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和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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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利用1998―2008年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房价、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房价、利率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弹性系数分别达0.83和-0.21；利率和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大；教育和医疗等体制改革导致的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差距；不确定性；动态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5-0104-06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持续增长，但居民消费增长却远低于经济的增长，也远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表现为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而居民金融资产同期却持续大幅增长。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85，1999年下降至0.79，2008年进一步降至0.71，而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却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199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2.5%和48.8%，到2008年下降至仅为48.6%和35.3%，比钱纳里（H•Chenery）等人研究的工业化中后期国家的消费率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经济学家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人均GDP达到14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5%、85%；到工业化中期（人均GDP达到56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20%、80%；在工业化末期或经济发展到初步发达阶段时期（人均GDP达到2 100美元），投资率上升到23%、消费率下降到77%。20世纪末，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正处于中期向后期发展的过程中，按照钱纳里的研究，消费率应为77%―80%之间，居民消费率应为66%、投资率应为20%―23%之间，而实际上，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8%，居民消费率仅为34.5%，均比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的是具有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足，导致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阻滞了经济顺畅、高效的增长。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找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如从收入分配影响消费倾向的角度，李军［1］、袁志刚和朱国林［2］、苏良军和何一峰［3］、吴晓明和吴栋［4］、杨汝岱和朱诗娥［5］等的研究都得出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扩大消费需求的结论。从预防性储蓄和不确定性的角度，龙志和和周浩明［6］、万广华等［7］、施建淮和朱海婷［8］、罗楚亮［9］、杭斌和申春兰［10］、田青等［11］的研究认为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城镇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居民强化储蓄、减少当期消费的行为。从测算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角度，王合绪和夏阳［12］、宋冬林等［13］、申朴和刘康兵［14］、王芳［15］等的研究验证了中国居民存在消费过度敏感性，并分析了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持续的收入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加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学者们的研究也检验了收入差距对总消费，以及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然而大多数学者或者研究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或者研究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在实证检验中考虑上述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利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以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探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其中既考虑传统的消费习惯、收入、物价、利率等因素，也考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确定性（主要讨论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引发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第四部分结合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省略），所有计算均采用Eviews 6.0软件。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1.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

西方消费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凯恩斯从消费心理出发，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与收入正相关，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凯恩斯之后，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也受周围人的影响（即消费的“示范”作用），同时，还受过去时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所达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的“惯性”或“不可逆性”）。凯恩斯提出消费理论不久，经济学家就开始收集数据以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并在家庭调查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到了验证，但很快就出现了“长期停滞假说”和“库兹涅茨与消费之谜”两个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什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在家庭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研究中能够成立，但在考察长期时间序列时却不成立？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在各自的理论中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各自从消费者的选择理性出发，提出了消费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简称LC-PIH），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LC-PIH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由他一生拥有的总收入决定的，当前收入增加导致消费者一生可利用的资源增加，从而引起消费者消费的增长，但这些增加的收入要均匀分配到生命周期中，使其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同等程度地增加。LC-PIH将消费者看做是理性经济人，具有“前瞻性”，其消费决策不仅依据现期收入而且还依据未来的预期收入，即消费者依据持久收入进行消费，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之间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然而，实证检验并不支持以上假说，Flavin［16］发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Flavin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持久收入模型中，得出了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且随机游走假说有很多严格的假定，因此，该假说并不具有现实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预防性储蓄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利兰德和扎德斯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居民消费除受收入的影响外，还受到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影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越强，预防性储蓄动机就越强，相应地居民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说明不少被理性预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Flavin发现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与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消费“过度平滑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同时被预防性储蓄理论所解释。

上述消费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消费现象，且各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同。凯恩斯的理论依据是“基本心理法则”，莫迪利阿尼、弗里德曼、霍尔、利兰德、扎德斯等人的研究则假定消费者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莱布森等人对消费的研究重新开始回归心理学，他们认为，消费决策不是由极度理性的完全相同的经济人做出的，而是由真实人做出的，其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他们的一项调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由上述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可见，在西方的消费理论研究中，尚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消费现象，经济学家也并未达成关于消费理论体系框架的一致的结论。

2.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特征及其消费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就我国而言，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各项制度的稳定性等方面还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生活理念及价值观与西方社会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消费者的理性远未达到西方消费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经济人的程度，但又不是“短视的”、完全“后顾的”消费者，居民的消费处于日渐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且在主观上希望达到跨时或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综合前述西方消费理论框架中提出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关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研究和经验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

其中，Ct表示t期消费，滞后1期的消费Ct-1表示消费习惯（或称为消费惯性），Yt表示t期收入，Xt表示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政策变动等因素。

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都以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解释。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居民消费并不是平滑的，在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的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的边际效用越大，消费者储蓄动机越强。关于不确定性大小的度量，国外文献通常采用失业率或收入的变动来表示。由于预防性储蓄理论产生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更多地依赖于收入的变化，因此采用这种度量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城镇居民福利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教育和医疗等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很大，因此，关于不确定性的度量，本文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变动最大的支出是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且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具有明显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因此，代表不确定性的支出预期变量可进一步分解为居民购房支出预期和教育医疗支出预期。

在消费政策方面，1998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包括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储蓄存款利率，调低普通商品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税率，推行消费信贷，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本文将储蓄存款利率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政策变量，一方面，利率调整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对投资和消费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除利率以外的其他消费政策都可归于影响消费的收入变量和价格变量中。

基于以上分析，式（1）中Xt可分解为购房支出预期、教育医疗支出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利率四个变量，具体变量含义以及数据见第三部分的模型及“数据说明”部分。

三、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将理论模型（1）进一步扩展为（2）式的模型形式，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2）式中，除利率和基尼系数外，其余变量都取对数形式，因此，估计系数可以看做是弹性系数。

ln（cit）=α+β1ln（cit-1）+β2ln（yit）+β3iit+β4ln（jyylit）+β5ln（fjit）+β6Giniit+εit（2）

其中，i＝1，2，…，30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时期。cit代表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cit-1代表消费习惯，用前期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表示；y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iit代表不同省份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用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相关省份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数据利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年=100）减去100得到。计算得到；fjit为不同省份城市的平均房价，代表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yyl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支出及支出预期，用各地区人均医疗、教育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表示。Giniit代表各省份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用全国平均的基尼系数表示。

1.变量选取说明

（1）购房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衡量。

住房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居民用于购房的支出越来越多，同时居民手中积累的房产财富逐年增多。总体来讲，房产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对于无房户来说，房价升高，其购房支出或预期购房支出相应增加，这部分居民必须攒更多的钱用于购房和之后的还贷支出，这会挤占消费；而对于有房户甚至有多套住房的居民，由于房价的上涨引致了财富效应，财富的增加会直接增加房地产所有者的财富水平，提高其消费倾向，从而带动消费。此外，房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大，能直接或间接带动上下游60多个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行业内个人收入的增加，进而带动消费的增加；对于个体购房者来说，购房之后的装修、家具的购买等消费行为是随之而来。因此，从宏观上看，居民购房情况对消费的影响是带动还是挤占并不十分确定。国外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得出定论，国内学者的观点也未达成一致。

本文用房价作为城镇居民购房支出的替代变量，主要原因在于房价的高低一般决定了购房支出的多少，并且房价高低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未来购房支出的预期。模型中各省市的平均房价的计算公式为：

fjit=xseitmjit（3）

其中，xse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额，mj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2）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及支出预期的计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不断被社会所诟病，药品价格虚高、大处方、过度医疗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家庭投入负担过重和教育乱收费等一系列问题，使居民对未来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预期不断增加，居民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应付未来的大额刚性支出。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

本文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实际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之和占实际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预期。计算公式为：

jyylit=jyit+ylityit（4）

其中，jy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yl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

（3）基尼系数的计算。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之一，本文有关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参考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发展报告1997》讨论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基尼系数=∑ni=1xiyi+2∑ni=1xi（1-Vi）-1（5）

其中，x为各组人口比重，y为各组收入比重，V为各组累计收入比重，n为分组数。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并用该基尼系数表示各省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各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数据所分等级不完全一致，且数据不全，因此无法计算各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总体来看，虽然各省之间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有较大差距，但各省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趋同，因此本文用全国的基尼系数替代各省内部的基尼系数。

2.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由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形式（2）可以看出，因变量的滞后项出现在方程的右边，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传统的使用带有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OLS回归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为有效克服上述情况给方程估计所带来的问题，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IV）及广义矩法（GMM）对方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选择的是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

为了避免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本文对各指标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了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方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方法Fish-PP。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模型中的变量ln（ck，it）、ln（yk，it）、ln（jyylk，it）、ln（jfk，it）、Giniit都是一阶单整的，ik，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可以对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式（6）所示。

ln（cit）=0.05（1.80）*ln（cit-1）+0.83ln（yit）（46.7）***+0.0005iit（2.46）**+0.19ln（jyylit）（14.6）*** +0.04ln（fjit）（5.01）*** -0.21Giniit（-3.76）******、**和*分别表示表示在1%、5%和10%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中为t统计量。（6）

Sargan检验值为36.7%，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约束有效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约束有效。

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城镇居民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显著，弹性系数达到0.05

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用模型可以表示为：

Ct=Ct-1+et（7）

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不符合随机游走假说，消费者对于持久收入并没有肯定的预期，因此他们不能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消费者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的特征是相符的。

2.收入始终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弹性系数达到0.83

因此，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极大地刺激居民消费。图1显示了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经检验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在长期内，消费将与收入维持同步增长的态势。

3.反映实际利率变化的系数虽然显著，但只有0.0005

表明居民消费在样本期内受利率变动的影响很小，实际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会相应提高0.0005%，利率调整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降低了当前消费的价格，使居民更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收入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减少了居民的财富收入，迫使居民减少消费。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因此，一般认为，利率下调具有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实际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说明储蓄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增加了居民收入，可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利率对消费的影响系数非常小，接近于0，因此，调整利率基本达不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4.表示不确定性的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其值为0.19

表明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每提高1%，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将增加0.19%。由于教育和医疗支出是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呈现出同向变动关系，但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与居民总的消费支出并没有同比例地增长，而是远远高于消费支出的增长，这说明教育和医疗支出已经挤占了其他项目的消费支出。教育和医疗改革导致个人教育和医疗支出迅速增加，居民面对这一问题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减少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教育医疗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居民当期消费减少，我国总体上的居民消费不足。

5.购房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相应地会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

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购房支出在总体上表现出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即财富效应以及相关联的消费支出高于替代效应。购房支出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将提高0.04%，但依靠房价的上涨带动居民消费增加这一思路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上也是不可取的。居住是住房的基本功能，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释放了大量的财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也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市场，这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与住房相关的消费需求。但近年来，房价持续快速走高已经超出预期，甚至已成为社会问题，高房价必然导致一部分消费者无力购买住房，贷款买房后必然会挤占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我国开始全面开展住房体制改革始于1998年，本文的实证分析在1998―2008年的样本期内表现出房价与居民消费具有正相关性，但并不能表明持续的非理性的高房价可以带动居民消费需求。

6.近年来，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贫富悬殊问题日益严重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上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在0.2―0.3之间为相对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超过0.4时收入差距偏大，达到0.5时，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容易引起两级分化，导致多种社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得到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如图1所示。

由图可见，2002年以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2004年以后一直高于0.4，2008年达到0.413。这还只是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若考虑到城镇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隐形收入等不合理收入，Gini系数将更高。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整体上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消费不足，本文研究表明，Gini系数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将减少21%，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是政府相关政策应遵循的方向。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之后，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和收入差距都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

为了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政府应努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小贫富差距，利用税收杠杆，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住房价格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居民购房的成本，抑制了消费

但另一方面住房的财富效应又能对消费产生带动作用，因此，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抑制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3.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

因此，调整利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不大。城镇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主要来自教育和医疗等大额支出的增加，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主要还是应当考虑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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