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咸注本对古本《孔丛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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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宋宋咸是最早对《孔丛子》进行整理校注的人,通过比较宋咸注本与隋、唐、宋等类书或诗文著作引文的异同,很容易发现宋咸对其前的古本《孔丛子》进行了大量的改变。整理宋咸注本对古本《孔丛子》的变化,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宋咸对其改变的不同的方式,而且可以为《孔丛子》研究者提供一个有益的考察平台。

关键词: 宋咸注本 《孔丛子》 古本 改变

今所见《孔丛子》版本较多,但尚无较好的精校精注本可兹借鉴。《四部丛刊》本《孔丛子》本据宋宋咸注本所定,为今所见最古的《孔丛子》定本,且其注此本时又多参古本,因此我们研究《孔丛子》即以《四部丛刊》本为据。其脱落部分,则参照《续修四库全书》宋咸注本和吉林大学出版的明程荣《汉魏丛书》本。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以及《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所引《孔丛》文字,有很多并不见于宋咸注本《孔丛子》,《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小尔雅》佚文数则,亦为此本所无。结合上文所证此书唐、宋志中所载书名的变化可知,宋咸以后的《孔丛子》版本,与当时他所见到的版本及其以前的版本,应是有所不同的。故《孔丛子》在流传过程中必有版本上的变化。为研究方便,我们将宋咸注本前各书所引的《孔丛子》版本称为古本,而宋咸注本后的各《孔丛子》版本统一称为今本。我们在将唐、宋类书所引《孔丛子》与今本进行比较时,发现古、今本有许多差异之处,由于宋咸最早注《孔丛子》,且以后历代翻刻板多据此本,故我们有理由认为此古今变化必为宋咸所为。下面让我们尝试探讨宋咸对古本《孔丛子》的改变情况。

一、删削

《水经注》云:

“《孔丛》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邱封五十余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皆引伍辑之《从征记》云:

“《孔丛》云:‘夫子之墓方二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之,今盘根犹存。’”

而今本《孔丛子》并无此段文字。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考证:

“《提要》云:‘《水经注》所引与全书不类,且不似孔氏子孙语,或道元误证,抑或传写有讹,以他书误题《孔丛》欤?’然《书钞》九十四引伍辑之《从征记》:‘《孔丛》云:“夫子之墓方二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之,今盘根犹存。”’《类聚》四十引《从征记》同,足见《孔丛》有叙夫子墓说,而与此证所引互有详略。此但至泗水止,诸孔氏封以下,乃别有依据,郦氏连言之,若与《孔丛》言为一条耳。”

《太平御览》卷九五二引书云:

“《孔丛子》曰:‘夫子墓方一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殖之。’”

如果《太平御览》所引《孔丛子》不是采自《从征记》,则宋人所见版本或与伍辑之所见版本同。因此,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的考证无疑是正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怀疑《水经注》所引此佚文或为误引,但《水经注》卷六又引《孔丛子》却见于今本,因此证明《水经注》所见《孔丛子》应该不同于今本。由此足证唐人所见《孔丛》版本,与今本《孔丛子》必有所不同,即今本《孔丛子》在内容上已发生了一定的删削。这种版本上的前后变化,始作俑者应是宋咸无疑,而宋咸自己对此也毫不隐瞒,如在今本所见的《进〈孔丛子表〉》中,宋咸云:“因以史隙,辄然管窥。取诸史以究寻,用群经而忝验。即指归而斯得,复删定以无繁。”在《注〈孔丛子〉序》中有言:“所得本皆豸亥鱼鲁,不堪其读。臣凡百购求以损益补窜,近始完集。然有语或浅固,弗极于道,疑后人增益乃悉诛去。义例繁猥,随亦删定。”结合上文所证看,宋咸表、序中所言不妄,亦足证今本《孔丛子》即出宋咸删削。而由《孔丛子序》宋咸云此书“非诸子之流”看,其所删削标准可以想见。

试以《后汉书》、《太平御览》和今本《孔丛子》所见相同材料比较而观,以进一步考察宋咸对宋本的改变。

《太平御览》卷四五七《谏木孔丛子》“又曰”条引《孔丛》佚文:

越饥请食于吴,子胥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仇雠之国,非吴丧越,越必丧误。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五湖九江、越十地以有吴哉?今将输之粟,是长仇雠,财匮民怨,悔无及也。”

此材料不见于今本《孔丛》,但今《吴越春秋》卷第九却见此文,原文远较《太平御览》所引《孔丛子》佚文为长,故只能略引一二比较之。如《孔丛子》佚文“越饥请食于吴”一句,《吴越春秋》为:

十三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蒙子之术,所图者吉,未尝有不合也。今欲复谋吴,奈何?”仲曰:“君王自陈越国微鄙,年谷不登,愿王请籴,以入其意。天若弃吴,必许王矣。”越乃使大夫种使吴,因宰皮求见吴王,辞曰:“越国下,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乏,道荐饥馁,愿从大王请籴,来岁即复太仓。惟大王救其穷窘。”

《孔丛》佚文一句话,而《吴越春秋》却铺衍成一大段文字,更具故事性与曲折性。因此,《孔丛子》所记肯定不是采自《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长攻》与《说苑・权谋》亦皆记此事,与《吴越春秋》相仿,可知此材料的最初来源当为先秦无疑。现在比较一下四书所记伍子胥的进谏以考察《孔丛子》佚文的最初来源。《吕氏春秋》中子胥谏曰:

“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地邻境,道易入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五湖九江、越十七厄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误。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雠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者吾先王之所以霸。”

《说苑》中子胥谏曰:

“不可,夫吴越接地邻境,道易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齐、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阖闾之所以霸也。”

《吴越春秋》所记子胥谏言不仅更加详细,而且加上了子胥与伯的争辩,以及吴王采纳伯建议同意与越粟的细节。由结构的缜密与情节复杂看来,《吴越春秋》当然比《吕氏春秋》与《说苑》更为繁复。而由记叙材料的风格看,《孔丛子》佚文显然与《吕氏春秋》更为接近。因此,《孔丛子》此条佚文应由《吕氏春秋》简略脱化而来,此不惟证《孔丛子》佚文所记材料实采自先秦,而且或许因为此佚文所含王霸之气不合儒道,故而为宋咸所删,因为《太平御览》编者尚见《孔丛子》中有此佚文。今本《孔丛子》虽不见此文,但由今本相近的材料叙述风格看,此佚文前或后当有孔氏之评论应是无疑的。我们可于《后汉书》中找到其蛛丝马迹。《后汉书・儒林传》有孔僖与崔评论吴王夫差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耳。’”由崔答语“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以及孔僖“书传若此多矣”看,二人所论必为夫差前兴后衰之事,即与此条佚文关系极大。故此佚文当系于孔僖下。孔僖曾为汉东观兰台令史,一代名流,今本见记季彦事极多,续《连丛子》者决无对其父孔僖事弃而不录的道理。此文见于《太平御览》而不见于其后的宋咸注本,故此佚文必为宋咸所删。

再如《太平御览》卷四五七:

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仇由君大悦,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枝谏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之,不可内。”不听,遂内之。曼枝因以断毂而驰至齐,十月而仇由亡。

《韩非子・说林下》亦录此文: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悦,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枝谏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大也以来,卒必随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听,遂内之。曼枝因以断毂而趋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

比较二书所引此材料,似乎《孔丛子》佚文更合春秋叙事古义,如其云“不听”,而《韩非子》却云“仇由之君不听”,可见《孔丛》佚文省略了主语,此用法多见于《韩非子》前的先秦史书。可见称引此文的应为韩非之前的孔氏子孙。

又《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引《孔丛子》佚文:

窦皇后弟广国曰:“姊去我西时,与我诀于传舍中,沐我而去。”

《汉书》卷六十七《外戚传》亦见此文:

曰:“子去我西时,与我决传舍中,丐沐沐我,已,饭我,乃去。”

又《太平御览》此卷又引《孔丛子》佚文一则:

成帝遣定陶王之国,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诀。

此则亦见《汉书》卷九十八《外戚传》:

(王凤曰:)“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於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诀。

比较可知,《孔丛》佚文非袭于《汉书》,而实为局外人闻而转述口吻。如此看来,必是东汉孔氏子孙将此事系于孔氏后人而缀补之。结合《孔丛子》内容看,最有可能是《连丛子》之《叙世》篇中的佚文。《御览》所引《孔丛子》材料,还有很多并不见于今存宋咸注本。如《太平御览》卷四五七所引“智伯欲伐仇由”事、“秦穆公以女乐二八与良宰遗戎王”事、“越饥请食于吴”事等,皆不见于今本《孔丛子》。此足证《水经注》与《从征记》中所引《孔丛》之文字,虽不见于今本,然决非误证所致,而实为古本《孔丛》的原始材料。这就证明一个问题:今本《孔丛子》显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色甚至删削,此加工显然是《太平御览》成书之后的事情。成书早于宋咸《孔丛子》注本不足百年的《太平御览》,其所录《孔丛子》与宋咸《孔丛子》注本文字上的差异,足以证明《孔丛子》版本在此期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历代史书或目录书中,皆未见宋咸前有人校注《孔丛》的记载。因此,今本《孔丛子》与《御览》所引版本比较所见的变化,必出于宋咸之手无疑。

二、修改

《太平御览》卷八十三所引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太甲修政,殷道中兴,号曰太宗,《孔》所谓‘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谓之明王’者也。”今本《孔丛子》则云:“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古今文字稍有差异。《太平御览》引于《帝王世纪》,故其必不会对此引文作简引或缩引的改变,则此必为宋咸对古本的修改。此为宋咸对古本《孔丛子》的又一改变方式,如《文选》卷二七王仲宜《从军诗五首》引《孔丛子》:

赵简子使聘夫子,夫子将至。及河,闻鸣犊与窦准之见杀,回舆而趣。为操曰:“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

《孔丛子》卷二《记问》:

赵简子使聘夫子,夫子将至焉。及河,闻鸣犊与舜华之见杀也,回舆而旋之。息邹,遂为操曰:“周道衰微,礼乐陵迟。……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

《文选》李善注:吾与狼狈见圣人之志。

今本《孔丛子》: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

《文选》注所见《孔丛子》版本,显然较今本近古,且有春秋史书简洁、凝练之风格。以上所举二例,皆为诗歌或诗评,它书转引不会有改编引用的可能,这种语句与文词的修改只能出自宋咸之手。

《文选》李善注引《孔丛子》,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孔丛子》有的基本相同,未见有较明显的变化。《太平御览》成书早于宋咸《孔丛子》注本成书,《太平御览》所见《孔丛子》本当与唐本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将《文选》注与二书一块比较,也可以看出唐本《孔丛子》的情况及宋咸对它的改变。《文选》卷一引《孔丛子》:

古之帝王功成作乐,其功善者其乐和,乐和则天下且由应之,况百兽乎?

《太平御览》卷六二四则曰:

古之帝王功成作乐,其功善者乐和,乐和则天下且犹应之,况百兽乎?

今宋咸注本与《文选》注引完全相同,可见今本的确保留了古本的某些风貌。然而,如果进一步比较看,有的材料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文选》卷五十四:

苌弘语刘文公曰:“孔子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貌也。”

《艺文类聚》卷十七引:

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貌也。”

《太平御览》卷三九六:

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也。”

而今宋咸注本则为:

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

唐前本较唐本与今本较为简练,如唐前本无“吾观”、“其状”等限定修饰语。而今本同唐前本“形貌”者,亦证唐前本在今本中的痕迹并未完全消失,而唐本无“貌”者,证宋咸校《孔丛子》时,必据古本对唐本中的舛误又有所修正。当然,唐人对古本《孔丛子》也有修改,如《文选》卷一与卷三十五引《孔丛子》中的遗谚为“尧饮千钟”,而《艺文类聚》卷二十五、卷七十二等与《太平御览》多次引此条皆为“尧舜千钟”。《文选》注中二次引用皆为“尧饮”,可知并未误引,而今本亦为“尧舜”,因此“尧舜”必为唐人所改无疑。再如《文选》卷五十八注引:

鲁人有仪公潜者,砥节厉行,乐道好古。

《太平御览》卷四O二引:

鲁人有公仪潜者,厉节行道,恬于荣利。

今本所见与《文选》注引同,而续修四库本则为:“鲁人有公仪潜者,砥节厉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由此比较所知,《太平御览》所引必将“砥节厉行,乐道好古”二句合为“厉节行道”,则其所见本已有较多脱落或舛误。今续修四库本与《文选》注本的相同,则说明唐本材料曾以不同的方式流传至今。入唐后《孔丛子》版本的变化,多为古书流传中的脱落、误刻等常事,而宋咸注本中虽有不小的变化,但也的确保留了古本《孔丛子》的许多风貌。又《太平御览》所记《孔丛子》文字,多见于今本《孔丛子》,有的篇段大同小异,然有的篇段文字上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太平御览》卷三六九:

《孔丛子》曰:“子高游赵,还鲁,平原君客邹文李节与子高别。文节流涕交颈,子高抚手而已。”

《艺文类聚》卷二九云:

《孔丛》曰:“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李节者,与相友善。及将还鲁,诸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

《孔丛子》卷四《儒服》:

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季节者,与子高相友善。即将还鲁,诣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

《太平御览》所记《孔丛子》之文字,远较今本《孔丛子》所记简洁、精炼;于情节曲折,则今本显远胜于《御览》所录之《孔丛子》。这其中的异同当然有转引者的改变,但也不能排除宋咸改变的可能性。再如今本《孔丛子》卷一《记义》篇,有“孔子昼息于室而鼓琴”事,曾子答孔子“汝二人孰识诸”问时,今本为“曾子对曰:‘是闵子。’”而“是”作为判断系词出现,应是较晚的事情,孔子时尤不当有此用法。如《论语》、《孟子》中的“是”皆未有此用法即可证。而《御览》卷五七九引此段文字时为“曾子对以闵子”,无判断系词“是”。可知《御览》所引较宋咸注本近古,而今本《孔丛子》中的文字显然已被宋咸窜入了宋人语气。当然,也不能排除由于宋咸所见《孔丛子》已为残本,他才有於改编之余又有整理、修饬的可能。如《毛诗正义》卷一之三孔颖达注疏:

《孔丛》云:“唐虞之世,麟凤游於田。”

今本《孔丛》:

(孔子)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孔颖达所引古谣谚,至宋本已成为格式工整的楚歌体,这种变化肯定出于宋咸的改编。《毛诗正义》卷五至二:

《孔丛子》云:“卫人钓於河,得鳏鱼焉,其大盈车。子思问曰:‘如何得之?’对曰:‘吾下钓,垂一鲂之饵,鳏过而不视。又以豚之半,鳏则吞矣。’子思叹曰:‘鱼贪饵以死,士贪禄以亡。’”

今本《孔丛子》卷三:

卫人钓於河,得鳏鱼焉,其大盈车。子思问之曰:“鳏鱼,鱼之难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对曰:“吾始下钓,垂一鲂之饵,鳏过而弗视。更以豚之半体,则吞之矣。”子思喟然叹曰:“鳏虽难得,贪以死饵;士虽怀道,贪以死禄矣。”

今本显然不如孔颖达所见唐本凝练、古朴。《毛诗正义》卷十七之一:

《孔丛》云:“魏王问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无故有谷,乃云天雨,反以亡国,何也?’曰:‘自古及今,未闻天下谷与人。《诗》美后稷能太教民种谷,以利天下。若中山之谷,妖怪之事,非所谓天降祥也。’”

今本《孔丛子》卷五:

魏王问子顺曰:“寡人闻昔者上天神异后稷而为之下嘉谷,周以遂兴。往者中山之地,无故有谷,非人所为,云天雨之,反亡国何故也?”答曰:“天遂至神,自古及今,未闻下谷与人也。《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谷嘉以利天下。故《诗》曰‘诞降嘉种’,犹《书》所谓‘稷降播种,农植嘉谷’。皆说种之,其义一也。若中山之谷,妖怪之事,非所谓天祥也。”

子慎即子顺。此处比较易知,宋咸非仅删改而已,文字的脱落或补加在此是有迹可寻的。如“周以遂兴”与《诗》、《书》所引,定为宋咸以己意妄补。而“《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谷嘉以利天下”后半句不仅有增补的痕迹,而且有文字错乱的迹象,《汉魏丛书》本《孔丛子》为“种嘉谷以利天下”可证。另外,今本“非所谓天祥也”与孔颖达引比较,显然脱落了“降”字。

三、调整

宋咸对《孔丛子》的文字或章节还作过重新的调整和布排,宋咸在其《序》中亦对自己调整古本章节的行为供认不讳。如《孔丛子》卷一《论书》题下宋咸注曰:“《论书》者,盖仲尼与诸侯弟子析白《尚书》之义。然自子张问圣人受命、有鳏在下、子夏问书大义凡三事,旧在《嘉言》篇,臣咸今易之于此,首庶一贯焉。”其次,上篇之《叙世》记述孔氏子孙由孔鲋至子丰,与下篇所记子和、季彦、仲渊等正好承代相继,此证上篇中《叙世》与《连丛子》下本属同卷,后来编书者将《与子琳书》与孔臧赋并列,而将记子和、季彦等之事别列成为《连丛子下》。如宋咸《孔丛子后序》云:

详孔臧续《连丛子》二篇,至《与子琳书》而止。自《叙世》而下逮季彦卒,悉孔氏之后人术。

由宋咸之语可知两点:一是《连丛子》非孔臧作之而为其续之,且至《与子琳书》止;二是季彦卒事本来是在《叙世》中的,且《叙世》为后人又续。另由今《连丛》皇甫威明与仲渊问答时有“今观《连丛》”语,仲渊时既已有《连丛》书,则有关仲渊材料必为后人又有增益。这样看来,今所见《连丛子下》完全可以归入《叙世》内,《连丛子》成书过程就可由此而见:古《连丛》亦为二篇,东汉孔臧续之,至《与子琳书》止;其后孔氏后人又续《叙世》,内容至季彦卒。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孔臧续《连丛》至《与子琳书》,则次续篇应在《连丛》最末;《叙世》又为后人续之,则此篇又在《与子琳书》后,今所见《连丛子》章节排列,必为宋咸注书时调整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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