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忽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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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了传统意义的二元结构，在垄断行业与市场竞争行业、计划经济改制的国有企业与完全市场竞争企业及由教育资源分享不公引起的劳动力异质问题上，均有以隐性形式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二元性外延的拓展根源于经济活动中公有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并且一经占有，个体理性的本位效率偏好与集体行动的公平目标必然出现一定的背离。二元性的存在不仅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使效率原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
关键词：二元性；社会和谐；个体理性；集体理性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6)－0047―05
二元性问题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十分普遍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二元状态的现实及范围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试图从资源占有非均衡的视角，通过对我国特殊的二元性及原因作一些理论探索。
一、二元性问题：理论概要及简要评述
早在20世纪50年代，伯克(Boeke，1953)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针对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存在的现实，提出“二元经济”的概念，这种组织上的不对称成为刘易斯(Lewis，1954)经典性发展模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尔后，在描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时，“二元经济”被广泛引用。“二元性”是各种不对称性更宽泛的概括，它“可以从多方面下定义”(Litle，1982)。
按照刘易斯对传统部门(农业)和现代部门(工业)二元经济的分析，从静态的观点看，二元经济必然导致效率的缺乏。“因为国民产出的最大化所要求的，是在两个部门的每一种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Lewis，1954)，但是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意味着，两个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是极不相等的。乔银森(Jorgenson，1961)模型也重点强调了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的不对称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后来，哈里斯(Harris)和托达罗(Todaro，1970)模型对二元经济缺乏效率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但前后分析的逻辑是一致的。
泰勒(Taylor，1983)和他的合作者的分析模型对一个部门即制造业的产出引入了一个未出清的产品市场，连同未出清的劳动市场一起，将凯恩斯定义的特征引入二元经济中，集中分析农业中的商品市场很大程度上的竞争性，而制造业中的产品市场则是寡头的垄断性问题，虽然说这样的二元经济同刘易斯、乔银森等人的早期模型有很大的区别，但它隐含着十分深刻的不对称性意义。Akerlof和Yellen(1986)的效率工资理论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内生二元性，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可能影响劳动力的流动与工资水平。
经典模型在分析二元经济状态时，所揭示出来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处在二元状态的两部门或两种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要素流动是受阻的，由此导致这种状态逐渐形成并成为一种经济结构。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国际范围内的“南一北”模型(芬利德)即是二元结构的概括。
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对二元模型作太多的解释，而是将研究视角定位于探讨在中国这个独具国度特征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状态的边际渗透和扩张，从一般性与特殊性上来概括这种状态，可以在更加深刻的分析层面认识中国非均衡的发展态势。
二、二元性在中国：一个外延拓展的范畴
二元性问题在中国的存在，比起刘易斯乃至泰勒等人描述的状况要复杂的多，除了人们直接感触到的地区、城乡差距、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的两种国民身份外，还有许多隐性的二元状态，诸如被动接受的垄断价格、可望不可及的权势地位，表面平等的教育资源分享等，一般性背后掩藏着特殊性的二元状态。也许这些并不构成二元性的主流，但对社会和谐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特殊二元状态。
其一，垄断性行业与市场化行业的二元性。我国现存的垄断性行业如电信、电力、民航、铁路、天然气等，不仅带有一定程度的自然垄断特征，而且有很强的行政垄断性质，其产品特点使其和非垄断性行业相比，“两个部门的劳动的边际产品是极不相等的”(刘易斯，1954)。当市场化行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中大浪淘沙时，垄断性行业并无太多的市场竞争压力，自然不能对市场需求作出积极而正确的反应。对市场竞争的不同态度实际上折射出垄断性行业和市场竞争行业已经处在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状态。
其二，计划经济改制企业与完全市场成长型企业的二元性。在此我们暂且将改制过程产生的社会成本存而不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计划体制改制企业是在占用了大量公有有形或无形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有的企业还享有特许经营权，他们会由于非经营性因素而获取竞争者可望不可及的市场效率。和新进入同行的市场竞争企业相比，他们拥有后来者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人才、客户、信息等)，而且利益同盟使许多大企业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关系，相反，市场经济中自发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就没有如此背景，大部分企业凭借自身实力在市场竞争中撕杀拼打，其中不乏成功者，但同样收益付出的成本是极不相同的。我们所以视计划经济改制企业与完全市场成长型企业为一种二元结构状态，是基于两者不同的资源背景与支持背景而处在二元状态。
其三，劳动力素质之间的二元性。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城乡劳动力流动似乎有一道天然屏障，这种二元结构的状态已经使劳动就业人员习惯性地接受了职业安排与就业部门，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十分难以改变。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也很难和城市居民有公平的就业进入条件，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城乡劳动力素质事实上的差异，在教育资源短缺的乡村，不仅是人们接受基础教育的严重不足，而且人们接受心智模式的培育、综合素质的提高的途径十分有限，这样，当劳动力流动成为一种趋势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只能进入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的行业谋生。
三、外延拓展的二元性的理论阐释与深层思考
一般意义的二元性与特殊意义的二元性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范围的拓展。关于一般意义的二元性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我们在论述特殊意义的二元性问题时，为了逻辑的完整，在此概而论之。
第一，地缘原因。无论是城乡还是区域已形成或正在加深的二元状态，地缘优势似乎是“天赐地予”的，就连发展经济学经典之作在研究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时，也产生了“地缘说”的理论(许成刚，2005)。我国国内的地缘条件差异也印证了这一点。沿海和内地、内陆地区城乡之间、甚至平原和山区等地理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发展差距，使农村经济缺乏基本的市场基础，即使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旅游资源和农牧产品资源，对农村脱贫的影响也
是局部的，由于受信息搜寻和甄别能力的限制，投人与产出的不对称使农民在盲目的产业调整中流失了许多宝贵而且有限的资源。
第二，机遇原因。我国二元性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机遇上的时间差和空间差。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布局的特点既构成了内陆发展的基础又成为后来发展的拖累，而改革开放在发展机遇的给予上并非相等，沿海既可以利用外向经济的空间优势又可以利用早期全面性卖方市场的良好机遇，“机会红利”使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富裕，而中西部省份和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时期资源配置优势并未带来后期的快速发展，而是失去了许多发展机遇。
第三，政策原因。政策的给赋可以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从深圳特区到上海浦东的开发，从沿海城市率先对外开放到全面性的开放搞活，这其中有政策给赋的维度。习惯听命于中央政府政策引导的中国经济，在政策的时序差中也迅速形成二元经济格局，如当东部沿海经济迅速发展时，它不仅吸纳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在政策性资源定价中获得巨额收益，结果留下的却是西部千疮百孔的资源“烂尾工程”和环境债务。
一般和特殊是一种交织状态的二元网络，如果说一般原因的分析对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显性二元结构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的话，那么，二元性范围的拓展及特殊形式的成因远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垄断性行业和市场竞争行业之间的二元性成因在于行业外力量，即政府的垄断意图。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范围的行业垄断，但对垄断行业有专门的管制机构，它们受到来自于法律、舆论和公众的监督(王俊豪，2003)。而中国的垄断行业带有很强的行政垄断性质，他们在利用国有独资或控股的资本金，在从事垄断性经营时，由于不存在“卖方竞争”(周其仁，1999)，大型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地位并非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他们可以通过垄断价格将垄断利润本位化，使行业内显性与隐性收入大大高于市场竞争行业，由此引起极其巨大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垄断价格一方面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使企业在产出水平上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不等造成资源的浪费”(洪银兴2005)，这种二元性的存在，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是“多面人”的角色，当他们面对公众的强烈反响时，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价格听证会以释放公众不满，但大多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其实，政府有关部门与部分官员或明或暗地和这些行业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与人脉关系，利益纽带强化了这种二元格局。虽然近些年已经出台了一些改革举措，如电力行业发电、配电同输电之间的分营，铁路中的路网设施同客货运营之间的相对独立，且不说长期错综复杂的内部联系，仅体制性关系的理顺都需要相当高的时间成本与摩擦成本。
其次，计划经济改制企业与市场成长企业的二元性根源于转轨过程的制度供给不足。从经济结构看，传统计划经济所存留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仅剩20％左右，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撑，比例表层下隐藏着根深蒂固的制度因素。计划经济不具有天然的高效优势但却具有天然的平等要求，在传统就业体制下，国有大型企业集中着人数众多的“主人翁”，而且这些企业里产业工人的维权意识普遍高于“流动”状态的劳动者。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于同一路径选择时，诸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自然通过传统渠道得以解决，尤其是人数众多的改制国有企业更是如此。这样，似乎改制企业与市场成长企业在许多方面的运行就出现了“双轨制”，无论改制结果如何，都无法割断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无论是从长期的“感情纠葛”还是从地区稳定都无法对这块“最后堡垒”弃置不管，最起码地方政府不愿意因为这些大企业职工情绪影响地方社会稳定。现在，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集中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计划体制的惯性力量仍在不断催生着依赖性思维，同时说明转型时期制度供给的密度和频率低于其需求，制度配合的不协调使这种二元状态不会在短期内消除。
再次，劳动力二元性根源于劳动力的异质性，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引起的劳动力素质差异本质是国民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刘易斯在阐述二元结构状态下劳动力流动时有个暗含的假设，即城乡劳动力是同质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与劳动力择业的市场化改变二元结构状态。但是在我国，城乡劳动力本身的不同质是一个典型的事实，不同质的劳动力在流动中受到极大的限制，且不说高科技企业、高等教育或国家公职人员岗位，即使在他们目标范围的二、三产业(农民工已经占第二产业岗位的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建筑业的79．8％)，进城务工人员也只是起到一个“蓄水池”作用。由于农民工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区，形成劳动力供求不均衡的买方市场，遏制了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加剧了二元结构状态。劳动力非同质性根源于教育资源分享不公。从现象上看，城乡青年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实际上教育资源在城乡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2002年国家的教育投资共5800亿元人民币，77％用于城市，占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从相关研究结果看，“本科文化程度人群在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0．02％和5．63％，差距达280多倍”①。教育资源分享中的不公平，早已将二元结果埋藏在起点与过程中。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们总是在相对位置上寻找自己的坐标点，当经济高速增长但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必然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下降。近年基尼系数直逼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只是二元性的一个外在表现，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垄断行业、计划经济惯性及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又强化了这一结果。面对多重二元状态，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与改革措施都在致力于修正这种非均衡，然而，与这种状态改变的程度相比，效果并不尽人意，一个典型的事实是紧缺资源是垄断滋生的土壤，只要铁路运输仍有“瓶颈”，只要还可能出现“煤荒”“电荒”，这些部门的垄断就会花样翻新，而垄断的存在就成为利益分割的避风港。同样，只要高等教育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分享中的强势优先就不可避免。二元性范围的拓展扩大了社会的不公平，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四、资源分割的非公平性是二元性拓展的根源
在中国，强烈要求改变二元状态的基本力量来自于中央政府和“弱势群体”。中央政府从全局的视角，目标函数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凡是二元状态的种种皆会冲击这一目标，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强调，旨在缩小二元状态的“间距”。从“弱势群体”看，占人数80％而储蓄存款仅占20％的社会平民，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更强烈地感觉到二元状态的压抑和不快，而他们的许多诉求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处在社会最基层的平民阶层，他们的权力资源十分匮乏，只好本能地
寄希望于身边的“父母官”，然而，地方政府是由各级政府官员组成，他们本身也是准理性人，其目标函数既和中央政府不在一个契合线上也和民众不在“同一个战壕”，而且，根本分歧是各自遵循的原则的不同，即市场效率原则和社会公平原则的差异。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暂且将广义二元性分为A、B双方，如下表：
显然，处在A、B二元状态的双方在地域、资源占有上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经形成，二元性就不可避免，关键是A方(特别是垄断、特许经营、享用优质教育资源)会理所当然地进入社会强势地位，而B方则无可奈何地成为弱势群体并听命于市场摆布。
一般来说，效率是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既定的目标。广义的效率带有社会福利提高的含义，而狭义的效率是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经济人追求个体增殖、积累和享用的预期目标。狭义的“效率”和“逐利”似乎有某种互通性，效率目标的现实依托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始终倾向于增加本位利益以彰显自身能力，而个体理性对效率的追求及对其成员利益分配的倾斜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中央政府的广义效率是为实现福利普惠，其经济政策、战略方针总是从宏观与全局出发，考虑更多的是经济的均衡、社会的稳定、制度的健全等问题。中央政府的理性意图只能通过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层级传递，面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行业，面对处于强势群体的社会成员的“高音符”，面对传统经济惯性的遗留问题，调控手段的使用、调控力度的把握，往往很难准确、到位，虽然说“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是由其特定的权利配置制度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稀缺资源和体力、知识、资金、土地、住房等在市场中取得货币。”但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地位的不同集中表现在对资源利用和占有上的差距，二元格局正是由此展开并会强化成发展差距。当个体理性的单纯效率目标受到来自于公平问题的拷问时，人们骤然发现，我们可能回到了亚当・斯密时代，斯密所描述的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好处并没有落到穷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手里，往往是在攫取农村居民的情况下，使集体行动产生的好处为权贵阶层所占有。在我国，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使得他们比较难以联合起来去形成政治影响或确定价格，而且因为转轨时期资源分割的混乱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已经取得或正在取得部分社会主宰权。“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力的制度”。二元性的存在及范围的拓展，意味着部分人权力的膨胀而导致另一部分人权力的缺失。率先发展地区对二元性的默许甚或偏倾、垄断行业对特殊地位及由此产生的级差收益极力维护、计划经济存留的公有资源占用、优质教育资源的部分人享用，这其中不仅有强势群体的话语权，而且缠绕着难解的利益纽带，“在发展中国家，地理二元性与部门二元性往往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各种二元织在一起，任何强势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在二元格局中已有的和潜在的权力，权力资源化是问题的根源。
五、结语与思考
1．二元性的存在及范围拓展与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离的。和谐社会是一种动态稳定的制度均衡，其基本机制是竞争关系下的人格平等与自由，是全体公民在无歧视、无隔阻、无身份差异、无资格限制的状态下求学、求职、求生存、求发展。而二元性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道德哲学悖论。
2．由二元性加深的社会鸿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国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代，一系列旨在消除二元性的指令性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成效尽失，而目前二元状态的拓展，根源于“权贵资本”与稀缺资源的部分人垄断，加深了二元结构影响的范围，对穷人会产生十分沮丧的后果。
3．个体强理性导致集体弱理性或非理性。作为个体理性的人格化代表的经济人强烈的效率追求，弱化了集体理性的公平目标。集体理性努力在缩小非均衡，而个体理性的利益追求可能又抵消了这种努力，寻找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最佳均衡点就是寻找利益均衡点。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完善使个体目标靠近或服从集体目标，在垄断行业、计划经济存留企业应引入“资本理性人概念”，使经营者兼顾企业与社会双重目标，通过教育资源的行政性分配与转移支付的强针对性，缩小劳动者素质差距，而对于由来已久的城乡、地区二元性，市场原则与政府作为缺一不可。
4．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的二元性并非完全由效率原因引起，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纯粹意义的市场效率能促进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增加，然而，当由资源赋予不均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当垄断地位和级差收益来自于市场外力量，当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分享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必须警惕经济运行机制的部分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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