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合视角看文学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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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翻译中杂合现象的普遍性有助于重新认识翻译界争论不休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本文从杂合视角分析了归化、异化，探讨文学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因素，提出了杂合的翻译策略，即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关键词： 杂合视角 归化 异化 文学翻译策略

一、杂合概念及其发展概要

“杂合”（hybrid）最初用于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Simpson & Werner，1989）。后来，该词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从自然科学渗透到社会科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都借用了这一概念，赋予的含义也大致相同，把“杂合”看作是“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点的事物相互交流、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事物。它异于母体各方，有着母体各方不可比拟的积极意义”（胡敏文，2005）。

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语际转换活动。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兴起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绝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超越于语言之上的文化交流活动。由于语言文化的杂合性，翻译领域也普遍存在杂合的现象。随着后殖民理论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兴起，中外诸多翻译学家，特别是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学者，也纷纷对翻译中的杂合现象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研究和讨论。沙夫娜和阿黛柏明确提出了杂合的概念。她们认为，杂合文本是“当今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特征”，“是由翻译过程所产生的。这种文本显示出一些对于目标文化来说有些‘不正常/奇怪’的特点”。杂合文本并非“译者能力不足的结果或是翻译腔，而是译者有意识的决定”，她们还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体”（Sch?ffner & Adab，1995，转引自韩子满，2005）。韩子满将杂合文本分为原文杂合和译文杂合两种形式。原文杂合主要指多语文本，而译文杂合是指“译文中既有大量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也有一些来自源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异质性成分，二者有机地混杂在译文之中”，使得译文与原文、目的语文学中的作品不尽相同（韩子满，2005）。随着对杂合现象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也逐渐受到了翻译界的重视。通过对英语文学汉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综合的考察与分析，韩子满得出结论：“杂合是文学翻译译文一个本质的、普遍的特征。（韩子满，2005）”

二、归化和异化

归化、异化是翻译中常用的两种策略。早在181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方法》中就提出翻译有两种途径：“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谭载喜，2004）”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归化和异化这对概念。根据韦努蒂的观点，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Venuti，1995）。这就是说，异化使译文保持异域风貌、异国情调，而归化则按照目标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创造规模进行改造，竭力去除原文的异域性。

归化、异化之争由来已久。奈达是归化的代表人物，提出“用最似的自然对等值”，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表达规范（李，2004）。如“to grow like mushrooms”可译为“雨后春笋”。钱钟书赞成归化，提出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境”。韦努蒂是异化的代表人物，提出“抵抗式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李，2004）。鲁迅呼吁译作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提倡异化法（陈福康，2000）。归化、异化之争愈演愈烈，孙致礼总结说：综观我国整个翻译史，实际上是异化、归化竞相辉映的历史，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孙致礼，2002）。因为归化有利于保持本族语的纯洁性，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归化翻译出来的译文容易为读者接受，使信息交流更加流畅。然而异化派强调：“归化抹杀了源语民族特点，是对原文的歪曲，适度的异国情调正是异域文学作品引发读者愉悦情趣之所在，片面归化的译文阻碍了文化交流，造成了文化失真，客观上蒙蔽了读者。（马红军，2006）”当代学者基本上持中立态度，主张归化、异化在文学翻译中是互补的，两者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互相代替的作用，完成各自的使命，因此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缺一就不成其为翻译（郭建中，2000）。当代学者的认识更加符合文学翻译的规律，归化和异化不是一对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术语，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使用的。

三、杂合与文学翻译策略

文学翻译中杂合现象的普遍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当前译界对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争论，进而反思文学翻译策略。

韦努蒂认为，归化与异化只是相对而言，以对异国文学接受程度的改变、特定文化环境的改变，国内价值体系的改变而改变（Venuti，1995）。因此，异化、归化两种策略是一种动态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也存在策略调整与转向的可能与必要”（马红军，2006）。在当今全球化大环境下，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翻译是促进各国文化交流重要途径，读者对异化翻译的需求空前高涨，国内许多翻译家都意识到异化的必然性，郭建中（2000）、孙致礼（2002）、马红军（2006）等学者都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大势所趋，异化将逐渐取代归化。

然而，尽管时代呼吁异化法，异化为主的条件也日益成熟，但总的来看，异化法仍处于边缘位置，文学作品往往是与源语文化语境联系最紧密的文本，过度异化的翻译难于卒读，往往招来非议。归化向异化的转向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译者在翻译时受到文化差异、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翻译要求等因素的制约，最终决定合适的翻译策略。而杂合视角使我们对归化、异化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来看，杂合与归化、异化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果译者主要采用归化的策略，译文的杂合程度就低；反之，如果译者采用的主要是异化的策略，译文的杂合度就高。可见，“异化和归化实际上决定了译文杂合度的高低”（韩子满，2005）。如严复译《天演论》、傅东华译《飘》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策略，译文中的异质性成分较少，杂合度就很低。而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德》、杨宪益夫妇译《红楼梦》时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策略，译文中异质成分很多，杂合度明显较高。因此，笔者认为，当今的文学翻译应采取杂合的翻译策略，即异化为主，必要时辅以归化，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展现原作风姿，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异国文化。

首先，文学翻译译文具有杂合性，这就为杂合策略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其次，归化、异化各有利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杂合策略则取长补短，恰到好处。再次，杂合策略具有纯粹的归化或纯粹的异化不可比拟的优点。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广泛采用了文内注解的方法，既保留了源语成语“杀鸡儆猴”的比喻形象，幽默之情跃然纸上，又通顺易懂。（His method of stamping out communists was that of “killing a chicken as a warning to the monkeys”， arresting the leaders as a warning to the others.（林语堂《京华烟云》））这种写作手法可以借鉴到文学翻译中，即杂合的策略。

另外，杂合策略会引进大量的外语词汇，丰富目的语语言；传递源语文化意象，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繁荣；输入新颖的文学成分（如意识流手法），推动文学的进步。

结语

杂合是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纯粹的归化或异化都不尽如人意。因此，文学翻译有必要采取杂合的翻译策略，异化为主，辅以归化，在译文中体现文化差异，使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得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共通。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要注意把握杂合的“度”，才能真正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韩子满.文学翻译杂合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胡敏文.从解释学、对话理论和权力话语谈文学译文的杂合［J］.外国语，2005，（2）：77.

［5］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马红军.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Simpson & Wer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10］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