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互联网对话的机制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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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多层次的互联网对话机制，并且在不同的对话机制中，更准确地诠释和界定了各方在本领域相异或相似的国家身份。
继连续召开五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以及四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2012年下半年分别召开了首届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和首届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自此，在互联网领域展开的国际辩论落实了两个新维度：一个是跟中国发展程度相近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另一个是跟中国地缘、历史、文化相近的韩国。这种中国积极领导的双边和小多边互联网对话机制也从此具备了多样性、成熟化的特征。
诠释和界定国家身份
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多层次的互联网对话机制，并且在不同的对话机制中，更准确地诠释和界定了各方在本领域相异或相似的国家身份。虽然所有会议均强调各方在互联网领域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要通过政府、业界和民间专业机构的内外合作去克服这些挑战，但是中美和中英的互联网对话强调各方的差异性，新兴国家和中韩的互联网对话强调各方的相似性。
例如，在第四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方强调反对以“网络自由”为名，行“互联网强权”之实。在第五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中方强调“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避免“零和博弈”。在2012年举行的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方则强调“努力扩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同样，在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方强调“扩大亚洲国家互联网国际话语权”。
尤为醒目的是，在这些立场沟通中，我国对互联网的理解和立场在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上获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支持。诸如“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享有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文明成果，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等方面的措辞，在国内可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共识，但是在新兴国家政府间多边对话中，却指明了各国在思考互联网问题上的共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新兴国家在互联网治理、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巩固了共同的立场。
突显互联网领域的成就
2012年进行的两场互联网圆桌会议，更加突显了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取得的成就。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根据议题和发言人所属部门来直观地设计议程，在各个论题的内部，安排中方和外方职责相近的发言人发言。以最近召开的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为例，在“网络经济发展”议题下，韩国电信对应中国电信；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议题下，韩国放送通讯委员会对应中国工信部；在“打击网络犯罪”议题下，韩国法务部对应我国公安部；在“国际合作”议题下，韩国外交通商部对应我国外交部。这种机制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各个部门的跨国对接。在双边和小多边的对话中，通过对比来直接呈现中外差异，以稳定连续的方式同时实现了国别体和编年体式两种记叙方法的优势，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积攒了宝贵的动态数据。
即便是跟来自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上游国家对话，在中国和美英的对比中，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成就也毫不逊色。而在2012年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对比中，尤其突显了中国近些年来在互联网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以2011年数据观之，中国有5.13亿网民，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四国网民总数的三倍；中国有4亿社交网站用户，是其他四国总数的两倍；中国网络广告收入达到81亿美元，超过其他四国总数的四倍。由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更加相似，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对比要比中国和美英国家的对比更加客观。这表明，国内外舆论过多地关注互联网发展为中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而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则轻舟已过万重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深化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认识
各方对互联网这项基础设施的看法日益加深和拓展。跟古代的漕运、驿站等物流运输系统相似，邮递、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是当下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联网却是上述所有基础设施的共享平台，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在近些年来关于互联网的对话中，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部门，乃至民间层面，均在不断地刷新对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认识。互联网作为一项核心基础设施，不仅维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跟国家的政治命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国都意识到，仅从GDP增长贡献率、电子商务交易等经济维度来理解互联网还远远不够，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平台的发展，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难点、热点问题已经跟这些新平台息息相关。
2011年开始蔓延的中东和北非骚乱被称为社交网站引领的革命，信息技术点燃和放大了人们对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高企等问题的不满。2011年8月，英国政府认定，社交网站和智能手机在伦敦大骚乱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12年8月，通过社交网站和手机散布的谣言在印度引发大规模恐慌事件，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逃离印度南部，暴露了社会阶层断裂、教派矛盾等深层社会问题，印度被迫限制社交网站的使用和群发短信的数量。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各界更完整地认识到虚拟和现实、网上和网下的联动关系，在跨国互联网治理的舆论中，有更多的声音要求加大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立和执行的互联网对话机制中，除外交部、工信部、商业部、文化部等部门之外，还根据议题的不同而提升了公安部和应急部门的参与空间。
化解互联网治理的争议
近些年来，一连串重大事件使得互联网治理本身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外互联网对话机制成为各方求同存异、化解争议的重要平台。
在2003年和2005年分别于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新兴国家质疑美国在互联网核心资源方面的垄断地位，跟美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分歧走向公开化，前者倾向于互联网治理的政府主导原则，要求改变现状，美国则主张市场主导原则，拒绝改变现状，但那时这些分歧尚没有受到学界、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此方面的舆情发轫于2010年1月22日到3月22日，美国谷歌公司副总裁多姆德只字不提对中国用户利益的损害，以黑客攻击为借口分别宣布“考虑退出中国”和“正式退出中国”。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仅英国《卫报》对此事件的报道就达到110篇。在此期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新闻博物馆发表“互联网自由”讲话，以“自由论”来标榜美国私有部门主导的互联网治理。2010年6月8日，中国《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低调而巧妙地回应了美国谷歌公司和政府将互联网治理意识形态化的行为。2012年12月3日至14日，在迪拜召开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上，俄罗斯、中国等国提出修订草案，暗示将互联网核心资源管辖权从美国下辖的ICANN移出，置于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的管辖范围之内，美国、英国、加拿大以“有些草案建议国际电信联盟监管互联网”为由，拒绝签署新全球电信法案，谷歌公司则发起“采取行动”运动，抵制国际电信联盟。这演化成为一场新的舆论战，其实质本应为政府主导互联网治理与市场主导互联网治理之间的模式论争，但由于被贴上了“言论自由”和“反言论自由”的标签，故而形成了复杂纠结的舆论漩涡。而模式之争又是利益之争的折射。事实上，各国均在强调言论自由的同时为自由设置界限，但是由于利益的差异，加诸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差异，甚至伴之以某种程度上的“品牌冠名”的性质，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在这些敏感的时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巧妙地周旋于各个主要争议国家之间，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驾驭着互联网领域的实质讨论。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互联网论坛和圆桌会议已经走进了收获的季节。从民间双边的中美互联网论坛到官方双边的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再到官方小多边的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以及新开辟的官方双边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这个中外互联网对话机制从当下国际传播秩序的主导者第一世界——美国，转向在这个秩序中占有独特地位的第二世界或美国之前的主导者——英国，又转向国际传播秩序最具潜力的重塑者——新兴工业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最终纳入极具地缘重要性的国家——韩国。至此，这个对话机制业已久经考验，经历了重重洗礼，现在蓦然回首，更是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国际传播和互联网治理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