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胡适和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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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们今天不是冲着我，也不是冲着胡适，而是冲着陈丹青来的。”说这话的邵建，身子松弛，语气和他的脸部线条一样硬朗。
5月21日晚，身为《胡适的前半生》一书的作者，邵建受出版方邀请，和陈丹青一起出席在北京海淀区彼岸书店的读书沙龙。开场前一小时，慕名而来的听众规矩地在场外挨个排队。在这个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书斋里，幸运者能拥有前几排座椅中的宝贵一张，大部分人都只能站在后面听讲。
沙龙的主题是《三个胡适，三个鲁迅》，胡适并不是唯一的主角。这个题来自于陈丹青几年前的观点，他认为民国时期有一个活的胡适和鲁迅，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又各有一个胡适和鲁迅的形象。“和台湾文化人谈论胡适和鲁迅，完全是不同的语境。哪怕在台湾遇到一个喜欢鲁迅的人，跟我也没有什么话讲。”陈丹青原想就此写篇东西，却因“自觉学问不够”迟迟没有落笔。
刚一落座，陈丹青问：“你们有多少人读过胡适写的书？”两人一望，举手的不到十分之一。邵建于是又强调了一遍：“你看，你们不是冲着胡适，是冲着陈丹青吧。”
身为胡适的资深研究者，邵建看上去不像他敬仰的胡适那么温润平和，反倒有点像“大先生”鲁迅，快言快语、毫不掩饰内心喜恶。沙龙常客陈丹青不时地催促邵建多说话，别冷场。邵建貌似不怎么“领情”，只是根据话题有感而发，点到即止，并不会为了现场气氛多做发挥，或者开个无关痛痒的玩笑。他指着茶几上要的一杯冰镇啤酒，“我需要刺激”。显然，他觉得现场提问还不够刺激。
从本世纪初以来开始致力于胡、鲁比较研究的邵建，对于胡适的专门研究也就是从2005年才开始。在他读中学的上世纪70年代，胡适当然是以反面形象出现，“走狗”这两个字是他心中对胡适的最早勾勒。经过多年耕耘，他在这本400多页的专著里详细描述了胡适的前36年，尽可能还原他心目中这位“自由主义者”和“理念传播者”的本来面目。书的原名《瞧，这人》取自尼采上世纪80年代的一本精神自叙。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邵建成为胡适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
陈丹青坦言，自己在出国之前对胡适的了解也是零。到美国后，通过唐德刚、张爱玲等人书中的叙述，他才慢慢形成对这个文化大家的初步印象。
“第一次见到（照片），我发现他很好看，典型的君子相。”陈丹青的视线落到了沙龙海报上的胡适，“他脸上没有苦相。”在他眼里，鲁迅当然也好看，夸张点说真像个“文豪”。 “我发现他（胡适）很好看，典型的君子相。他脸上没有苦相。”
“那到底是胡适还是鲁迅更好看？”邵建有点促狭地追问。
现场的笑声响起。陈丹青的回答却认真起来：“鲁迅绝对不是马大哈，他心思异常敏感，看事情异常锐利。胡适不是，他经常头脑热……但碰到原则问题，胡适也是很硬气的。”陈丹青不愿意对二人做出高下评价，落入所谓的道德和历史判断。他感觉今天的社会不好玩，因为再也没有像胡适、鲁迅这样的人物，“虽然性格、学说不一，但都结结实实，都对青年好得要命，一样地为政权所不容，都做出很勇敢、几乎丢掉性命的事情。” “虽然（胡、鲁）性格、学说不一，但都结结实实，都对青年好得要命。”
气氛渐渐热络。读过、没读过胡适作品的听众纷纷描述起他们心中的这位先贤：
“他像个大哥哥，好像说兄弟你好好努力哦……他的背后有我们今天所向往的平等的精神，这是胡适非常感动我的地方。”
“胡适兴趣很广泛，但是在任何一个领域又没有很深入的建树。”
……
不管如何表述，大家都承认当代对于胡适和鲁迅，或极少资料可读，或有着严重的误读。在多次演讲和《笑谈大先生》这本书里，对于鲁迅的“圣人”形象，陈丹青用他去伪存真的视角和充满机锋的语言进行了解构。而在说到世人对胡适的误解以及这一百年的历史时，邵建颇有些心意难平，呼吸都急促了。“我气不顺。谈这些问题，对我自己是一种生理伤害，而不仅仅是精神伤害。”
有人疑惑，胡适和鲁迅缘何在1949年前后在中国大陆遭遇迥然不同？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无比崇拜鲁迅，而将胡适打入冷宫？邵建和陈丹青的解读是，胡适不赞同用暴力一揽子解决问题，这对当时的青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原因，鲁迅是个文学家。相比学术，文学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接受。在战争年代，他火焰和利剑一般的文字，更是感召了千万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走上一条不知方向却甘愿投身的道路。
看到在座这些年轻的面庞，陈丹青感到第四个胡适和鲁迅又出现了。“如果今天他们二人在世，你们会更倾向于谁？”这是陈丹青抛给年轻人的问题。
邵建想当然地以为鲁迅活在今天依然会是年轻人的偶像，和青年互动更多的陈丹青却认为，今天的70后到90后比他们这代50后更加冷静，他们多半会倾向于胡适，也会远离学生运动。
“那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吧。”不服气的邵建请出一位在场的女记者，让她说说上午采访时提到的生动例子。 “你应该去一趟日本。真的很近，不是很贵，划着船去也可以啊。”
女记者说，一次在北京打车时，出租司机顺口背起“我只觉得我所住的并非人间……”当场令她震惊不已。这位司机不仅会背《呐喊》等名篇，而且觉得这些文章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过时。
“丹青兄，如何？”邵建嘴一咧，像个赢了的赌客般得意。
陈丹青依然坚持，他在生活中至少认识20位认同胡适的年轻人。虽然还远未成气候，而且今天倾向胡适的人也未必真正了解胡适，“但对于事物复杂感和理性的趋于认同和尊重，这个时代确实比上世纪30年代要好很多了。”
对胡鲁二人和那段历史，怎么能够“拨开迷雾，看个清楚”？邵建和陈丹青给大家的建议，还是“多读书”。一位读过《野草集》的女听众认为鲁迅“忧愤深广，超越虚无”，她的这些词汇被邵建形容为“很像评论语言”，因此建议她“多读读鲁迅的杂文，形成自己的判断”。
一位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男生直言自己不爱读书，却深深觉得今天人们的读物和口语用词不美，缺乏传统语言的韵味。“很多文字读来没有任何感觉。”陈丹青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一个“悲剧性后果”。
在计算机男生漫长的表述结束之后，一位着灰色T恤的男生露出“终于轮到我了”的释然。他很想知道，当时像鲁迅一样留日的那批知识分子，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会如何看待日本这个国家。邵建按自己思路回答说：“鲁迅对日本感情很深。不能因为日本侵华就对日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男生涨红了脸，解释说自己不是一个愤青，只是想弄清楚上世纪初的留日学子后来对待日本的态度。
“灰色T恤男”就坐在陈丹青对面，看到男生的表情，陈丹青脸上浮起淡淡的笑意，“你就很像我认识的日本人啊，很憨厚，很认真，会把自己心里的想法慢慢表达出来”。话语里没有半点奚落。“我有点紧张”。男生越发窘了。陈丹青鼓励他：“你应该去一趟日本，答案就都有了。真的很近，不是很贵，划着船去也可以啊。”这次，男生和全场都乐了。 （文 | 邓郁）