绘画作品主题与方法，以寻求某种新的突破。当卡尔于1930年看到俄罗斯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绘画作品时深受感动，开始特别关注艺术中的精神层面，并认为抽象艺术应该被理解成“是发现在表象背后存在着某种现实的企图。”20世纪艺术引领的是“一场精神革命”。与自我的概念相联系的“隐匿王国的奇观”是许多现代主义者的目标。他们逃离基督思想的限制，拥抱“原始的、潜意识的层面和超自然的表现”。先锋派把精神置于艺术创造的中心，这一定位是理解卡尔绘画的关键。她的艺术实践的目的就是“超越外在的和短暂的，达到真正的永恒现实，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是在表达‘神’，因为除了‘神’之外，一无所有。”这里的“神”实际上也就是克莱弗・贝尔（Clive Bell）所称的“显著的形式、现实的本质、某种永恒的，普遍存在的神”。卡尔的神是个人的、泛神论的神。这一概念正如凯特・布莱德（Kate Braid）在她的诗中所写的“精神”：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树就活着后来它们不见了，房子替代了它们的位置但精神还在这里徘徊。魂灵会沿着楼梯井游荡到某个孩子的梦中。（雪杉）
卡尔的最终目的是成功地画出她感受到的和从土著艺术中发现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灵魂。卡尔的印第安土著图腾图景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感知的象征，她所试图描绘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雨林精神则和她心中的“神”相呼应。
现代政治经济的杠杆作用决定了现代艺术运作方式方法的生态环境，以及现代艺术家创作心理调节的原动力。如果说上述两个层面是在相对独立的视角考察艾米丽・卡尔艺术中印第安文化主题，那么，现代社会日益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于卡尔艺术作品的运作关系不容忽视，尤其对卡尔的心理元素的变动产生了直接影响。政治与经济两个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支撑点，对卡尔艺术创作的酝酿和发生发展有着内在机体的调节功能。卡尔坚持印第安文化主题的创作时间长与短，一个最显著的因素往往决定于“政治与经济”的文化作用。确切说，是加拿大现代政治与经济的特殊文化语境揭示了卡尔选择印第安文化作为创作主题的特殊心态。如在加拿大国立艺术馆1927年12月举行的“加拿大西海岸艺术：土著和现代”的展览开幕式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参加。卡尔是这样记录的：“一次死寂的、令人悲哀的事件”；“加拿大和她的儿子们大声哭喊着要被倾听的机会，但是这里的人们却既聋又瞎。他们的灵魂都死了。由死掉了的英格兰和英国传统支配着。……对于我来说，他们通知我带的一半的东西也在地下室里搁着。”然而，卡尔坚持不懈地对这片土地的深度认同给予她的艺术一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焦点，即加拿大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是加拿大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产生过程中重要的因素。对卡尔来说，树林是她从具有破坏性的战争影响中退避的地方：“向没有帘的窗户倾斜的枫树给了我极大的快乐……大而平的叶子有棕色的、黄色和绿色的。通过它们你向上看到灰绿色的松树正直地默默地直冲云端……因此我离开了另一个营地回家了……回到战争的谣言、痛苦的疑惑、审查过的新闻中。”
如果说地域、教育，及政治与经济是由外至内地体现了卡尔艺术选择的缘由，那么，由卡尔本人记录下来的日记以及回忆录作品中所体现的多元、交叉的心理图式形成了内在呼应。在日记中她透露她的思想和精神常常回到她深爱着的印第安村庄。她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克雷・威克》也是以印第安文化为主题的，并获得了加拿大文学最高奖总督奖。卡尔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和美学追求是研究卡尔艺术的重要资源。因此，考察卡尔文学创作的美学风格和审美特征，也更能够寻觅到地域、教育、政治和经济的外在文化因素如何内化于艺术家本人的。艾米丽・卡尔总是在寻求表达自己内在思想的新的更加敏锐的方式。在日记中，她写道：“不知为何两年前我不能感知的却是今天的自我。在你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艺术作品）会变的更好是完全可能的。你的灵感会有高低起落，但你的现在、当下的作品应该拥有某些你昨天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成分，如果你这样想了，你就在走向成熟。”
无论是卡尔的艺术作品还是她的日记或是回忆录式纪实文学，她对印第安文化创作主题的选择，决定了她的艺术性质和审美特征，又往往与前述的地域因素、教育背景、以及政治与经济的杠杆作用密切相关。当艾米丽・卡尔选择自己表达艺术的姿态和方式，立场和心态，实际是其文化整合的内化过程，即是由文化资源转向诗意的艺术表达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她的心态与印第安文化生态的共生现象，它烘托了艾米丽・卡尔独立灵魂的存在。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批准号分别为：10WWD011；2010SJB750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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