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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与平庸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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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聊作品之外的故事,李明更愿意谈及创作本身。记得在一次和李明聊完他的作品后,我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创作并是否有相对满意的作品时,他说:每一次创作过程会有很多妥协的地方,当然,这里的“妥协”只是客观地描述一个行动过程的记录词,没有贬义。它是抱着对艺术本体的实践去的,抛开评判标准,都是可以量化成经验,他们是不带任何情绪的客观事实。因此,所谓的“满意”,在信息量上会更加复杂,可能还得把观众的反应加进去才能谈。我想往前看,遇到问题并去解决问题,这并不容易。

李明的创作,便是尽可能对日常生活中的客观事实进行描述,然后经过他的转译,传达给观者一种“面无表情”的荒诞、焦虑、无奈和孤独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恰恰是现代人最容易体验到的。他尽可能真实地讲述出自己的原初感受,用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将这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表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个体或集体的本能欲望的一种“非理性”诉求。

关于李明的艺术创作,或许从“被解放的6月1日下午”谈起比较合适。《6月1日下午》是李明一件由来已久并正在持续的作品。2006年6月1日下午,李明和他的两位好友林科和杨俊岭,在钱塘江边拍摄了一段较为随意的、没有太多实际内容的录像作品。最初称其为“作品”,或许并不确切,因为这更像是一次简单的朋友聚会。然而,自2006年6月1日下午后,李明约定每年的6月1日三人都会聚在一起,即兴拍摄一下午,这一行为便得以坚持下来。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当代艺术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独特性,无疑使得这件“作品”成为了“作品”,并对李明今后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至2012年,这件没有完成期限的作品已有六段单视频录像。在2006至2009年中,李明一直以一个“旁观”的“参与者”形象出现在作品中。这三年的“6月1日下午”,基本遵循着李明记录、导演,林科、杨俊岭行为、表演的隐形固定模式。直至2010年,李明地出现在“2010年6月1日下午”的画面中,孤立的落寞感一览无余,而这种孤立背后所隐含的,是身份转变过程中的不适,以及“我者”与“他者”拉扯中的疼痛。至此,李明在《6月1日下午》中的身份,也实现了由“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称其为“被解放的6月1日下午”,是因为这件作品虽本身并没有太多信息,也没有太多技巧或具体的形象和观念,甚至对艺术家自己而言,这件作品中的“我”是失败的。但李明却可以在这一作品中反复地、自由地责备自己,惩罚自己,鼓励自己,服从自己,抑或自问自答地对话。显然,在“6月1日下午”中,李明摆脱了个人创作中的某些束缚,和他的朋友一起涂鸦创作中那些“可以”或“不可以”实施的想法。这比其他完整创作所呈现给观者的,更直观,更真实,也更鲜活。在这里,李明不但可以重新审视自己,还可以更放松地接近现实,甚或在这里找到个人创作中的突破口,进而更好地发挥自己在日常语言与艺术语言间的转换方式。

或许,纯粹意义上的艺术语言和日常语言是不存在的,这两者本就可以互相融合、互相沟通、互相转化。李明的作品则传达着这两者间永不间断的“相互挤压”,并将这种状态下的心理感受以他自己的语言模式传达给观者。面对尽可能接近真实环境的不真实,李明做的,是遭遇现实,从而感受冲突,制造冲突,让影像在这个冲突中顺理成章地发生,并让其产生的效应在现实环境中自行地发酵和湮灭。

艺术家往往通过自己的记忆和体验,完成对形式的重复和差异的表征,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编码系统。李明的这种语言编码可以在他的一些个人作品中看到,《以光来证明我正在消逝》(单视频录像,5分58秒,2007)通过表演者对身体抓、挠、抖、扯,使身上残留的皮屑和灰尘飞扬,而这些皮屑和灰尘在一束特定的光照下变得清晰可见,进而完成重新认识自我的思考;《后花园》(单视频录像,13分50秒,2008)对“保安”的身份和制服进行解构,通过后花园中不具任何编排的行动,还原了一场即兴的抒情;《梳》(单视频录像,7分15秒,2008)则是将作者在日常生活里的异想,通过挖土机对人梳理头发的这一超现实行为的记录表达出来;《傍晚快乐》(单视频录像,13分50秒,2008)通过表现涂满奶油的一群男子看似正常的打闹,反映出这一行为与客观真实的不和谐,表达其对寻常事情背后非正常因素的思考;《焰火》(单视频录像,5分07秒,2008)则将亦真亦假的超现实气氛,绽放在了一个孤寂无聊的幽闭夜晚。

不难看出,李明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被置于一个封闭的、近乎平涂式的背景环境当中:房间、花园、拆迁房。同时,在这些封闭的环境中,又上演了一幕幕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景象,从而带给观众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荒诞。这种封闭环境中的异化行为,传达给观者一种心理上的不适感,但也正是通过这种“不适”,实现了作者与观者的共思。

这种语言模式一直持续到《XX》、《自然》和《艺术家之歌》,并愈趋成熟。当然,这与李明在参与“双飞艺术中心”、“company”和“guest小组”时的个人经验也不无关系。尤其是《艺术家之歌》对个体艺术家在团体中的姿态讨论:通常情况下,在艺术团体中的个体又是独立艺术家,个体如何与小组创作保持距离?如何区分个人创作和团体创作的关系?这一切,李明借用一群“鸭子”,巧妙地演奏了一曲“艺术家之歌”。

从2013年李明在尤伦斯“ON丨OFF”展览的《今天无事发生》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于以往作品的地方。原先封闭的环境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空旷的钱塘江、广袤的天空和无尽的街道,人物在影像中的状态也由先前的异化、挣扎,转为机械的重复性描写——《今天无事发生2号》中游弋在洞庭湖上漫无目的的快艇,《挡潮》中的重复性劳动等。然而,这种看似单调、毫无立场的行为和拍摄方式,却为观者营造出一种带有强烈疏离感的气氛。与此同时,这种带有极少主义倾向的转变,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更多了一种静穆的东方美。

当我们注意到李明作品中这由“多”至“少”的变化时,会发现原先“开始-高潮-结束”的三角情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李明把自己和他的读者的眼光转向“事物本身”之后,显现出的生活的平庸和散乱——没有开始,没有中间,没有结局。相对于古典法规的传统派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消极和带有破坏性,但当我们留意于“事物本身”,留意于事实,留意于实际生存方式中的存在时,对原先匀称结构的坚持便不再苛求了。因为这种艺术上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不同处事态度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在理性的边界上,我们直面着无意义,而艺术家便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不可解说和无意义统统指给我们看。李明的作品之所以有其意义,也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他对于视象的服从。在他的作品中,观者也是“当事者”。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时代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作为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在当代艺术中也无所遁形。李明的创作将自己与现实的遭遇,用发乎自然的、不事雕琢的朴素语言表述出来。他敏锐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创作中不期而至的即兴成分,也为他的作品添加了一抹神秘色彩。如果这算是一种恩赐的话,与之相伴的在自我突破过程中的痛苦,自然也是无可规避的。因此,在李明接下来的创作中,如何自我重铸并不断找到自己不同阶段的“阿基米德点”,仍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