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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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极受众论是伯明翰学派对电视研究的一大贡献，从广义的大众文化研究来看，它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如今，积极受众论已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库存和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定理。但是对于“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积极受众论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在其主要阐发者莫利那里，很难找到哲学上的论证。因而严格说来，一个积极的受众论就仍然有待完成。本文主要从对莫利的人种志研究和有关理论阐说的细读中，批判了其在话语层面寻找积极受众的不彻底的路子，而推演出一个社会本体论的“受众”概念，它假定：受众是因其作为社会本体的存在而具备“抵抗”能力的；或者说，受众的“物质性存在”才是其积极抵抗的最终解释。

关键词：霍尔；莫利；积极受众；日常生活；社会本体论

引言

1973年，斯图尔特·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表了《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虽然其篇幅不算很大，而且也属内部讨论性质，但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专家例如约翰·斯道雷看来，它则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一个重要思想流派的诞生：

如果我们是在寻找文化研究最初从左翼利维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悲观”阐释、美国大众传播模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之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创生时刻，那么它可能就是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Hall 1980；最初发表于1973年）的问世。{1}

如果说斯道雷这里不是将霍尔解码与编码理论的草拟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滥觞，似乎与已成定论的历史叙述不符{2}，那么退后一步没有疑义的则是他将此标定为英国文化研究史上又一新的起点：这就是英国文化研究之霍尔时代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变换一下角度，例如说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群英谱中找出一位最能代表它的人物，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宣布，是霍尔以其对电视的纲领性研究而启动了此后影响深远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霍尔之前只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前史。英国文化研究自霍尔而始。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 1945-）生逢其时，他幸运地赶上了这一历史转折点。当时他是霍尔的门生，被分派做关于电视的文化研究。1974年，他写下作为课业论文的《对媒介受众的再概念》一文，此后便沿着受众这条路子马不停蹄，陆续出版了在电视受众研究领域堪称经典的《“全国”受众》（1980）、《家庭电视》（1986）、《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等著作，成为电视文化研究之“积极受众”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即便在传播学领域，他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屈指可数的大家之列。我们承认霍尔作为英国文化研究总设计师的地位，但是假使没有莫利接续的、持久的、深入而系统的强化和拓展，霍尔关于编码和解码的思想即令如何高妙，那也终将不过是一张图纸而已。莫利接受了霍尔，更实现了霍尔，在这实现当中霍尔的意义被展露、被放大、被渲染。但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倒不在莫利对霍尔的实现，而是在此实现过程中所引发出来的一些新的理论课题，无论它们是否被莫利所察觉、所重视，甚或就是被他所决意地抵制、抛弃。

在其《编码/解码》一文，霍尔期待着其关于解码三种形式的假定能够从经验上予以验证和提炼。斯道雷看到：“这部分地就是戴维·莫利《“全国”受众》（1980）的计划——验证霍尔的模式，检视对电视文本的个人性阐释是如何地相关于‘社会位置’。”{1}不是简单地说“这就是”，而是谨慎地用“部分地”（in part）一语加以限定，这表明斯道雷在将莫利的受众研究作为对霍尔模式的验证的同时，还意识到了莫利在“其它部分”对霍尔的发展和超越，或最低限度说，莫利并不只是在经验上重复霍尔的理论，他还有他自己的工作日程。不过可惜的是，斯道雷在此紧要处却含糊其辞，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莫利究竟在“哪些部分”与霍尔有别，因而在他关于英国文化研究史的叙述中，莫利只是生活在霍尔的阴影下，只是作为霍尔的学生和信徒，而对受众理论并无推进和创新。

这种错误印象或许不能单单归咎于研究者，莫利本人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就其宗旨而言，莫利之着手“全国”受众研究，在他意识到的理论层面上，只是为了证实霍尔已经阐明的电视信息的多义性，“以一种方式被编码的信息总是能够被以不同的方式所阅读”{2}。而就其研究框架看，他也不过是亦步亦趋于霍尔的三种解读范式，他似乎未敢设想过其它框架的可能。这就是说，莫利在从事受众研究之初，并不知道其实证研究所暗寓的理论前景，他没有这个自觉；他后来一直也没有什么理论的野心，相反倒是有不少敌意。而结果则恰恰与他的愿望相悖：本文将证明，莫利对电视受众的实证性的或社会学的研究，虽然自有其设计的意义，但在他未能意识到的意义上，实际上成就了他作为受众理论家乃至于本体论的哲学家的形象。

可以说，从主观上意在为霍尔编码/解码模式“实”证的《“全国‘受众》起，莫利就已经开始走上了通向关于媒介的本体之路。诱使他迈出这一步的首要因素，是他进行受众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这就是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素有传统的“民族志”方法。尽管莫利在其积极受众模式的创建过程中未曾提及理查德·霍加特的名字，似乎霍加特对他从未存在过，但是正是霍加特以其经典性的著作《识字的用途》（1957年）而开辟了将“民族志”方法运用于读者和受众研究的范例和传统，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方法的运用，受众研究才找到了大众媒介中仍然可能坚持其个体性的受众。英国霍加特专家苏·欧文指出：“这就是《识字的用途》的一个中心论题：要了解工人阶级读者就必须清楚他们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就接受什么影响。”③对此，霍尔最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识字的用途》中有一个暗含的观点，即工人阶级受众不是什么空荡荡的容器，那种白板一样的心灵，让中产阶级和大众媒介想填什么就填什么。他们决不就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或者‘文化傻瓜’（霍尔，1981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尽管可能缺少文学传统所给予的那种精致和经典位置，当然也不统一，但就其自身而言，恰如那些有教养的阶级的文化，在德性上，也是一样的细腻、深奥以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接合。可以断言，文化产品的效果不能从为消费者所生产的内容中直接地‘读出’或推演出来，因为要发生任何有深度的‘社会效果’，它们就必须进入，就必须积极地协商于一个业已充分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在此意义上，阅读永远是一种文化实践。”{1}显然，霍尔在《识字的用途》中读出了其编码/解码模式所意图的积极受众概念。另外在此文中，他也多少看到了霍加特所采取的民族志方法对一个积极阅读的意义。而一般地说，霍尔则把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称誉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不是认为他仅仅开创了一个什么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很多很多的人都知道，没有理查德·霍加特就没有文化研究的‘中心’。但并非总是有那么的人同时还能认识到，没有《识字的用途》就不会有文化研究。”{2}依此总体之论，在局部便可以推定，《识字的用途》预示了后来的积极受众论。霍尔不会否认这一点，那么作为霍尔解码/编码理论的实践者和发扬光大者，莫利当也不能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