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一个南方农业市的产粮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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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一座中国中部不起眼的城市。它是湖南省众多城市中普普通通的―员，但是一则新闻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到了它的身上，而南方粮荒的现实，更加深记者对这座一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强烈的兴趣。

“种田书记”成新闻

湖南省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易佳良作为“种田书记”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及各界的广泛争议。

和其余六人合股租种了本市溪江乡福田村2.8亩稻田的易佳良事实上十分低调。浏阳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透露，“事实上，对于现在媒体的炒作，易书记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面的。”

易佳良曾经强调：“种田是我的爱好，我只想工作之余把劳动当作锻炼身体，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他也曾表示自己在1983年从政之前，曾在农村干了7年，对农活并不陌生，希望借助种田来达到劳动、健身、休闲的目的，而亲眼见过易佳良种田的农民也承认：“他抛秧的动作看起来挺熟练，是个‘老把式’。”

但是，尽管易佳良低调行事，报道出现后，作秀、不务正业、怀有政治目的、另类等等猜想仍然层出不穷。

“种田书记”成为大新闻，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确实足够“个性”，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新闻发生在南方出现阶段性粮荒，国家不得不紧急从东北调运粮食以缓解南方粮食压力的时候。

而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产粮重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浏阳市又是湖南这块重地中的一座重镇。

归根到底，是“粮食”在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南方种粮大户的苦乐

43岁的刘国斌是农业部评选的“2007年度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在大多数农民无法忍受低收入纷纷放弃土地出外打工的时候，在整个浏阳市农民人均年收入6600多元的对比下，去年一年的收入超过了10万元。对此，他只是憨笑着对记者说“自己给自己打工，靠双手干活呗。” “3亩、5亩的没有效益，还不如出去打工。”刘国斌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现在一共种着348亩田地，其中绝大部分种植水稻。2007年他种植的早稻平均亩产400公斤，冬季稻平均亩产504公斤。 “前年我还只种着185亩土地，今年我估计能种上500亩地。”刘国斌不是在幻想，至今还有不愿种地的农户，将土地交到了刘国斌手中。

“我们可以算笔账，要种粮食，先平整土地，再加上种子、农资、人工加在一起成本就超过600元，而一亩地的收益按现在的粮价算也就900多元，这样还剩下多少?如果一家只有3亩5亩地，他一年收入能有多少?”刘国斌不觉得别人不种地有什么问题，“这是一笔很容易算过来的经济账，出去一个月打工就能挣3000块钱呢。”

2007年4月9日，刘国斌联合其他11户农户成立了浏阳市龙港农机服务合作社，他本人任理事长，参加者都是本镇各村的种粮大户，合作社除完成自己的耕种任务外，还负责附近几个村的耕地翻肥、施耕、种植、收割等任务。

现在，合作社成员已经发展到了34户，其中300亩以上的大户有3家，100亩以上的也达到了10户。在这个合作社里的农户，平均年收入有3、4万元。

2007年8月，龙港合作社跟湖南省隆平龙伏种粮专业合作社签定了协议，成为后者的配套基地，从此走上订单粮食生产的道路，由后者提供良种及技术支援，在稻谷成熟后，后者还会以高于国家收购价20～25％的价格回收。

生产前景是好的，但是刘国斌也并不是没有怨言。首先一条就是成本涨幅太高。“尿素涨了30％，钾肥整整涨了一倍。劳动力的价格也涨了，去年我请了三个零工，每个人一天25元。如果把大机械整笔投入计算在外，那么人工在我每亩田的成本里占了75％，而现在的情况，今年30、40元可能都请不到人。”

还有一个则是心理上的不平衡。“我去年评了个全国种粮大户，但是也就拿了张荣誉证书，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不是要奖金什么的，也不是多要补贴，但是我想总应该和那些抛荒不种田的不一样吧?”

龙伏镇镇政府农办主任聂光辉替刘国斌把所谓的“不平衡”解释得更清晰，目前国家规定的应该给农民的补贴，在实践中有时到不了真正种粮的人手中。

现在种粮的农民越来越少，整个龙伏镇超过40％的农民已经成为职业农民工，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是一个很大的困境，不种粮的农民把以自己名义承包的土地“租”给大户们，大户们以每亩地一定数量粮食按粮价折算为货币作为租金。

土地流转并不是买卖，也不是承包权的变更，如果把农业补贴给了实际种粮的大户，绝大部分原来的承包户不同意，它们宁愿不要这个补贴，也不愿意流转土地，不愿意自己名下的补贴到了别人手里。但是如果补贴给了那些根本没有种地的承包户，那么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事实上，现在刘国斌还是在作出一定牺牲。他种着地，但很多补贴到不了他手里。”

作为产粮大户，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烘干机、植保机、起垄机、开沟机、铲土机等等大型机械一应俱全，刘国斌总投入超过了35万元。“机械化，能出效益。比如有了大型机械，再有两个劳力帮忙，一天可以平整土地80亩，如果有三个劳力，可以达到100亩；但是如果没有机械，散户们完全人工处理，那一天顶多弄个5、6亩。”

但是，发展机械化则也面临着一个政策落实问题。聂光辉举了个例子：购买一台植保机，国家给予补贴的型号、品牌、卖4000多元，除掉国家补给农民的部分，农民自己要掏3000多元，但是类似功能的另一个品牌型号的植保机在市场上只需要2000多元。这里的问题就很严重，国家拿出很多钱来补给农民，但是农民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多掏了钱，除非不要这笔补贴。“补贴要想办法补到实处。”

农业大市向外购粮

浏阳市农业局局长杨厚波承认，目前浏阳粮库的储备是足够的，但是其中一部分却是自外地的收购。而作为农业大市的浏阳市，本来应承担向外供应粮食的责任，但是现在却在向外购粮。

杨厚波告诉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100万亩稻田，但现在是84万亩，还不全是种粮食的。”

究其原因，杨厚波认为主要在于这样三点：“首先是城镇开发、工业用地增加等造成的耕地面积减少；其次是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最后则是由于直接效益太低，农民收入太少而造成的大量的“双改单”现象，这个现象在，2000年以后愈演愈烈。”

目前浏阳市有蔬菜11万亩、烤烟8―10万亩、花卉10万亩、油菜(还可种一季水稻)29万亩；直接耕种粮食的土地在不断被压缩。“这些作物的效益都比粮食好。”杨厚波一笔一笔给记者算帐，“花卉搞得好的，平均一般每亩能挣6、7000元；蔬菜每亩4000多，好的可以达到10000多元；烤烟一亩1500

～2000元。如果你种粮食，一亩早稻挣200多元，晚稻挣300～400元，农民自己会算帐，这是最本质的原因。”人均耕地少也是农民难以增收的重要原因，浏阳市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六分四，每户也就两三亩耕地，“说实话，如果光种这些地，有些人家连生存都保证不了。”

“而且，从意识上，对从事农业生产总是有歧视，即使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也是有早脱身就脱身。”浏阳当地有一种说法：“有本事的人去挣钱，没本事的才种田。”除了少数大户外，田间大多是老人、妇女在从事农业生产。

借土地流转走上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道路

尽管问题多多，但是杨厚波对粮食生产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未来两年的粮食生产和现在相比应该能有所提升。”

浏阳市已经开始要求农民必须种两季稻，不能休耕(这是抛荒的体面的说法)，凡是不种第二季稻的必须算作抛荒。在龙伏镇人民政府给全镇农民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明：“对种植早、晚稻的农户每亩补贴110.4元，种植中稻的农户每亩补贴100.4元；在6月15日之前没有种中季稻或其他经济作物的，将收回土地经营权。”

浏阳市还将农业和粮食生产纳入了奖罚兑现的范畴，市政府拿出100万专项资金设置了7个奖金，鼓励农业和粮食生产。对抛荒者一律收回耕地，重新发包，一律扣除农资补贴和粮食直补；对因工作不力导致抛荒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一律追究主要领导和乡镇各级工作人员的责任，并对抛荒严重的村每抛荒一亩扣除1000元的村工作经费。

同时，浏阳市还在每个乡镇都建立了一个千亩示范基地，并树立了一批种粮大户典型；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例如加大补贴、整顿农资市场等方法，对农资价格上涨过快进行控制；加强农业技术下乡；对抛荒现象加大举报力度，设立举报电话。在各种举措共同作用下，今年浏阳市的早稻种植面积增加了5万亩。

在杨厚波看来，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将是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在解放农村生产力方面起到过十分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已经逐渐体现出它的一些劣势。我们不可能搞土地买卖，也很难大规模地收地，于是只能搞土地流转。希望能够尽量将土地集中到一批种粮大户手中，农业人口转移、粮食生产都看这一点了。”目前浏阳已经有30余万亩土地完成了流转，杨厚波希望能够借土地流转，使浏阳走上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