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治水与朴素唯物主义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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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境内河流湖泊众多，水利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汉口文化依黄河而兴；河姆渡文化、屈家岭文化傍长江而启，其余等等，大体类似，无不显示我国文明发源与水的密切关系。

一、中国古代治水概述

有史可考的治水活动当推上古时大禹治水，其时处于部落联盟时代末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1]大禹子承父业受命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2]终使九川通海，水土平定，人民恢复正常生活。由于大禹治水成功，威信空前提高，他的儿子启借此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中国进入国家社会。

治水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农业是国家经济重心，而水利又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通商、交通大半仰赖水和水道，因此水利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地位极其重要。国家生活许多方面与江河的关系更是密切，故有“治国必先治水”之说。春秋时期管子在提到水利的重要性时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3]强调治水是治国的首要问题。此后历代无不把水利建设列为国家兴亡之根本大事来抓，正如荀子所言“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等时熟，是天下之事也。”[4]

从自然条件来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水文气象也多种多样，流域面积在一千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则多达一千五百多条。从地形上看，有高原，特别是世界少有的黄土高原；有盆地、丘陵、平原。地跨温、热两气候带，气候各类，年降水量在东南部有多达一千五百毫米以上，西北部则有少至五十毫米以下。复杂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国历史上的水利发展形式丰富，农业生产类型也各不相同。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农业离不开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5]境内河流众多，水灾也多，所以本文所要涉及的“治水”是广义上的水利开发，既包括对江河湖海的水患防治，也含有普通农田用水的灌溉排涝等，因此既有河流上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也有普通的农田用水，只有从这两层面上分析才能真正贴近我国古代治水的实际。

二、中国传统哲学概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6]起源于实践的哲学，总是由当时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思维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而成的。由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就是说我国传统哲学，从最普遍、最本质的意义上，表达的是一种先民对传统农业，包括治水活动在内的理论总结。

传统哲学中以“三才论”为基本出发点，学界又称“天、地、人宇宙系统论”。“天、地、人”是中国古代对宇宙系统的基本概括，人们不论研究什么，总是从“天、地、人”这三个方面，对对象的属性加以界定，以寻它们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确认它们在宇宙系统中的位置，显示出东方特有的系统精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作为思考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

由于治水与我国人民生产生活关系紧密，因此从一开始，它就与人们的思想互动影响，前者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后者是形而上的理论概括，后来渐渐上升为我国的传统哲学，哲学再进一步应用到水利开发中去验证提高，二者紧密关联，环环相扣，互动影响。

三、治水与朴素唯物主义的交互联系

我国古代治水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关系甚为密切，治水以朴素唯物主义为最根本基础，后者在前者的不断实践中总结提高，虽然它总是停留在朴素唯物主义阶段上的补充完善，并且观点林立，但在其曲折发展历程中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未变。治水活动也因为有了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古代治水活动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本质主要体现在天人观和自然观两个方面。

（一）治水中的唯物主义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从夏商时期信奉敬天命而远鬼神的天道观，到春秋时期孔子的重人事，崇尚“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在天命面前，孔子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7]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开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天人关系的斗争也反映到中国历史上的治水活动中，治水是信天命，靠神佑，还是相信人类自身与大自然斗争的能力，这是天人关系在治水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种思想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并随之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总结和提高的结果。

我国可以稽考的灌溉工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兴建的芍陂和魏国兴修的漳水十二渠，其中漳水渠尤能体现时代精神和进步意义。

漳水渠位于魏国邺地，即今河北磁县和临漳县一带。由于地形和降雨的特点，漳水暴涨暴落的特征严重影响邺地农业的生产发展。当地的土豪、巫婆勾结起来，利用洪水灾害，迷信和愚弄百姓，搞“河伯娶妇”祭祀活动，每年将选中的年轻女子惨无人道地抛入汹涌的漳水河中，结果邺地土地荒芜，农业凋敝。

战国初期魏文侯(？一公元前396年)任用当时著名的贤能之士西门豹为邺令。西门豹到任后，他一面严厉破除祭祀河神的迷信活动，惩办乡官巫婆，打击豪强“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一面发动民众“凿十二渠，引水灌民田”，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灌溉工程，于是“民得其利，相与歌之”。[8]此后史起做邺令，亦引漳水灌田，直到东汉末年还保持着十二渠的遗迹。

可见，从战国到汉代，漳水渠工程的灌溉作用是相当显著的，给邺地农业生产带来了长时期的利益。而西门豹所代表的正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的哲学思想精神，他们勇于破除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天命鬼神思想，引导人们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变水害为水利，实现了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大提高，这正是重人事的“刚健有为”的唯物主义精神指导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

由于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荀子总结前人的先进经验，并将之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提出了人定胜天思想。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认为自然界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荀子还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9]荀子认为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我国先民摆脱愚昧迷信的新发展，人定胜天思想因此也成为我国哲学史上迈向先进文明的里程碑式的光辉精神。

清代治河大师靳辅则更加明白地说:“(治水)惟期尽人事，而不敢诿之天灾；竭人力，而不敢媚求神佑。” [10]强调事在人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表现了他们对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充足信心，是我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思想在治水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人定胜天”这一古老唯物主义思想在治水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

（二）治水中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观

有了基本的朴素唯物主义精神作基础，在具体治水中我们先民是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人定胜天呢?我们知道唯心主义认为按照“天”、“神”的意志行事便“无事”，唯物主义认为只有按自然界本身规律行事才“无事”。中国古代先进的治水人在治河中进一步提出了“顺其水性，而不参之以人意”的思想。孟子“行其所无事”的思想对我国古代治水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清治河名臣陈潢对此阐释说:“所谓行者，疏浚排决是也。所谓无事者，顺之水性，而不参之以人意焉，是谓无事也。”并进一步阐述了“河之形有古今之异，河之性无古今之殊。水无殊性，故治河无殊理。”[11]这里靳辅、陈潢从治水实践中已体验出遵循客观规律这一哲学范畴，并给予了正确的解释，把它运用于指导治水活动。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也提出了“求顺治”的观点。古人多处提到“治河之理”和“治河之道”，其实就是要顺水性。潘季驯说:“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治有正理，凿之不可。”陈潢说:“千古知治水道者莫孟子若也。孟子曰禹之治水道也，传曰顺水之性也。”“今昔治河之理虽同，而弥患之策亦有不同”。[12]靳辅、陈演、潘季驯等把“顺其水性”作为治水的基本原则，反映了他们在治水过程中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方向，认识到了治水中遵从自然规律的重要意义。

“顺其水性，而不参之以人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治水思想逐步得到发展，反映了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治水的实践及成功既是水利事业的进步，也体现了我国古代治水唯物思想中对于规律的认识，使之不失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光彩，二者共同进步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对具体自然规律认知的精彩一页。

总之，我国古代治水不仅注重理论实践，而且重视钻研治水实践理论，理论与实践结合，这在我国科技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传统哲学来源于对实践的思考，而由于治水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治水与传统哲学联系密切，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远超其他自然学科。理论论述之丰富和在实践影响时间之长久，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其他自然学科所不能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治水深受传统哲学的影响，以朴素唯物主义为基础，它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同时它又在辩证法的深刻作用下，历经先辈的多次艰苦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传统哲学也在水利开发利用中不断得以验证提高，水利开发的实践和尝试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源泉，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交相辉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二者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理清其脉络枝节，挖掘其精华，不仅对于我国古代水利研究及传统哲学研究有借鉴作用，而且对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丰富我国思想文化宝库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春秋)孔丘撰, 慕平译注.《尚书》[M].中华书局, 2009-03(第一版，卷二尧典).

[2](战国)孟子著,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中华书局, 2006-09(卷八离娄下).

[3](春秋)管仲著,李山译注.《管子・度地篇》[M].中华书局, 2009-03(第一版).

[4]（战国）荀况撰。（汉）刘向整理。《荀子》[M].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0（卷十富国）.

[5].《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 1952(第二卷):127.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第1卷）：121。

[7]本社编《论语》[M]. 中华书局, 2006-12（宪问篇第十四）.

[8](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M].中华书局,1959(版校点本，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9](战国)荀况著, 安小兰译注.《荀子・天论》[M]. 中华书局, 2007-12(第一版，卷六).

[10](清)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三・经理未竣工程疏》[M].清初(1644-1722) 刻本.

[11][12]（清)张霭生.《河防述言》[M].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75年(1986)版，河性第一篇.

参考文献：

[1]周魁一.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体验与哲学思考[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5,（2）.

[2]张弊.古代典籍与古代水利[J].海河水利，2001,(6).

[3]张岱年.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 ,(1).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1986.

[6](魏)王弼.荀子[M].百子全书卷五.长沙:岳麓出版社,1993.

[7](西汉)班固.汉书[M].北京华书局，1962.

[8]郭文韬著.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