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夜感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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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机心多素朴

当人类为急功近利付出若干沉重的代价后，返璞归真将是必然，为人文者展示力量的时候并非遥不可及。或许，那个时候又会掀起新界的另一种时髦，又会惹得大批新时代的时尚者对影自怜。

不过，传统至于今已有所消褪，不再有囊括宇宙之势了。我国传统历来轻技艺之术，忽视科学，但至于今，科技却大翻身，给传统无情的嘲笑。不过，祖宗的根本是我们不可弃置不理的，传统的人文是应该大加倡扬的。所谓一阴一阳之为道，人类的探索就是道的揭示过程。当我探索悠远之思而不知疲惫时，也许神秘主义会是我的最后归宿。

揭示道的过程，与做学问是相通的。我常给学生讲，做学问要牢记三点。

其一，思维方式的新颖和材料的新颖。一些做学问的，常囿于就事论事，或被动挨打。事物的来龙去脉，往往是考据家考之不厌的对象，但多限于为考证而考证，没有思想的揭示。又往往当人家打他时，才机械反应。我主张的思维方式是不仅要知道其一，还要知其然。

其二，问题提出的新颖独特角度。比如，诸葛亮为何选中关羽守华容道？这就是问题的提出。答案可能是诸葛亮一石二鸟计策的完美运用。赤壁战前，张飞已被诸葛亮折服，但在关羽眼中，诸葛亮仍是一介卧龙草农。华容道虽至关重要，但诸葛亮却有两难。若曹操就此完结，诸葛亮本人也许就会成为刘备的下一个目标。即使逃脱这个厄运，随着曹操的败死，三国鼎立的局势将不复存在，东吴会吞并中原，进而占据蜀地，诸葛亮也难逃这一劫。关羽曾受曹操之恩，依其性格，必然卖不过曹操的人情。如安排关羽守华容道，曹操自然会生还，而借军令状，又可达到彻底折服关羽的目的。安排关羽守华容道，诸葛亮是决心要得三利的：一、折服关羽，非宰即鞭。二、保全自己。三、保持三国鼎立的局面。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形象并不特别伟大。放走曹操，促成三国鼎立，一失；败走麦城，受A坠马被俘而死，致使张飞鞭打部下，失去头颅，二失；又因此累及刘备受火烧连营之失，致使其死于白帝城，三失。

其三，如何解决问题的大智慧。“大胆假设”后，就进入“小心求证”的阶段，此确为不刊之论。蜀与魏、吴相比，明显处于弱势，诸葛亮采用的保全之策是以攻为守把战火烧到人家的土地上，因此有六出祁山之举，这样，蜀境至少获得了安宁。方法的运用得当与否，事关成败。做学问，一定要“进得去，出得来”。进去了，方可寻觅；而灯火阑珊处的风景，只等待慧悟者，只掉书袋子，是没大用的，唯得引经据典之资，徒弄陈迹而已。就像学画鱼一样，入悟合一，时间的长短对学画鱼而言，并不太重要。喜欢与诚心，领悟与见识，方是生出玲珑剔透的鱼儿的关键。哪得泉水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入了其中，方游刃有余。

做学问，讲究义理、考据、辞章。我想，义理是很重要的。我不太佩服一味搞考据之学的人，其学问多的是故事的复述，缺少的是哲学思考的穿透，擅长的是语言学的修辞功夫。所以我更佩服季羡林、饶宗颐、汤一介先生，他们的文化担当和思想穿透性更让我感动。

以自己学术写作的有效期而言，我大约还剩二十年的写作时间，充分利用好这二十年，分泌思想，去各地讲学，到国外传播中国思想，是我的最大人生追求。当耄耋至时，归去来兮，我会回家乡在青城山或峨眉山下定居，静心完成多卷本著作。我曾在《艺术本体论》中说：彼岸的无限最终被此岸人灵的内在的无限所消解，生存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被克服，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活、生命意义的充盈，在于生命力的高涨迸发状态。个人生命的机械延长也难达到永恒，与永恒生命力沟通的时刻恰恰是人生诗意化中那些忘我陶醉的瞬间。生命的永恒，在有充盈之处。

至今我仍作如是观！

学术长生命短

做学问首先是路子要正，就像练习书法，首先要“气”正，这样才不至于走偏锋。我的立场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而是从一种全球性的、人类的视角出发的“世界主义”。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出发追问艺术本体，从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出发去研究西方哲学，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文化的地位。

从最初的《艺术本体论》（1985年）研究到近年出版的《发现东方》《文化战略》《再中国化》，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应该说我始终都贯穿着从全球化视角出发的对人类命运和文化走向问题的思考这条主线。正因为这样，每一次研究的问题尽量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尽可能有新的方法视角。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学者才能有自己独立的形象和学术品格，才能在全球化的学术舞台上不使自己的声音被淹没。

今天做学问要从几个方面入手，套用古人的话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义理主要是指哲学入思方面，辞章是指语言修辞运用方面，考据则是对考古学最新材料的运用和文献学的根基。要把学问做“通”，打通现代与传统的知识地层所必不可少的，往往学问做到一定阶段，考据的重要意义才格外突显出来。三个方面都做好，学问才能到达一定的境界。我在义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艺术本体论》属于本体论研究范畴，《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进入西学方法论范畴，《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和《发现东方》是建立中国价值论范畴的。考据方面，主要是得益于在国外多年研究孔子和老子思想的三部书《老子之思》《孔子之仁》《大学中庸解读》，运用了很多考据学的方法和资料，考据学研究是更加透彻的先秦中国思想的必需前提。在辞章方面，一是要注意自己表达方面的流畅和气势，另一方面要格外注意提问和回答的艺术。怎样在提问中敏锐地抓住对方的要害，在回答中善于将对方的锋芒用聪明的语言化解开，在说话的时候做到圆满而力避别人的攻讦，需要很高的技巧，需要锻炼。

细读也是一种做学问的重要方式，但我主张在读西哲的时候，主要应该注意的是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各自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把人类思想的进展比做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要明白他们是属于其中的哪个环节，他们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试图打开这个链条上的结。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在读书的时候，自己要先有问题意识，带着你的问题去发现答案。

读国学应以先秦原始儒家为主。现象学的悬搁是不错的读书方法，“悬搁”就是要将所有一切阐释的历史都放在旁边，直接面对著作本身。用你自己的心灵去理解古人，用你自己的头脑去和古人对话，用你自己的眼光发现自己要寻觅的东西。直接读原著，一遍读不懂，可以读五遍，实在有字句理解上的困难，再去找工具书帮助。尽量少看一些他人的阐释，他人的阐释很有可能引入歧途，巩固错误！

不论读国学或者西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停滞在语言表面。道家讲“得意忘言”“君之所得者，糟粕而已”――将语言当作思想留下的糟粕，都是要人善于发现文字背后的东西。文字一旦写出来就成了凝滞的，但写作者的思想是像风和水一样流动，谁是抓不住斩不断的，文字只是他思想所及之处掀起的一道波纹。

大家都说读书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但是“入”是怎样入，“出”又是怎样“出”？这“入”既要人澄明心境，又要带了个人的见地。只是很多人读书时对着前人的诸多高论，先就没有了发一己之见的勇气，因此个人的“气”是很重要的一点。用问题视角去读书可谓“出”，是在“入”的同时，时时要抱着“出”的心态，尽量准确理解作者的本义当然重要，但有一个前提是要保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带着自己的问题思入其中。无论出入，关键是要有一个高度自觉的，有对话意识的主体。

做学问没有古尊今卑之分，也没有先人圣贤后人平庸之说。我认为“黄泉路上无老少，学问途中无先后”。做学问贵在“悟”，苦读数载，却往往是一念之间的开悟能将人引领到一个融会贯通的新境界，突然醒悟了求学之道。有人皓首穷经也许都等不来这种灵光闪现，有人尚在少年也许却早已经心得颇深，这种对比之间想来竟是有些残酷的，就像人的性命无常，从来不肯因为年龄长幼去宽赦那些命运中早就注定的东西一样，做学问对一个人究竟是悲剧还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