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防资产泡沫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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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中国会不会稳步复苏,并出现过热?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2010年的中国经济还会出现较快增长,但由宏观调控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
企业投资将替代政府投资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2009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的拉动,2010年中国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你是怎么看的?
樊纲:对于2010年的中国经济我比较乐观,我不同意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的说法。2009年政府的财政赤字是3%,现在各国都同意保持积极稳定的财政政策,中国2010年应该也会保持3%的财政赤字。于是就有人提出,在财政赤字对GDP贡献自然衰退的基础上,2010年的经济会比2009年出现2%的下滑。这一理论可以运用在美国经济上,因为美国经济除了政府的财政刺激以外,看不到其他的地方在起作用。唯一能够替代财政刺激作用的就是让美元贬值,用增加出口来维持1%的增长率。
而中国则不同,在2010年,中国的非政府投资可以替代政府投资的作用。首先,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长。2009年房地产只有10%的增长,而历年房地产都有20%以上的增长,2009年之所以最低,是因为2008年对房地产的调整,很多投资活动都停止了。而2009年下半年投资活动又开始了,开发商又开始买地了,2010年房地产的投资活动会很多;其次,是企业投资的增长。通过2009年的经济增长和企业重组,到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像汽车、清洁能源等产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最后是出口。虽然2009年的出口出现了20%的下滑,但是这几个月的出口环比是连续正增长,相信2010年的出口会有明显的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初期,中国的商品更具有竞争力,中国产品在危机中的市场份额会上升。因为复苏的第一阶段,人们开始买东西了,但是会在意商品的价格。我个人认为,2010年8%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市场上有些投行预测2010年的经济会出现11%的增长,你是怎么看的?
樊纲: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投行的预测值得斟酌。在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投行都找不利的经济因素;在经济转好的时候,投行又只看到有利于经济的因素,把不利的因素都忘了。大家想想看,在2009年的GDP增长中,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几乎达到95%,也才只有百分之八点几的增长,2010年得要达到多大的投资力度才能维持高增长?
2010年的经济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
樊纲: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通货膨胀和宏观调控的后遗症,然后就是政策调整的风险。风险当然是存在,任何一个政策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过去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会留下各种后遗症,美国人发了大量的美元,导致全世界流动性潜在过剩和美元贬值。这就是政策的成本和代价,但是这并不构成我们否定这些政策的理由。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大萧条,当大萧条防住了,人们见到的就是这些政策的副作用。然而,如果不采取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大萧条的话,就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我们先要正确认识风险,然后才能规避风险。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消费品价格还不是太高,制造业产品处于过剩的状态,粮价在全世界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虽然说现在大宗商品价格和石油价格在不断上涨,但是CPI是按照消费品价格计算的,原材料上涨到消费品价格上涨,中间还有很多环节,企业在这些环节中还会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消化一部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原材料上涨都远远大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不是说通货膨胀不会出现,但近期内风险不是最大。现在真正的难点是资产泡沫,也就是股市、楼市这些资产价格可能发生泡沫。最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危机都不是通货膨胀引起的,都是因为资产泡沫引起的。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防止财产泡沫是永恒的主题。接下来,我想说政策调整。我们不能假定应对危机的政策会永远适合下去,宏观政策必须随着情况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世界经济还没有稳定,积极扩张的政策还在;等世界经济稳定了,该调整的政策自然会调整。
调整经济结构任重而道远
中国能不能调整经济结构?
樊纲: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有问题,请注意,我指的是经济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我不认为政府有什么能力去人为地改变产业结构,可以改变的是制度。
中国人的消费率是远低于储蓄率的。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将近52%是储蓄,只有48%是消费,还要扣除14%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占34%。而美国政府消费占10%,居民消费占70%。一个大国这样的经济结构确实有问题。而在这个储蓄率中,居民的储蓄率近年来保持在30%左右,不断增长的是企业的储蓄率,所谓企业储蓄就是企业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增多的前提,是分出去的赶不上利润的增长。
企业利润的增多,一是因为改革了,技术进步了;第二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压得工资很难上调。工资上涨的幅度,长期低于劳动率提高的速度。也就是说更多的收入不是变成了工资性收入,而是变成了资产回报,利润自然高了。这种情况是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有人说提高工资,但是如果提高工资背离了供需关系,就会放慢那些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找到工作的速度,放慢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使贫富差距更大,更难解决。
看似和这些无关的是中国农民,他们的收入还不及打工仔的一半。如果不把这些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出来,走完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劳动力工资就达不到它该有的水平。我们现在有35%的人靠农业为生,韩国是5%,日本是4%,美国是1.7%。只有达到10%的劳动力是农民这个目标,才算完成工业化进程。所谓工业化,不是说工业在GDP中的产值占多少,而是以人为本,按就业算,按人们从事的工作算,所以,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出现储蓄率高,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在今后的2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会比较低,加上创新、教育的因素,中国再走20年高增长没有问题。但是今后的20年会是非常困难,各种矛盾会比较突出。
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拿着国家的钱和国家赋予的垄断经营权,产生大量的垄断利润,而交很少的分红。从2008年开始,垄断产业交全部利润的10%给国家,而世界上国有企业需要交30%―60%的利润给国家,因此,当务之急是财税体制改革,把该由国家财政拿走的钱拿走,让国家财政去建立社保体系,减少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够在这一发展阶段出现质的调整,但是如果我们积极做事情的话,还是会有一定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