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知录》看顾炎武矛盾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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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堪称古代的百科全书。《日知录》贯通古今，有着丰富复杂的思想意义和文化内涵，作品所表现的宗教观，就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之一。笔者以为，应该从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地分析作品对佛道二教的态度。
一、“气”的思想
顾炎武继承了理学“气”的思想，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具有运动变化之性能，其变化的基本形式为“聚”与“散”：“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聚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唯散也，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气”在聚散变化中，表现为“无”与“有”两种基本状态：“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自有而之无也。”“无”指散而无形之气，相当于张载所讲的“太虚”；“有”指聚而有形之气，即：所谓“物”也。显然，在“自无而之有”和“自有而之无”的变化过程中，所变换的只是“气”的性状，其实体则常住不变。
其次，顾炎武视“气”的聚散变化为宇宙间永恒不变的普遍规律。所谓“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也；并根据这条规律，批判了佛教和道教形而上学的说教。佛教宣扬有散而不死的灵魂，道教则声称有聚而不死之肉体。顾炎武认为这都是不明于“气”的聚散之常理的谬论‘昧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所谓“昧于散者”，是指佛家不明白“散以气散”和“散而无形’的道理。在顾炎武看来。“灵魂”，即“神”，在本质上也是“气”。他说：“气之盛着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里“盛”是相对于“衰”而言，意指生气或生机、生命力。“气之盛者”，亦即“气”之具有生命力者，具体讲，即是“天地之气”和“人之心”。既然“神”不过是“气之盛者”，则“气散”之理自亦适用于“神”。“神”既散矣，“气”便失去了生机，丧失了生命力。故佛家所谓散而不死的灵魂，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荒于聚者”，是指仙家不懂得“聚以气聚”和“聚而有体”的道理。在顾炎武看来。人的肉体不过是“气”聚而成。他引用《吕氏春秋•节丧篇》中的话说：“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再次，顾炎武不信“上帝 ” 、“鬼神”。其曰：“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祝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哉!”(《日知录》卷二《惠迪吉从逆凶》，页66) 他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然而，他认为，善恶报应，完全与“上帝”、“鬼神”无关。他根本否定有“上帝”、“鬼神”司人间之祸福，其引“孔子言”(实为《易传•文言》语)即在说明，善恶报应纯属人事范围，其因果报应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顾炎武还运用“气”论观点对“鬼”这一概念作了新解释，说：“鬼者，归也。张子(引者案：指张载)曰：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此之谓归。”此外，顾炎武更深刻地揭示了人间之迷信“鬼神”的社会原因。指出：“国乱无政，小民声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由上可见，顾炎武对于佛教及道教是并不崇信的。
二、对佛教的态度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内典》中这样诠释佛教的内涵：“佛氏晚入中国，其所言清静慈悲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君子从而衍之，由清静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致于不生不死，入于涅，则杨氏之‘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则兼之矣。其传愈盛，后之学者遂谓其书为‘内典’。”把佛教内涵的概括为杨朱之‘为我’ 和墨子之‘兼爱’，可谓简练独到。如在《日知录》之余卷三《杖宰相及僧》中“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信，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 顾炎武对于佛教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佛祖舍弃富贵而修行成佛之举十分赞赏，只是对于后世歪曲佛教原义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顾炎武在余卷三《许僧道蓄妻》中引用《五台志》中说：“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尝欲去之，而卒不能去，盖人心陷溺日久，虽贤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顺其所欲则从之也轻。按老子之名宗，为魏将。佛氏娶妻曰耶轮佗，生子摩罗，出家十二年，归与妻子团聚。今其徒皆鳏居而无妻，岂二氏之教哉？”顾炎武追溯了早期僧道娶妻的现象，对当时僧道制度上禁止娶妻但这些人常犯淫僻之罪的虚伪行径极为反感。
在余卷三《造寺写经并无功德》中“凡世之造寺、写经、供佛、饭僧、看经、念佛，以为有益而为之，是贪也；不知其无益而为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虽活佛在世，亦不能为之解脱。乃欲谄事土佛、木佛，以侥幸于万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顾炎武对于历代统治者的大量造寺写经、不惜劳命伤财、放弃社会使命和责任感的糜费行为进行了大力的批判，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正是违背了佛教所深戒的“贪嗔痴”，即使活佛在世，也不能解救他们。由此可见顾炎武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的研究。
总之，顾炎武是从佛教后期违背了佛教早期教义的功利化的角度来批判佛教教徒、反对佛教流弊的，对于佛教教义本身，他是持肯定态度并作过深入研究的。
三、对道教的态度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对道教的态度主要体现于以下文字：
今之道家，盖源于古之巫祝，与老子殊不相干。老子主于异端，然其为道，主于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而已。《道德》五千言俱在，于凡所祈禳、经咒、符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为其教之所从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盖诚有以通乎幽微之故，故专其执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导迎二气之和，其义精矣。去古既远，精义尽失，而淫邪气妖诞之说起，所谓祈禳、经咒、符，大抵皆秦汉间方士所为，其泯灭而不传者，计已多矣，而终莫之能绝也。今之所传，分明远祖张道陵，近宗林零素辈。虽其为用不出乎祈禳、经咒、符，然既已失其精义，则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人心之惑，而重为世之害尔，望其消灾而致福，不亦远乎!盖老氏之善成其私，固圣门所不取。道陵辈之祷张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为也。欲攻老氏者，须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则吾之说为有据，而彼虽桀黠，亦无所措其辞矣。（卷之余卷三《造寺写经并无功德》）
顾炎武将自东汉张道陵以来的道教与老子二者应该严格区分开来的观点是不切合道教的实际情况的。他对于自东汉张道陵以来的道教与老子的道家思想的密切联系没有作翔实的了解与研究。老子之被尊为道教教主，道教之所以用“道教”来命名，绝不是偶然的，是与它的基本信仰“道”密切相关。道家思想是道教神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是道教至为重要的理论基础。《魏书•释老志》在谈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说：“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其为教也，咸去邪累，澡血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这表明道教的形成与发展，确与道家学派及其鼻祖老子有历史的渊源关系，故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称为道家。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和作为哲学范畴的“道”在道教那里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信“道”即信“神”，尊奉老子即尊奉天神。随着道教的成熟，至六朝时，又从“道”衍化出道教尊奉的至高无上的神灵元始天尊，产生出“三清”尊神。以后，又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包罗其他许多天神、地祗、人鬼在内的道教神仙体系。顾炎武认为老子的主张的学说是异端，“圣门所不取”，但可以达到“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目的，有可取之处。而对于当时奉行祈禳、经咒、符等道术的自东汉张道陵以来的道教进行了大力的批判，认为它只能迷惑人心，危害世人，不能交接神明，达到消灾致福的功效，由此可以见出顾炎武对祈禳、经咒、符等道术的反感。联系本卷《造寺写经并无功德》前面对于佛教神职人员缺乏社会使命和责任感的糜费行为的批判，顾炎武的对于道教的批判也是如出一辙的，作为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从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靡费奢侈的弊病的角度对于佛道二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对于当时著名的道教神灵，顾炎武也有持崇信态度的，如在卷二十五的《湘君》中对于碧霞元君的真伪及来历进行了考证。“泰山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后之文人知其说之不经，而撰为黄帝遣所以玉女之事以附会之。不知当日褒封，固真以为泰山之女也。” 接着对于泰山神之女碧霞元君的源流进行了梳理和辨别。碧霞元君的崇拜始于宋代，她是泰山神的女儿，而泰山神在明代道教的神谱中主管人的生死。在明代其崇拜十分之兴盛，在成化、弘治、嘉靖间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朝廷三次大规模地修建碧霞宫，碧霞宫的香火越来越盛。《天咫偶闻》记载明时北京永定门外南顶的碧霞元君祠盛况云：“永定门外碧霞元君祠，俗称南顶，旧有九龙岗，环植桃柳万株，南临桥河，五月朔游人糜集，支苇为棚，饮于河上，亦有歌者侑酒，竟日喧闹，后桃柳摧残，庙亦坍破，而游者如织。” 碧霞元君崇拜亦于明末小说中有所体现。《金瓶梅》中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因贪欲得病，先后请任医官、胡太医、何春泉、刘橘斋等看脉下药，都无济于事，于是，吴月娘在天井内焚香，对天发愿，许下儿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顶上，与娘娘进香挂袍三年。泰安州顶上，指的就是泰山之巅的道教著名祠宇庙碧霞宫，娘娘即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吴月娘素与王姑子薛姑子过从甚密，为什么不就近许愿，而要一路晓行夜宿，不辞辛劳地到泰山去呢？崇拜碧霞元君是明代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吴月娘在困厄之时，想了种种办法皆不灵验之后，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碧霞元君身上，正是其时民风民俗的反映。顾炎武对于泰山神之女碧霞元君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和梳理，这也体现了顾炎武深受当时民风民俗的影响而对于道教著名神灵的崇信。
明清时期，道教与佛教在中国都不再鼎盛，而已趋向世俗化。其教义不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清规戒律，而和现实生活的关系相当之密切。对于佛道二教，顾炎武持“气”的思想，否定其教义的某些部分。作为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对由于信仰佛教和道教而导致的劳命伤财、为祸百姓的现象至为忧虑。另一方面又对其佛道早期教义有某种程度的肯定，且崇信当时道教的著名神灵。这种矛盾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佛道二教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明清时代文人的思想大多如此，更何况顾炎武还处于明末清初的特殊时期。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华书局，1984。
[2]吕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华书局，1981。
[3]黄汝城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钱敏：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