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文小戏专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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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湖南艺术节”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在岳阳举行。9月15日，小戏、小品、曲艺专场在岳阳文化艺术会展中心的小剧场进行了带有竞赛性质的演出。自早至晚，19个小节目悉数登场。在这里我就文学方面谈谈对整场演出的一些基本印象。

19个小节目中，有小戏10个，小品4个，曲艺5个。其实，小品也不是原来意义上话剧教学和排练的“小品”，硬把它们作些“区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就文学而言，湘北大鼓《传承》是一个不错的曲本。《传承》讲的是一个年轻的“打鼓匠”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同学们都是局长、科长、乡长……，但他偏偏只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乡村“打鼓匠”。“我搞打鼓匠，是孩子没得娘，这说来话就长；六月冻死老绵羊，我是迫不得已才搞这一行；因为我的爸爸啊，他是个打鼓匠，他死的时候，一没给我存款，二没有楼房，就留下了两根打鼓棒……”这打鼓棒，使老百姓得到欢乐，使老一辈人得到荣誉，也使打鼓匠的人生焕发出自己的光彩；年轻的打鼓匠，接过爸爸的打鼓棒，义不容辞，也心安理得。这个曲段，伴随着清脆的鼓点娓娓道来，精彩之处，感人至深。

仔细分析，《传承》之所以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它来自真实的生活，表达出了一种普通人的真实情感；而且这种情感具有一种向善、向上的力量。

参演的大多数剧本和曲本却做不到这一点。

花鼓小戏《人怕出名狗怕叫》是一个比较完整而出色的小戏。它的出色并不在于它的题材，而在于作者在驾驭这一题材时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和对喜剧语言的掌控。故事说的是县政府高秘书来到专业养狗村，取消一个准备召开的现场会；而村里的村长和他的老婆因不满上级的形式主义和不正之风，导演出了一幕抵制现场会的双簧。虽然作品有“粉饰现实”之嫌，但生活的阴暗面与民心的背向仍在小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剧以“狗”为题，使小戏充满着讽刺喜剧色彩。

《人怕出名狗怕叫》是正面的讽喻，而小品《博弈》却是从反向亮相舞台。一个有点“二百五”抢劫犯抢劫银行，几名机智的女营业员却关起门来让他“走程序”。最后，繁琐的程序让劫贼感到窝火而束手就擒。这出荒诞剧表面荒诞，实则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观众一看就明白，都是会心一笑而过。

整体来说，剧本创作的力量还是略显薄弱。其毛病大体如下：

从观念出发，再寻找表现这一个观念的人物、故事，再编造情节。观念，首先出自是现实生活的热点问题。如农村留守问题、老年人问题、拆迁问题、打工者的问题，等等。

我不想一一举例来证明我的观点。但我将选择一两个较好的、有修改前途的作品来说明：应该如何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进行创作。

小品《山寨婆媳》是一个构思不错、而且演出场次较多的作品。故事讲述的是外出打工的某人，他发财后当了老板却忘记了家乡、淡漠了亲情，五年没回家。母亲催得急，过年了，他请了个亲情来看望母亲。家里的母亲是个善良人，但老邻居却有些看不惯，于是她要代母亲来教训一下回家来的“儿媳”。

两个“假”身份的人，一出渗透着辛酸的喜剧。剧场效果，真还不错。但仔细一想：有点不对砣呀！生活中那些外出打工发了财的老板，哪一个不是把自己乡下的家弄得红红火火？只有那些在外拚搏而无甚成就的打工者，才“无面见江东”，才会在万般无奈中去请亲情来“安慰”家中的老父老母。真实的戏剧性应该从此出发呀！——再仔细想想：那位从事“”的姑娘，她也是一个“打工者”，她不应该是被批判的对象。要知道：过年时节，她还在做这一份亲情的“工作”；她也有父母，她也应该在春节团聚的时候去看望他们；她也有过年的权利，但她也没有回家！——她本身就是一个转化矛盾、解决冲突，从而完成主题立意，产生强烈戏剧效果的人物！而我们传统的“仇富”心理，却把一个矛头指向了那些“发财的老板”。是“观念”绑架了我们的创作！

花灯小戏《留守嫂子》的题材也不错，但在情节选取和主题开掘时，显得有些混乱。故事演绎的是一群留守农村的嫂子，闲来无事，整天打麻将度日。村妇女主任春秀，决定收回村委会的麻将室，改建电脑房，这与租借房子的老板发生冲突。此时，在外打工的女儿受骗回来，给老板一个教训，没有知识在当今的社会无法立足。于是，春秀让女孩当电脑老师，小山村又重现出时尚、文明的新风尚。

这个故事总觉得有些勉强，——麻将与电脑，难道不能共处一室？留守嫂子们的牌瘾，网络真能给予替代？来看看生活：留守嫂子们以麻将度日，其实是因为生活的寂寞，寂寞的原因在于亲情的缺失；亲情的缺失怎么弥补？网络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网络的视频，能让我们与亲人远隔万里而相聚！小戏的作者应该沿着这一思路来理清戏剧的脉络，来组织戏剧冲突。而不应脱离生活去对题材一味地拔高，去追求什么空泛的“时尚与文明”。

小品《高音》的取材也独具匠心。以弹棉花为生的弹匠师傅是一位颇具天赋的男高音，但他因误入传销团伙而被人追寻，他只得与老婆一起躲藏在城市的边缘，继续以弹棉被为生。城里的合唱团到处寻找男高音，团长和导演慕名而来，却被弹匠夫妇误会；一阵折腾之后，误会消除，弹匠终于能够放开嗓门大声歌唱；合唱团也找到了自己的男高音。

这个题材本不错，但不够清爽和精致。为什么？是因为“传销”这一外在情节的介入，使作品变得不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性意蕴”。为什么？我们仔细推敲，这个题材里面蕴藏有一个很重大的主题：“卑微与崇高”。弹匠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而歌唱艺术的殿堂是崇高的；弹匠要成为男高音，这就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他的身份容易遭受社会的鄙视，他和妻子的内心深处也就存在着一种自卑；弹匠的工作必须处在居民聚集区，而当他想放声歌唱时，也许会要遭到周围邻里的干预。因此，弹匠的妻子就可以成为他实现“男高音”梦想的障碍。戏剧冲突由此而展开，自然而然，用不着什么“传销”因素的介入。从卑微走向崇高，是打工音乐人的普遍道路，从题材中找到一种人生的自信，农民工人格的自我完善，有梦想的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湖南的曲艺也也有自己的困惑。

“常德丝弦”的歌舞化倾向和“美女战略”虽然在各种大赛中累累获奖，但近年来却产生出审美的疲劳之感。因此，在本届艺术节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由于曲本的单薄与乏力，反响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热烈。

“溜子说唱”源于“土家族打溜子”吹打乐，但平平的曲本，让这个本来十分新颖的曲艺形式，黯然失色。

“口技相声”，其艺术的主体仍在口技；为其服务的相声文本，也只能围绕技术而发挥。文学，只能为技术服务。

总之，湖南戏剧、曲艺的水平，目前也在滑坡。真正要实现文化强省，戏剧、曲艺也是一翼；而在目前，加强对艺术文学的指导与扶持，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