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事件凸显中国的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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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集团选择了付出，但却没有义无反顾；获得了可贵的外来资本，却失去了企业赖以长期发展的护身符。作为中国改革的历史见证，也作为中国企业合资的一个标本，娃哈哈集团正在奋起抗争，但在诉诸民族情绪的背后，却是一种苍凉的呐喊；在人多势众的喧嚣之中，却蕴含着无视法律规则的利益冲动。
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从达能控制合资公司51%的股份开始，娃哈哈掌门宗庆后就感觉不对劲，于是，也就有了达能欲以40亿元强行并购娃哈哈总资产达56亿元的其它非合资公司51%股权的新闻。问题到底将如何解决，人们拭目以待。
娃哈哈集团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案，它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是中国后发劣势的集中表现。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选择对外开放，但由于中国经济整体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所以，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后发劣势。具体而言，当中国需要大量发展资金的时候，中国不得不让出自己的市场，并且提供廉价的人力资本；当中国需要技术的时候，中国不得不再一次出让企业的股份，并且拱手让出中国的销售市场。当中国拥有相应的资金和技术，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无奈地发现，无论是在工业资本市场、技术市场，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已经完全受制于合资契约和国家的法律。娃哈哈集团的悲剧表明，在利用外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进而扩大市场份额的时候，外资企业早已通过协议的方式，掌握了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特别是其中的专利、商标、企业名称和其它非专利技术。中国企业埋头扩大规模，到头来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
类似于娃哈哈的事例在全国不胜枚举。有些城市为了改造基础设施，在道路和桥梁的修建过程中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并且通过收费还款的方式，不断提高外资企业的利润率。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特别是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加，外资企业可以用很少的代价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获取巨额收益。
这样的投资结果对中国而言当然有些无奈，甚至有些残酷。当一些外资企业“数钱到手软”的时候，自然会将其中的一部分反馈给当地政府，他们通过捐赠或者其它慈善行为，提高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改善人们对外资企业的评价。但只有决策者内心清楚，相对于外资企业从投资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们在当地的慈善捐赠微不足道。这种由于中国发展资金不足而不得不引进外资所造成的利润流失，一度让某些学者痛心疾首，他们认为中国的开放政策等同于丧权辱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等于拱手将中国经济主导权让给外资企业。娃哈哈事件的发生，可能会给这些学者提供口实。但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有其它发展之路吗？
两难选择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发端，以企业的改造为突破口，但在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决策者才发现建立要素市场的重要性。由于中国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国有商业银行对改革的贡献率不高，所以，资金匮乏始终困扰着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许多国有企业通过伸手向国家要钱，或者通过政府部门向银行施加压力，争取政策性贷款，苟延残喘；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不得不靠民间融资、地下金融机构获取必要的资金，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要么企业上市筹集资金，要么利用外资扩大规模。当娃哈哈集团不能通过上市快速发展的时候，寻求外来资本就成为惟一可行的发展之路。
然而，在合资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又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不让渡自己的核心技术或者知识产权，那么，中国企业在合资企业中所占的比重就会很小；如果让渡自己的核心技术或者知识产权，那么，就意味着全面放弃自主发展的道路。娃哈哈在决策的过程中，肯定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和权衡，他们决定出让娃哈哈集团的无形资产，包括其中的商标、企业名称及其收益，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股份，但是，他们不应该在放弃无形资产的同时，另立山头，继续在无形资产的培育方面花费心血。正是他们的患得患失，让一个著名品牌变成了驰名商标，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龙头老大。娃哈哈集团选择了付出，但却没有义无反顾；获得了可贵的外来资本，却失去了企业赖以长期发展的护身符。
如今责怪决策者已经毫无意义，伸手要求政府强行干预，将会导致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被扭曲。作为中国改革的历史见证，也作为中国企业合资的一个标本，娃哈哈集团正在奋起抗争，但在诉诸民族情绪的背后，却是一种苍凉的呐喊；在人多势众的喧嚣之中，却蕴含着无视法律规则的利益冲动。
面对白纸黑字，面对当初的庄严承诺，娃哈哈集团可以聘请最豪华的法律团队，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但中国发展的后发劣势注定了中国企业很难走出这个历史的窠臼，很难摆脱资金缺乏、技术缺乏所带来的后遗症。
这是一个没有开始就已经有结局的竞争。曾经有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他们认为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陷阱，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未看到这样一条康庄大道。中国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由于缺乏规模而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在工业制成品方面之所以存在比较优势，是以牺牲人力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假如提高人工成本，或者将资源环境代价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将毫无竞争力。如今，发达国家早已将目光转到了服务贸易特别是金融服务贸易方面，通过金融资本运作，大举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收购或者重组中国的传统工业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很难摆脱任人宰割的局面。当然，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那么中国将更无希望。
惟一的解决办法
克服中国后发劣势的惟一办法就是，加快民主发展的步伐，通过完善法律规则，弥补我国企业在竞争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调整规则，帮助企业摆脱利用外资方面所面临的困扰。这样的法律规则当然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甚至可能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带来一定的恐慌。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除了利用民主投票制定规则，改善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之外，还能有其它的选择吗？
现在娃哈哈寻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合资争端；而法国达能公司也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完满地解决与中国企业的纠纷。当民族情绪、民粹主义被引入诉讼轨道之后，一切价值判断都会变成技术上的操作，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可能性。但是，如果仔细审视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法律是政府主导的法律，政府主导的法律除了赋予企业某些经营自之外，在许多方面实行了不应有的审批制度。而恰恰是这种制度，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也使得外国企业对中国心存疑虑。所以，如果再由政府出面起草有关的法律文件，那么不但会授人以柄，让外界误以为中国政府操纵市场，而且会使中国公众误以为中国的法律不需要体现民众的意愿。所以，必须加快民主改革步伐，让人大代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意见，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公众普遍价值判断的法律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国企业摆脱目前的困境，才能把后发劣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后发优势。
当外国政府或者外国企业攻击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通过修改法案，保护本国企业的时候，中国政府官员可以耸耸肩，就像外国政府官员那样，以民主为借口，将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交给司法机关来判断，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不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当然，一般法律不溯及既往，即使我国颁布了外资并购的法律规则，对类似于娃哈哈这样的案件并不适用。但亡羊补牢，犹未晚矣。透过这一案件，立法机关可以针对合资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定规则，防范于未然，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如果说改变中国的法律规则需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那么完善中国的要素市场，让中国的企业不再通过寻求外资来扩大规模，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近些年来中国的近邻印度经济发展令人刮目相看，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有遍布全国各地的民营银行，这些机构为当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所以，印度通过内涵式发展而不是外延式发展，形成了一种在国内相对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印度虽然没有大规模利用外资，但这丝毫不影响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印度没有用市场换技术，而是通过发展软件行业，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中国的决策者在反思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应当学会换位思考，居安思危，应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中国的发展步伐。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却让我们不自觉地关上了走出去的大门。如今外资企业希望吞并中国企业，中国企业除了声嘶力竭地呐喊之外，还应当考虑如何制定完善的规则，改善目前的处境。中国的决策者应当调整改革的顺序，大力发展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加快要素市场的培育，让中国的企业不再为资金、技术而发愁。
娃哈哈事件最终不论通过何种方式了结，都会提醒我们，面对后发劣势，必须走自主发展道路，通过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并且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定和修改法律规则，最大程度保护本国企业和国民的利益。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