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对《周礼》的看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宋儒对《周礼》的看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周礼》被誉为“三礼之首”，历代研究者对其看法差异颇多，尤以宋代学者最为显著，或有尽信周礼之学的，或有借周礼复古为名大行改革变法之事者，或有对周礼怀疑乃至斥责其为虚妄之言者，本文将两宋之时对周礼各持己见的学者观点总结起来进行比较，大抵可分为四派，借此一窥宋代经学的蓬勃生机。

[关键词]《周礼》；周公之道；王安石变法；官制

作为“三礼之首”的《周礼》，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争议，它的成书年代古可言至西周，近可说到西汉末年，它的作者众说纷纭，或言为周公取五帝三代治国之法而成，或言为西汉末年刘歆为王莽造势而造的伪书，谁是谁非，难以定夺。唯其问世以来，历代大儒皆有研习，宋代学者成就颇为繁盛，研究整理的著作有一百多部。但宋代学者对其争论分歧极大，更有熙宁变法掺杂其中，导致《周礼》褒贬之词愈发繁多。本文谨将宋代学者对《周礼》的看法罗列其中，做一总结性的阐述，至于对错是非，非我所能评论。

一、尽信派

自汉代以来，对《周礼》的尊崇是儒学界的主流，举凡刘歆、郑玄等大儒都对《周礼》推崇备至，刘歆认定《周礼》为周公所著，并将原书书名由《周官》改为《周礼》，但是《周礼》全书中并未有未有任何一处提及“周公”二字。而郑玄更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广搜博稽，训释经文，在充分吸收前代圣贤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周礼注》一书。他笃信《周礼》为周公所著，进而认定《周礼》书中所记的政治制度即是周制，《礼记》等经中凡是不与《周礼》相同者，即是殷制或夏制。宋时，疑古之风盛行，形成了主张打破家法门户、主张义理阐发的“宋学”，宋儒疑经问古，对《周礼》的批判怀疑之声较为尖锐，因此尽信派就显得较为鲜明。

事功学派代表人物的陈亮，就极为看重周公之道。陈亮《经书发题・周礼》开宗明义就说：“《周礼》一书，先王之遗制具在，吾夫子盖叹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备于此。后有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同时在《六经发题・周礼》中陈亮赞道“集百圣之大成，文理密察，累累乎如贯珠，井井乎如画棋局，曲而当，尽而不污，无复一毫之间，而人道备矣。人道备，则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变。变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盖至此而与天地同流，而忧其穷哉”！陈亮认为《周礼》是先王所作的完善之极的制度，后代虽有圣贤，却不能对《周礼》进行丝毫的修改；周公之道完美无瑕，可以与天地一样长久，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周礼》都可以适用，此即通天下之变，而无有穷尽之时。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并起，周室王权衰落，但却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是因为周公之道使诸侯不忍取而代之。当是之时，“周虽自绝于天，有能变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术盖未始穷也”。秦夺天下而废周公之道，遂有其亡。陈亮认为周朝能维持八百年的统治，而秦朝却二世即亡，根本区别分别便在于周礼的存亡。陈亮认为后世王朝必然会以周制为根本，根据自身需要，加以增减损益。周公之道是王朝长治久安的良策。此外，叶适、陈傅良对《周礼》评价都非常高，叶适曾说：“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于此书，他经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于此书，他经其缓者也。”陈傅良亦说：“大抵《周礼》、《古文尚书》，三代之法存焉，读者未易造次。”又说：“尝缘《诗》《书》之义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见于《周礼》一书。”这一派出于对经文的相信，都认定《周礼》所说俱为周代制度，《周礼》是周公所作，完备详尽，不可更改。

二、学用派

任何理论的学习都不是仅仅为了夸夸其谈，若是不能将其利用起来，则不如将其丢弃。《周礼》是讲解制度的书，那么在充分学习吸收的前提下，应该尝试将其利用，体现其政治价值。宋代王安石便是学用派的代表人物。北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极陈当世之务，主张变法以除国弊，其略曰：“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又曰：“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王安石变法的精髓便在于“法其意”三字，盖《周礼》创作年代距王安石的年代已有一千多年，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是社会面貌的改变，国家状况的不同，二者相差甚远。因此王安石对《周礼》的利用只能用其意，即集权、强兵、理财、重农，如果只是将周礼中的官制照搬到现实中，弄出几万个莫名其妙的官职来，那便是照猫画虎、贻笑千古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有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王安石与宋神宗的问对，文中提到的是王安石对“泉府之法”的看法，可以从中看出王安石对《周礼》的批判式的学习：“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太繁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切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人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自三代之法固己如此。《周官》固己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卖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王安石对《周礼》学而不盲崇，能充分认识其不足之处，他坚信《周礼》虽为旧典，但其法却可维新，在整个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一直在努力将将《周礼》的政治智慧与其变法革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这一派的特色。

三、怀疑派

这一派对《周礼》存在怀疑，认为《周礼》一书虽为周公所著，但传承过程中遭后人篡改，混入了一些并不属于周公之道的内容。这一派自古有之，大都是对《周礼》的官制太过完善庞大产生质疑，不太符合西周初年的情况，但又认定此书系周公所著，于是认定其中庞杂繁琐之处皆为后人添加篡改。熙宁变法失败后，因王安石引用《周礼》内容而治国，于是怀疑者增多，或疑王安石不得其法，所用之法皆为《周礼》之中混杂内容，并非周公之道。这一派以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家为代表。

有人问《周礼》之书有没有讹缺，二程答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二程不完全否定《周礼》，认为周公大法在其中，但讹缺之处亦多，只有明道之人才能理解并用作决是非的标准。二程对王安石利用《周礼》鼓吹变法反感，认为王安石非真正明白者，用而不得其法，故而失败。

朱熹认为：“《周礼》一书，广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后世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周礼大致纲领是周公所作，但细节之处却非周公所为，盖周公忙于治理天下，有所心得不必自己亲手书写，由其口述而他人执笔，故而纲领精神无误，但文字细节却有差池。朱熹虽对《周礼》认可，但却并不主张门人修习。朱熹说：“理会《周礼》，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论之，更自远在，且要就切实理会受用处。若做到宰相，亦须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且如读书：《春秋》有制度之难明，本末之难见，且放下未要理会，亦得。”在朱熹看来，学习、运用《周礼》都是需要条件的。首先，理会《周礼》非德高位重者不能行其事。这是因为《周礼》本为周公所撰，本为宰相治国所用，因此只有权位和才能符合的人才能真正学习理解。其次，想要运用《周礼》还须遇上文武之德君，方可实施其政治制度之蓝图，谋天下之太平。朱熹还说：“不敢教人学。非是不可学，亦非是不当学；只为学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却是后一截事。而今且把来说看，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朱熹认为学有先后之分，应当先将修身养性放在第一位，在身心内省的基础上才能学习政治制度。如果本末倒置，则后果不堪设想。朱熹有此一说，大抵是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有感而发吧。

四、否定派

这一派彻底反对《周礼》，认为《周礼》非周公所著，其书内容荒诞不经，不合常理，所谓周公所著，只是后人穿凿附会，并不任何证据可言。这一派以欧阳修、苏辙等为代表。

欧阳修的观点最为鲜明，他在《问进士策》中问到：六经者，先王之治具，而后世之取法也，……《周礼》其出最后，然其为书备矣。其天地万物之统，制礼作乐，建国居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详，见于后世者，《周礼》著之故也。然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贰；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统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鄙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千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王官王族之国邑几数，民之贡赋几何，而又容五万人者于其间，其人耕而赋乎？如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车旗，似有可采者，岂所谓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礼》之经，其失安在？宜于今者，其理安从？其悉陈无隐。欧阳修以“一可疑”、“又可疑”之论，对《周礼》的制度之繁以及其难以施行提出质疑，而且从王莽、后周的实践得出“其不可用决矣”的结论，并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设问：“《周礼》之经，其失安在？宜于今者，其理安从？”苏辙对《周礼》也有怀疑，他曾说：“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

《周礼》一书多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官制体制，细数官名官数，多达五万余人，这样庞大的官员数目，俸禄供养问题如何解决？此外《周礼》所述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如一盘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十里之方，完全没有考虑山川河流的分割，就好像是在白纸上作画一样，在现实当中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从考古资料来看，《周礼》一书并非周公所著的，他的思想理论符合于战国晚年的儒家学说，大抵应为战国晚年儒生所著。因此欧阳修等人对《周礼》的怀疑是值得肯定的

宋儒学者精研《周礼》学说，或尊崇、或怀疑、或否定，正应为其思想学风开放，诸家争论不休，才能打破郑、贾“久定一宗”的僵局，开以义理解

作者简介：许骁（1990年2月出生），男，汉，安徽黄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方向：古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