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味北味 心同此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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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挂在嘴边，社交通过指尖；国土装进肺里，乡愁藏在胃里；运动是按足三里，国足全靠叉腰肌。”

中国人的身体构件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功能，身体似乎在发生异化。唯有乡愁对应的器官亘古不变，筷子捞起许多愁。

合家团圆南北无差地是以圆桌为中心组织的，“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刷满屏，乡味弥漫、乡愁泛滥。

如果中国菜像美国汉堡，从匹兹堡吃到旧金山，都是一个味儿，那么，中国人的分离感或许不会这么强烈。粽子、豆浆、汤圆，该甜还是该咸？与长江以南无暖气、江浙沪包邮并称三大“南北矛盾”。

舌头的归属感得自幼时的培养，无论是其味觉功能，还是语言功能。但是，并非就像基因一样不可更改。

我已经连续5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并未在年夜饭的问题上感到思乡，倒是觉得酱油肉、炸春卷、腌笃鲜这三样地道的上海菜很好吃，年夜饭上怎么少得了呢？

我在山东成长到18岁，考到了上海读大学，迄今在上海的时间15年半，前半段与后半段的长度基本快对半了，而且后半段的进度条势必超过前半段。2008年欧锦赛时，在瑞士住了1个月，半夜肚子咕咕叫时，我想念的是一块糍饭糕，我意识到自己的乡愁已经上海化了，此时距我来沪整10年。

上海化的过程对一个山东人来说是道长弯。中国的人口迁移呈现出中心城市对周边省份的吸附的特征，就像山东话在北京通行、深圳的的哥中很多湖南人、上海人清明节去江浙扫墓。我的大学阶段都在后悔填报高考志愿时没填“北京”，觉得北京才是舞台中心，而对上海菜中有甜意却又捕捉不到糖的黏哒哒的不爽感，无疑顺从于并强化了这种不适应的情绪。

上海菜从气质上不是我的菜。在澳门生活了一年后，我爱上了粤菜；在巴西生活了一年后，我爱上了黑豆饭和木薯粉；爱上川菜，我只用了一天。我在上海生活时间最长，却是最后才爱上上海菜，一经爱上，便是至爱。习惯了巴掌大的碟盘，见到久违的山东大汤盆时，觉得像是鱼缸。

口味之转变只是表征，内里是对上海文化的认同。就像我对粤菜的喜爱伴随着土生葡人作家飞历奇笔下湿漉漉的亚热带风情，潮湿而炎热的气候，不仅适合植物生长，爱情也会疯长，不在澳门生活，很难真正理解《大辫子的诱惑》、《爱情与小脚趾》。我还同时喜欢粤语，特别容易被讲粤语的女孩子说服。

关于文化吸收最精当的比喻，是将文化像面包一样吃进去，让它构成身体。我觉得反过来也成立，即吃进去的食物亦塑造着文化气质，最著名的证言是的“辣椒革命论”。另一个塑造地方文化气质的要素是方言，每种方言中都有一些无法译成普通话的词汇，语言是思考的工具，你用这些特殊的词思考，就会产生某种特殊的气质，比如上海女人之“作”。当然，还是得再次提一下舌头的重要性，它既尝味又说话，是一个人文化气质的把关者与设计师。

上海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无疑是排外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当然，不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确实是有极个别除了户口之外再无其他比较优势的上海人碎碎念于地域优越感，但是，外地人不好当是中国的普遍现象，这与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的传统有关，上海人排外的比例绝不高于全国平均值。

而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评价都可以用二分法，褒贬之间，就看你是如何选择。比如，上海人的“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占我的便宜”，你既可以批评缺少人情味，又可以为其寻找商业传统上的依据，大航海时代的荷兰人就开始Go Dutch（各付各的）了，中国人将这句话引申成为“AA制”（Algebraic Average，代数平均），现在中国接受AA制的地区也越来越多了。

是的，我讲述的是一个外地人在上海怎样重建乡愁的故事。

去大城市读书然后留在那里，是中国学子目前的主流奋斗模式，像我这样的人既有现有的，也将有很多。你可以批评地域发展不平衡，同时也该庆幸生活在一个大时代，清末民初，90%的中国人一生都没有出过省。越来越多异地通婚，去男方家还是去女方家过年，又增添了一种年味选择。借用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要融入，“南味北味，心同此味”。

“记得住乡愁”这个疑似有动宾搭配错误的短语写入中央正式文件，却是最温情的文字。“乡愁”可以是复数。第一故乡、第二故乡，只应该是时序上的，未必是重要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