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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脾胃浅论现代人脑中风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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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43.3 R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349(2011)07-0877-01

现代医学通过多中心临床观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脑中风危险因素,临床上将这些危险因素分为不可干预因素和可干预因素两类。前者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等;后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血脂、同型半胱氨酸、尿酸、心磷脂抗体异常、动脉硬化、代谢综合征、感染、血液病等疾病以及吸烟、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危险因素筛查,可以确定中风患病的高危人群,并对高危人群所具有的危险因素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和治疗。如通过药物控制血压,积极治疗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通过药物和饮食调控血脂,改善动脉硬化等;通过宣教,帮助人们改良生活方式,戒烟限酒等等。对中风危险因素的认识明确客观,采取干预措施操作性强,较为规范,便于采用。

传统的中医学对中风病危险因素的论述从文献中可以看到的,涉及年龄、性别、情志、劳逸、宿疾、节气(气候)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等。历代医家均对中风病病因有过论述,唐宋以前的医家普遍认为,风邪外袭是引发中风的直接原因,而心、肝、肾、脾等脏腑失和,荣卫不足,气血亏虚是其内在基础。金元时期,医家们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了转变,从外风所中转为内因所致,多从火、气、痰及气虚血瘀论治 [1]。近年来,从脾胃论述与脑中风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在临床中也发现脾胃机能的失调,在本病发生、发展中作用重要。本文试图从脾胃论解读现代人脑中风风险因素

《内经》就有“胃气为本”“得谷者昌,失谷者亡”“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等理论,说明脾胃这对脏腑的疾病及其治疗早已被古人们重视。脾胃学说真正得以发扬光大是在金元时期,其代表人物是李东垣,主张应根据四时节气的变化,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变,在理论和临床上逐步摆脱古人医学思想的束缚,立论创新,发明了“内伤”一证,论证了《内经》“四时皆以胃气为本”理论的重要性,从而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重在脾胃,成为补土派的创始人,创立了“脾胃学说”,著有《脾胃论》。内在的元气是人身最重要的健康因素,元气的产生全在脾胃,如果没有脾胃虚弱的内在因素,则虽有外邪也不能侵入人体而发病[2]。

李东垣根据“天人相应”之理,认为人身心肺居于上,肝肾居于下,脾胃居于中而为人体精气升降的枢纽[3]。如他在《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中曰:“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冬秋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可见脾胃健运,升则上输心肺,降则下归肝肾,才能维持“清阳”“浊阴”的正常升降运动。二者燥湿相济,阴阳相合,升降相因,出入有序则可维持“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水谷精微生化精津的正常转变功能。若脾胃受损,脾胃的升降出入失常,清阳之气不能敖布,后天之精不能归藏,饮食清气无法进入,痰浊之物不能排出,则阻滞经络,蒙蔽清窍。故凡素体肥胖、饮食不节、劳倦内伤或忧思郁结伤脾者使脾气化失常,升降逆乱皆可患本病[4]。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复杂,如思虑过度,肝郁乘脾,心火过盛,子病及母等,则易导致脾胃受损而变生诸病。过食肥甘厚味、饮酒无度、过食生冷、辛辣等亦也可内伤脾胃[5]。近年来研究发现[6],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引起消化道吸收障碍,体内维生素B6、B12和叶酸等缺乏,进而影响代谢导致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H型高血压导致的脑卒中已成为区别中外脑卒中的标志,为从脾胃损伤引发脑卒中引领了方向。脑中风可干预的众多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血脂、尿酸、心磷脂抗体异常、动脉硬化、代谢综合征、感染、血液病等疾病以及抽烟、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皆源于脾胃或脾胃受损。

中医学很早就有“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理论,内脏的变化多能在体表出现一定的反映,通过面部及舌的望诊研究[7-9],面象、舌象可以非常灵敏且客观地反映机体正气盛衰、病位深浅、病邪性质、病势进退,通过仔细望诊可以推断疾病的转归和预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出现自然衰老的过程,人的衰老最早也表现在脾胃,《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灵枢・天年篇》曰:“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平盛不摇,故好坐……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精微物质的来源无不与后天脾之运化有关,脾失健运,运化失常,胃纳不足,而胃气是人类赖以生存之根本,水谷精微不能转化为气血津液,气血不足,则脉络空虚,从而引起代谢紊乱,逐渐演变成为脑中风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 杨宝琴,刘文娜,靳琦,等.中风病危险因素及预防的医籍整理与研究(1)[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4):11-14.

[2] 林涛.《脾胃论》之李东垣脾胃学说探讨[J].中医研究,2009,22(4):4-6.

[3] 宋志萍,穆俊霞.《脾胃论》浅析[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11(6):2-3.

[4] 贺娟.论“脾胃为人体气机运行的枢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3(4):234-236.

[5] 冯玲.路志正脾胃学术思想探微[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693-696.

[6] 储全兵.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脑卒中关系的临床研究[J].临床神经病学杂志,2004,17(4):296-297.

[7] 董恺,刘萍,徐敏,等.脑梗死患者舌象不对称性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30(11):174-176.

[8] 高利,刘萍,宋珏娴,等.急性脑梗死患者舌象与血C反应蛋白含量的关系[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30(11):1146-1148.

[9] 高利,王平平,李宁.望诊寻因1例脑卒中患者引发的临床思考[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7,14(4):252-253.

作者简介:袁亚辉(1971―),男,副主任医师,现工作于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进修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邮编:100053);宋珏娴、黄礼媛、罗玉敏、高利(通讯作者),工作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邮编:100053)。

(收稿日期:2011-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